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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23-03-17 01: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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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东北地区黑土地上,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

  尽管丰收在望,种粮大户陈卓已经开始为明年种什么犯愁了。

  “国外玉米运到中国,还要比咱们玉米每吨低将近一千元,玉米降价是早晚的事。”陈卓说。

  在中国产粮“状元市”吉林省榆树市,像陈卓这样担心玉米政策变化的农民并不在少数。

  年初开始,中国相关政策研究和决策部门的官员,密集奔赴东北地区开展玉米收储政策调研,希望推出与市场接近的收储政策。

  9月17日,中国临时存储玉米挂牌收购价调整为2元每公斤。这是自2008年以来临储价格的首度下调,相关专家及企业界人士认为,此举将有助于国内玉米市场从“政策市”向“市场市”过渡。

  同时,中国农业部在东北四省区部署调减玉米种植面积。吉林省农委公布的今年粮食播种面积,相较2014年减少了91万亩。

  中国东北部的黑土地是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之一,由于玉米作业简单,适应性强,加上政策推动,东北地区种植面积逐年扩大。

  据统计,东北三省玉米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已由2003年的9417.3万亩增至2014年的16954.5万亩,11年间种植面积增长了7537.2万亩。

  “东北地区玉米种植面积的增长,是由大豆、水稻以及杂粮杂豆的减少为代价的,‘五彩农田’变成了‘黄金玉米’。”吉林省农科院院长吴兴宏说。

  玉米独大的生产种植结构,在东北地区形成了特有的玉米经济形态,让玉米不断在“资源”和“包袱”之间变换,东北地区曾出现多轮玉米滞销现象。目前,东北地区的玉米库存高达3208亿斤,占全国玉米库存的78%。

  同时,从最低保护价设立到2008年临储政策出台,政策对粮食流通调控力度不断加强,“政策市”逐步成为中国玉米市场乃至粮食市场的主要特征。玉米价格在政策推动下,不断水涨船高,“政策市”在保护农民利益的情况下,干扰了玉米市场,出现了价格刚性上调的市场预期。

  目前东北地区四省区库存4300亿斤,占全国的48%。“东北地区收储压力巨大,政策性粮食库存年年‘滚雪球’,中央财政负担也越来越重。”中储粮吉林分公司购销计划处处长宋海河说。

  另外,由于农民对最低价收购政策的依赖,不断加大投入,农药、化肥施用量接近极限。农用化肥平均施用量达到434公斤/公顷,是安全上限的1.93倍。导致地力逐渐下降、土壤板结,黑土地流失,不仅粮食可持续生产能力降低,且粮食生产成本逐年增加。

  “农产品和玉米深加工企业一定程度患上了‘补贴依赖症’,必须实施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破解玉米及部分农产品的两难局面。”中国粮食协会玉米分会副秘书长刘笑然说。

  近年来,中国逐步推动农产品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改革,对实施近7年的农产品保护性托市收储政策进行调整,棉花、大豆、菜籽等品种相继由收储改为直补。国家采取的各种政策措施,应该是生产归生产,市场归市场,更注重发挥市场形成价格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价格信号引导生产、调节供求。

  2014年,国务院取消了棉花和大豆临时收储政策,并对新疆(含兵团)棉花和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的大豆实行目标价格改革试点。2015年,油菜籽临储收购也实施新政策,收购定价权下放到各省,而补贴方式分为直接补贴给农民和补贴给油厂作为加工费用两种。一直靠国家财政补贴的临储政策变数增加,意味着国家层面开始对粮油收储进行改革。

  “尽量要用经济杠杆和经济手段,发挥市场作用,少用行政命令和行政手段,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作用。”刘笑然说。

  东北地区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粮食调运和商品粮储备基地。中国在东北实施的多项改革措施,有助于加快东北地区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推动东北地区成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基地。(采写记者:刘荒、齐海山、辛林霞、王炳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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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企高管对调,往往被解读成央企改革和大规模整合的前兆。然而,不少投资者将高管对调看做投资信号,这应该是种误解。事实上,高管对调和央企整合之间联系并不紧密,历史上时有发生,却并不一定伴随着整合重组。

  南北车合并之后,南北船高管对调被看成是两家公司合并的第一步,后来果然应验。今年以来,央企高管之间轮调动作不断,比如一汽和东风汽车之间高层对调,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之间高层对调,三桶油帅位互相替换。最近一次,是9月3日有宝钢背景的马国强成为武钢股份董事长,取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原董事长邓崎琳。

  然而,假若监管部门要对央企进行整合,对调高管的确可以减少阻力,可以互相更熟悉对方情况,但现实情况是央企很难出现大规模合并。如果要推进混合所有制,央企合并必将会推后这个进程,从改革效果上看,混合所有制比央企合并更有实际意义。此外,央企合并增加了行业集中度,让当初分拆央企以鼓励竞争保持活力的努力付诸东流。

  央企高管对调的原因,是为了防止高管长期呆在一个位置上产生的权力过大和腐败违法风险,例如,周永康在石油系统亲信众多,出现腐败窝案,应该是政府着力推进央企高管轮岗的重要原因。

  其实,央企之间轮换高管是一种普遍现象,这也是政府培养高管的一种手段。以王宜林为例,其成长并崛起于中石油系统,在2011年4月调任中海油董事长、党组书记,今年5月又调任中石油担任董事长、党组书记。此外,银行间高管长期存在轮调现象,监管部门官员和企业高管也存在轮调现象,打开三大电信运营商的高管履历,会发现其中大部分有交叉任职的经历。

  央企之间换高管,容易出现竞争对手互换的现象,主要是因为同一行业高管对该行业熟悉,比较容易上手,不至于出现外行领导内行这种情况。但这也会出现两个副作用,第一个是竞争对手之间互相了解对方经营策略,第二个是很难建立高管考核机制。

  从第一点来看,从竞争对手调任来的高管,还是会希望在新岗位上干出成绩,那么是否会利用在竞争对手获得的商业秘密,制定相关策略?社会资本控制的企业,除非出现合并,很少用竞争对手高管,不是不想用,而是高管往往跟公司签订了协议,离职后不允许到同行业公司中任职。

  从第二点来看,高管频繁变动,也不利于公司建立持续性经营策略,不利于对高管进行业绩考核。一个投资项目和经营策略,从决策到见效往往需要几年时间,如果中间出现高管变动,那么是谁的业绩就很难考量,这样就鼓励一些高管没有长远规划,而是制定迎合政策需要的短期策略。

  原标题:央企高管对调不一定就是整合前奏

  稿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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