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迦禅师作“四君子”。放松，自如，如行云！似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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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禅寺地处绍兴柯桥香林风景区内的宝林山中，是绍兴宝林山现代佛教事业的开源中心。宝林山各大小寺院庵堂皆以寂静禅寺做为根本道场，本寺开山祖师是密参禅师。寂静禅寺兴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原名“寂静园”，道雨比丘尼以卖去上海住屋所得两千元人民币，延请其师由沪入山造寺。密参禅师在此山谷寻得甜泉一眼，观山中森秀气象为国内少见，即定于此建茅蓬数间，以做大众修持之所。寂静园十余年间，密参禅师与好友传来禅师在此山中以禅、净、密、律各宗分付于后学，俄成山中诸宗纷显之局面，而后方有紫岩山寺转道入佛、宝林寺由小复大、香林寺归还佛门— “三寺众庵护拥”的格局。寂静禅寺为丛林制度，以扬州高旻寺禅规为则，乃是临济宗法脉传承。自老一辈相继圆寂之后，新一代亲承门徒昌旭昌学昌融隆海昌恒昌迦分别住持本寺，由早期亲自开山造屋、种地自足打柴担物，二十年后得成此钢筋水泥大殿禅堂的现代寺院。本寺修行延“绵密潜修”之道风，源于密参传来两禅师大半辈子亲随来果大和尚与虚云长老的衣钵，故此禅院深锁桂树翠竹映山红的江南大山中，却为八十年代后海内外禅和子的参访之地。然而寺僧好隐，竟也有如“寂静”之名。
贵网站的内容丰富，但内容中不要太多“花边新闻”则更好（yanguang按，此处指得是原来的社会新闻栏），多点教育与文化的报道—佛教不能远离了引导，祝网站日盛！另：伽蓝一栏中有误，请及时更正为盼——绍兴地区的“寂净寺”应为寂静寺。我曾在本寺任过住持，址在柯桥湖圹宝林山，如要资料可以提供。释昌迦合十于上海静七茅蓬 200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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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古琴文化的历史内涵看现实意义》


昌迦著


古琴，在现代人心目中被视为“玄妙高雅”的音乐，如今又在现代大都市里悄悄地“热”起来了。全数计之，怕是世上持有古琴的“发烧友”两三千人不在话下，其中还不包括百位专业演奏员。这不禁让人想起了那个韶乐飘飘的鲁国，和周代的仕族。是百年苍桑过后的中国回复了元气正准备唱以“泱泱”来风.雅.颂了？众人们（更包括了老先生）说：这是“国学”的国乐。呵，我可也算这“国乐三两千”的一份子了！虽没入这个“会”那个“社”，但以持有一琴却还大动刀斧造琴不巳的热情来论，怕也可伦为“高烧”得大汗淋漓“不亦热（乐）乎”之流的。烧退后，便有许多“胡言”中的经验，想来与大家分享，这当也算是一种“很雅的”事吧？好，且听我慢慢道来……

有人说，这古琴之所以“古”字当头，是因为中国五千年文明中的“琴”这个字，可不是随便用的，它单指五弦或七弦横木状的弹拔乐器。原是仕族儒士们用以“明志”的工具，所以有“士，无故不彻琴”的说法。在周朝，琴是十分“私人化”的东西，它不会用在宴乐之中。原因之一是琴的发音很轻弱，不足以从朋客饕餮大肉的咀嚼声中送入耳膜，它只是宜于向自己表达理想和情绪的乐器。在周代前，琴是民间的，从不象钟鼓这样因“大声”而为族领所重视。的确，它的号召力是比较差的，这只是一种古老的玩意儿。可是在周朝中，它成了官方的“准乐器”。也许，官方可以从对属员私舍中弹出的乐音里探听这个人的“心声”？所以，这琴就“重要”起来了。上古, 琴是没有琴谱的，有一种人是职业的“琴师”，他们一辈子往来于仕族子弟之间，教琴偶而也成为上座演奏的示范。那时还出现了世代教琴的琴师家族，如孔子的老师叫师襄，即琴师世家“师”的后代（师的古意就是“教琴者”的意思）。他之前，还有因为在教琴时得罪郑卫侯的宠姬被鞭打了三百鞭的师曹，有在晋侯面前反对“靡靡之乐”的师旷，有被迫演奏“亡国之声”的师涓。看来耳传口授的过程是很专业的，故而，这成了孔子要求他的学生必学的“六艺”之一，是当官者的技能。

上古的琴，是放在案上弹奏的。所谓“案”，不是桌子（桌子是汉唐后才出现的家俱）。“案”是有“围边”的大木板，原是吃饭时放食具的东西，放在地上后有如倒扣的木盘，有很好的共鸣效果。所以，周代的琴体是没有音箱设计的，奏乐者与大家一样席地而坐，将这没音箱的琴（真正的古琴）放在案上，利用案的共鸣来放大振弦的音量。故而，上古的琴是一方木料制成的，没有明显的腔式构造，只是为了上面数条弦的张力而强调“坚直”和轻，所以要用桐木来造，桐木是一种实心击之也如“空心”的特殊木材，古人也讲：“上古之琴不过是在一木的两端支上木条，再张上琴弦而巳”，就是这样的。我们的考古专家对现今考古发掘出的先秦古琴底板没有胶合，有点百思不解，正是不知“周人奏琴用案”的缘故。那些被放在琴下，与琴体用绳系在一起出土的所谓“底板”，不过是琴体平直度的“校直器”而巳，这样，琴在古代那种泥地平房里存放，湿度变化和弦的不同张力下可以保证它不变型。所以我个人认为，上古的琴到了周代巳是成熟期，它的发声原理和结构都是被官方定位的。

古籍记载中说，在周文王前就制定了琴的五弦，而周文王周武王各加上了二弦，即成了古琴七弦的格式。其实，这是说琴的声学定位被设为“五声音阶”的时代应是在商末周初，那是普及乐理的时代。由于声学理论是一种“公共文化”，所以周文王也的确算是一个致力于“开国新文化”的“文”王。这五弦即被称之代表自然界的“宫商五弦”。直至其子周武王之后，才有了对五声音阶进行“变音修饰”的要求，武王所加的二弦即名“变徵弦”.“变羽弦”，分别为文弦和武弦。从此，古琴即被称为“七弦琴”，而与瑟筝等乐器从弦制上有了区别。“文武二弦”的设置，表明了周朝官方对于古琴发挥个人情感的一种认同和默许。“文武二弦”是修饰“宫商五弦”的，哲理中包含了周朝《易学》内涵，琴真正成为“调心工具”当是源于此时。

在东周未期的战国时代，有两个人物与“知音”连在了一起，那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们是俞伯牙和钟子期。俞伯牙是个善弹琴的隐者，生活在渔舟上，以他的琴声之妙，古人讲，会让“六马仰秣”— 六匹马儿同时仰起头来“因欣赏”而忘记了吃草，竟有这样的动心！可是，心术不古的人们中，竟让伯牙找不到半个知音。战国争伐，人的正直理想抱负成了江水中的一叶小舟随流沉浮。有一天，“伯牙小舟”泊过一片荒地（好像是去常州做官的途中），当他的琴声又从舟中“泛”出时，一个在江边垠荒的老农钟子期，却放下了工具久久聆听。对着这琴曲，钟子期说：在琴声里听到了小舟主人的心绪。他描述为“魏魏乎，志在高山”的壮心，和“洋洋乎，志在流水”的向往。而这两个佰生人，从琴声的交流中找到了共同的志向。渔人和农夫—在这周王朝巳行将覆灭的时代里，又让人敏感地想起周王朝的谛造者姜子牙和周文王周武王的一幕。子牙也不正是一个渭河边上的钓鱼翁吗？以文王八年囚徒的身份，不也正像是一个农夫！七百年过去了，难道是历史的回转？一年过后，伯牙再归荒地来寻子期时，我们才知这一幕巳不再如故— 明代谢琳著的《太古遗音》中有一曲后人拟写的动人琴歌《伯牙吊子期》，歌中以伯牙的口吻吟道：“长忆去年春，江上相逢君，今日到江滨，不见知音空见坟，伤心伤心复伤心！不忍泪如倾，江汉为我生愁云，一杯绿酏奠芳草，泉下悠悠闻不闻，从此少知音！叹，人生再会，难！”据说伯牙在子期墓前捻断琴弦，砸破了它—从此不再弹琴了！这样的结局，与子牙周王“伟大伐纣事业”的成功合作，可倒是一个鲜明的对照。

伯牙，其技虽然能让没有“机巧”的马儿来听琴，但不能感动复杂的人心。他可是少了点对五音的修养？“文武二弦”虽然能发出招来“知音”的私声，但因远离了公共的共鸣基础—正五音的条件，那“知音”总有这么点“臭味相投者”的味道！在东方文明里，宫商角徵羽这五个音阶代表了人类社会理性表述的“数位符”，它是语言表达自然心声的“正格”。社会文明的和谐与否，可直接从五音中分析出来，一句话—五音连“心”也！话归正传，这个时代的奏琴者巳从仕弟子儒生，发展成隐士之流了。隐士们逃避与欲望的矛盾，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流。这，就是“高山流水”的悲剧之因。

且不管春秋战国如何“礼崩乐坏”，我们从俞伯牙在小船奏琴中，还是看到了那时的人们，巳找到扩音效果比案板好的东西— 船板，整只木船就如同一个“大音箱”，人在音箱中听乐的妙处自不待言了。请客人入船来“知音”一番，当然要比上岸后的官舍中弹奏更能找到知音人。因缘.因果是不同的嘛！对音箱的依赖，说明周朝古琴是没有内置式音箱的。这与我们现在所用的“七弦琴”从声学结构原理上决不一样，我们用的乃是另一种琴，虽然都被称做了“琴”。真正完成了“礼崩乐坏”的时代是在秦朝，那是连乐器都被废去的时代，它的出现中止了周朝数百年礼乐的文明。它建立的是一个军事化政令的简朴政权，不再需要儒生和仕族的指手划脚，周朝法典《周易》早在孔夫子那时就是没人懂的“老古董”了，这时的秦始皇在通过韩非子全力持行《老子》的新式思想方针。焚书坑儒时，乐典乐器自是没有免的道理的，一概地烧了去。所以，古琴的历史写到这里也该收个小结了，我们在秦以前的文物出土乐器中没有见过有着实用共鸣箱的七弦古琴。

二十七年弹指即过，秦王朝也如同它的“新思想”一样成了旧得没人要的东西。汉朝，是个隐者名士成风的时代。“仙”意的人们，努力回忆着搜索着过去和外面的文明— 也想到了琴。这时的琴从四川出土的汉陶俑来看，巳经离开了辅助音箱，放在膝上弹奏了。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标志外来文明的乐器也开始影响了我国，羌鼓琵琶都是域外的乐器。古琴，人们倒是又以怀疑的眼光开始揣测它地音量了（汉代虽还是踞地而坐，但早巳用上了如炕桌的扶桌，“案”变为了持盘）。军事的秦代过后，周文化“礼器”代表者的“琴”，真的如同失去周朝一样，永远失去了它赖以传音共鸣的“案”。琴的上膝，说明它“生”出了如琵琶一样的共鸣结构，它不再有礼教的内涵，而与筝等乐器以“世俗的华美”为方向发展。当今我们所能听到的琴乐，正是延着这个道路结出的奇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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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都可以拥有一张有共鸣箱的七弦琴，那，却是秦代后的制式。汉代是个出造琴大师的时代，蔡邕对琴界的影响是十分大的，流传下来的有琴曲《蔡氏五弄》。而他那张“焦尾琴”的来历，使得至今对古琴尾部仍称为“焦尾”。他在吴地朋友家釜下得到的焦木，让其觅到一个造琴的良材，可见那时的人们，多么期望材质伴着音箱的出现而发出美妙的乐音啊！觅琴材，自此成了琴人挥不去的梦，就如琴人们在理想王国里寻求的周朝“儒雅”一般。

古琴的改制是从结构入手的，然而，它的型制竟没有多大的变动。中国人对于形式的重视，让它永远冠着了“琴”的名称，筝瑟之器是无权与之争位的。也许在琴上，急于复古的文人们还能找到一些周代图绘的琴样，于是崇儒的好古者“按图索骥”，琴的部位依样被做成了额肩腰尾的格式。人们从传下的图样中得到的是平面记录的三维结构古琴，可是解析它并非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古人虽把木材因外形切割产生的木纹肌理做为记录琴体样式的标准信息传承下来了，但周代后的复古者却将它理解为了琴的内部结构，并加以复制。于是乎，出现了一个并不具有理想音学功能的古琴音箱，现在的琴体内部就是这样误解的结果。可惜，音量弱的问题是很突出的，于是放大音箱尺寸，挖薄琴壁，寻找上好的材质，百般鼓捣以至于发展成挖人古墓，乞求以棺木的朽质来制造“产生美妙音声”的琴（也不知是谁想出的“馊主意”，竟在人间传播了上千年）。当然，古人用桐木来造琴面的记录大多是得到继承的，我们现在的琴就多是桐木的。在江南，出现了杉木的琴（张越沈镣为制琴名家），川蜀一带还有松木的琴（以雷威为代表的雷氏世家所造的“雷公琴”系列），那都是唐朝后的产物。唐代当了二十多年宰相的李勉也亲自上阵，动手造琴，藏琴数百张在权势人家成为财富和儒雅的象征。因此，工匠们为造出“稀世之珍”，冒风雪入深山，在深夜中听辨风吹林木产生的声学动态来选取良材，造出了“九霄环佩”“大圣遗音”等传世名琴（现藏故宫博物院）。唐代琴人的复古热情，虽误解了“周文化”，但却引进了新思维，造就了新“古”琴。

琴的误解，从孔老夫子起就有了。他在对学生们的要求中，复礼— 研习“六艺”的目的，就是发誓要将失传的文化“寻”回来。很可惜，唐代寻回来的是一个“虚擬的”琴学。 “梆式弦振发音”的乐器，早巳在不知不觉中变为“音箱式弦振发音”的乐器。真可谓是老母鸡变鸭了！从此，无人再懂那琴学与天文星宿的关系，也无人再知琴学与地理时序间的关系。五行十二律只是成了牵强附会的记谱工具，“礼”，终于再也没有找得回来，因为它内在的“数”巳消失怠尽了.

我不知道这样的琴学发展是不是算“式微”，若不能说周礼中的琴学巳随周朝的灭亡而消失了，那怕是还有一个人懂得其中的内涵也是有了“传承”啊！事实是没人真的懂。结合了孔老夫子 “克己复礼”的奋斗经历，我们承认它真的断代了！从唐代开始，一种新的文化在大陆孕育，它结合了外域的文明。在琴学里，还反映为记谱方式与琴体的设计一起出现于世— 那就是名为“减字谱”的记录规则被制定出来了，到宋代，这种方块状文字式的专用符号真正完成定型。我以为它的发明与西夏文字有着密切关联，是少数游牧民族文化提供给新琴学一个生命的空间。这种符号与西夏文一样是“会意，指示，借声”汇于一体的“类楷书体”。它的出现，真正将琴学带入了一个“有记录的年代”，琴的曲谱才放弃了词句的赘述，与“文学格式”分道而行了。商周乐工的记乐方式，现在可以见到的有“曲线谱式”和“干支谱式”“宫商谱式”及“乾坤谱式”，但琴学里宋代前只见到“词句记谱”这种方式。现保存于日本寺院里的唐朝卷子《碣石调幽兰》是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琴谱实物了，它是词句式的。随着减字谱的出现，再也无人将地方特色的“调性琴曲”视为“亡国新声”了。如碣石调就是出自甘肃天水一个叫“碣石”的地方，这曲子是用这个少数民族的方言做调子写成的。而这由南北朝诗人鲍照所作的内容，竟是描述反对“地方调性”的孔老夫子在路上见幽兰而感叹自己怀才不遇的压抑伤感，真可是“以其人之道，返治其人之身”！孔子若听到曲子，恐怕也不会反对“郑声”了吧？总之，各个地区调性在琴曲中的广泛运用，成为现代琴学的实质内涵，郑乐新声式的表达，正是不折不扣的现代琴学。

靡靡之音的琴曲竟也“不知不觉”成了琴人的品味内容？说来是有点惊心，但确是事实。我们很难找到一曲入宫商调性的真“雅曲”。《大胡笳》《小胡笳》直是西域胡人的“西域调”，因为新的演奏技法早巳冲破五音的约束，琴声中只留下“情绪的”表达内容，走向世俗里了。世俗的秦腔吴调并不算是走得太远的，更有外国的梵音曲子成为琴曲的重要代表被传承的，那是明代的琴谱《释谈章》。表达的是普安和尚的“普安咒”，庄严肃穆令人身心俱静，被称为平调中的“第一操”。十多年前曾在上海龙华寺僧寮中听福建广学法师为我唱吟这“普安咒”，可如今，只是做为活化石“南音”保留在福建少数人手中。 “减字谱”有谱式的详细记录，《释谈章》是杭州人李水南的作品。在人们热衷于地方调子入琴的同时，另一种域外文化的雅乐— 佛教词曲进入了琴界。唐代是中华文化的“新萌代”，唐诗与琴的合作是愉快的，流传下来的唐曲多有诗词附之，如僧皎然的《风入松》刘禹锡的《陋室铭》及张继的《枫桥夜泊》，琴虽不再具有“正音”的政治效果了，但生出“以调为境的新风”倒成了唐诗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

入了宋代，操琴者不但如唐有僧道与儒的大师，更因在一脉相承的师承体系中出现北宋“琴僧世承”系统，而将琴学中盲目崇古拟古的“假清高”打了个粉碎。琴史中，将这个贯串一百多年独特传承的琴学体系，视为现代琴学的重要源流。这个流派的创始人朱文济，反对宋太宗不懂乐理音律乱搞“周王加弦”的把戏，在皇帝面前用九弦琴而只动了七弦，弹的依旧是《古秋风》。他的刚正不阿坚持学术的严肃作风（即是在当今，也可让某些学者汗颜的），成为了琴僧系统学术的“治学精神指南”。这些琴学大师分别是慧日大师释夷中，释知白，释义海，则全和尚，释照旷等，其中则全和尚对演奏理论有独到的见地，他教授的琴曲是当时最受欢迎的。这些大师都以刻苦颖慧的认真态度对待琴技，如义海在京师随夷中学成后，归越州（今绍兴）法华山练琴“积十年不下山，昼夜手不释弦，遂穷其妙。”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总结说：“海之艺，不在于声，其意韵萧然得于声外，此众人所不及也！”欧阳修听了知白的演奏后兴奋地以长诗一首赞美他，诗中道：“岂知山高水深意，久巳写此朱弦琴。”“吾闻夷中琴巳久，常恐老死失其传／夷中未识不得见，岂谓今逢知白弹／遗音仿弗尚可爱，何况之子传其全。”僧人教授琴学的活动范围，北到中都（今北京）内入京师（河南开封）南至越州（浙江绍兴），他们的影响用“十分巨大”来形容是不过分的。因此南北上下文人“弦歌填词”成风，苏东坡居士即以音律通会而成一代文豪的。太常博士沈遵为欧阳修的散文《醉翁亭记》作了琴曲《醉翁吟》，东坡居士听了曲后，又为《醉翁吟》重填词。在他一封给沈遵儿子本觉禅师的信中，讲述他对琴的感情：“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声有不相应。沈君信手弹琴而与泉合，居士纵笔而与琴会，此必有真同者矣！”可见，琴对豪放派诗人的影响了。

苏轼在其著的《杂书琴事》一书中说：“琴非雅声，世以琴为雅声，过矣！琴，正古之郑卫耳！今世所谓郑卫，皆乃胡部，非中华之声。”他批驳了古人盲目崇古的风气，实事求是地说出了“新古琴”的见解。东坡居士的见地中有佛法的智慧，可能琴僧文化的直率让人们对迷茫事物终于有了清淅的认识。则全和尚以《则全和尚节奏指法》一书发挥了义海大师琴学论述，强调 “调子”与“操弄”的不同。由此从学术上分析出“器乐化”和“吟诵化”两种不一样表达方式，真正将琴学推向与古有别的“现代道路”上去了。

说琴乃“郑卫之声”也是过正之言，因为雅之何以为“雅”，谁人也说不清了。反正周礼的时代巳过了千年，旧古琴失传久矣！人们在汇集新的“雅理论”。清代广陵派的明辰和尚（扬州建隆寺方丈），传承先机和尚的琴学。丹徒县志中记载，他夏日随手成曲，名《碧天秋思》，满座生凉。他对学生们说：“乐之音，足以宣幽抑释矜燥，远性情移中和，使人神气清旷，襟抱澄静，超然如出人境而立于埃氛之表者，惟琴焉！”（蕉庵琴谱）因此他的学生也以此为琴人的生活态度，扬州居士秦维瀚就是一个。太平天国战乱，扬州城荒无一人。秦维瀚独自归来，静坐一室，每日依旧临晋唐古帖数行弹琴数曲，更以暇时汇辑古今琴谱。在“死城”的三次兵灾中，他没有像那些“儒雅”名士一样地逃走，而是继续他的嗜古独深的学术生活。这种“不怕死”的定力，正是佛门学者所要做到的！这里，不是也有一种“别样的雅”吗？雅得很现实。

现代的古琴结构，巳经用上了钢丝尼龙复合弦。虽然是因现代环境的噪音让它不得不修改振频强度，但琴在现实里的确因改良而得到了再次的新生。琴材要随弦的变化而有新要求了！古琴的徽位在五千年中不知变了多少次了，它将保守现状呢还是改回周理数术？仰或还将变下去，变出个与西洋钢琴一统的徽位来？“豆芽状”的西洋音符或可代替了“减字谱”来“与时俱进”吗？— 这真是：空假假空假即空，非空非假亦非中。四边不着真般若，无性缘生万法通！      



（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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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迦禅师文章《佛教不介入政教合一》：

中国宪法规定我国是一个政教分离的政治制度国家，政治军事、与宗教是分开运行的。政治军事是所谓的世俗社会活动，而宗教是非世俗的文化活动领域。两者结构的混杂会造成历史上显见不鲜的人群矛盾激化事件。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国家，政教分离让所有国人得以和平共处。我国世俗传统中对佛教团体的尊重是建立在对出家僧侣职能身份赋与充份认可的体现上，因此人人都知“僧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道理。古代封建社会的每个腐败王朝却都不太顾及传统宗教的尊严，强向寺院征粮征银征兵丁。寺院并不是生产机构，而只是受社会慈善布施的纯消费型乞食团体，大多数团体自身所承担生活资源的分配都有很大的内部压力，大和尚们厚着脸皮在权贵者面前为众僧乞讨，目的也是为了养活僧众继读传承优秀的传统思想文明。因此历代明君都会把对僧侣的尊重当做是本朝本代的兴盛之相福祉之源。因而在古今东西方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文明国度里，对于宗教机构、教职人员有着与世俗机构不同的特殊待遇：不要寺院捐税、不向僧尼征兵，尊重宗教人士的传统信仰原则，不强迫僧尼违背自己的宗教意愿。这也是政教得以分离的基本条件：政有政权，教有教权，僧俗两不相干。国民党军队兵败逃向台湾之时，强征壮丁连僧侣也不放过，许多江浙一带的小和尚就这样不自愿的当了世俗的士兵拿上杀人的枪炮，成为现代文明的笑柄。现在台湾有许多退休国军老兵都出家为僧，他们是不主张国家分裂的人，用现代话说，即是爱国爱教的佛教徒。僧侣以个人身份自愿当兵入军籍，是不代表宗教团体的个人行为，必须脱掉僧服除去僧籍，这是佛教许可的，佛教不强迫世俗也不希望世俗来强迫佛教。如今，由老一代两岸佛教界人士的拉手和谈已经在两派人手上弄失败，佛教的爱国努力已经尽力了，还要打，就不是佛教可以帮的-----也该让佛教人士爱爱教吧！军训若只以集体的体能反应训练为目的，僧众不妨走上一走。如果是以杀戮为目的，就有悖于出家行为，很荒唐。希望佛教不要介入政教合一的事实中。以陈水扁基督教的身份，他也在对岸拉出一伙政教合一的死党，这事就更麻烦了，民族族群分裂会变得更加深，徒让外人得利。释昌迦200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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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乘”看修行内涵与特色——昌迦禅师
缘觉乘、声闻乘、菩萨乘是佛法修行三类不同“载容”的名称，因为载容量的不同而有中、小、大的称呼。好比中型的车辆、小型的车辆、大型的车辆。之所以会有载容的变化，实在是它们各有的修持特色而决定了公众能够参与的“面”的不同。过去有不少人对大乘、小乘和中乘理解为“好与坏”的概念，实则是对佛法的误解。参与面的大小与好坏没有绝对关系，倒是有“粗与精”的区别。
三乘各有自己的行持方法，缘觉乘是以“十二因缘法”修持的，声闻乘是从“四谛法”入手修持的。四谛十二因缘都是佛陀在世时初转法轮时说的佛法。菩萨乘则以佛陀在各个时期的生活环境中所说的“大乘菩萨修因证果之法”，用六度万行来行持的。因此，就佛陀说法对象的不同，环境的不同，也就有了“三乘”入道人数的不同。
涉入四谛法的修行人群比例最小，是佛法的内核。说明能入此位修持“罗汉道”的人数最少，精细度、难度很高，是属于专业中的高级别修行，讲究佛法的体验。四谛法也是佛教在印度沙门运动中的口号。十二因缘法处于中间，是修持“缘觉乘”的方法。十二因缘所述的内容有着广泛的“旧文化底蕴”，所以能进入此道修行的人数较多些。菩萨乘有着诸种不同的方式，变化最多，所以入此道修行的人最多，讲究的是佛法的现实实践。
综上所述，三乘因其利用的“文化背景”不同，而有参与人数上的不同，沙门运动因其是以游离“世间文化”的出世间比丘的运动，而没有普及大众的可能。但是，就佛陀领导的沙门僧团来说，四谛法所修持的罗汉道成就，足以理解十二因缘法，并对六度万行的菩萨道进行指导。所以说，比丘是佛教教育的精英。比丘行持的罗汉道成就决定了菩萨道在民众中的实践与否。在比丘说来，菩萨道是“罗汉成就”的一种应用。真正的菩萨道要有罗汉成就的基础才能实现。若以为大乘乐，小乘苦，欲弃苦趋乐，就是背离了佛法八正道中的要素。因此，论小乘修行之苦即说明了小乘文化之难之精，只有声闻比丘才能涉入的。
如果一个道理能与一个人所共知的故事结合起来，乐于听的人便多些，大乘佛法就是这样的体系。但听的人是多的，能不能听得懂，却需要行菩萨道的罗汉成就者的传授。所以说，没有行菩萨道的罗汉成就者来参与，便无法学得菩萨成就。因此佛陀说罗汉中的未成就者是“焦芽败种”，是这个道理，而不是否定罗汉成就的价值！
综上所述，佛法不但是提倡自身文化特色的教学，而且是利用旧文化，重新阐释老文化的教育。佛法的广博，尽可以从这样的三乘特色和内涵上看到它的现实性和伟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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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迦禅师开示节录.
类似古代禅宗高僧自身出火的神异现象的确还有出现，不但东方有西方也有，古代有现代也有。

       只不过与宗教不同的是有可控预知和不可控非自知的区别，可控而能预知的那些多是个人神变的游戏，不可控非自知的发生则是于个人于社会属可怕的灾难事件。

       比如自身出火自燃而化，古代僧人生理入灭时喜欢用这个方法玩它一把，这是一辈子只玩得上一次的游戏。很多人玩不了这自燃化身的，因为这是生理内部的自燃，并不用打火机和煤油！

       话又说回来，用打火机是不成的，那叫自杀，是佛教严禁的事。世上也有极少数人原不想烧毁自身，却不知哪天哪个地方，自己身上着火了！把个自己和在场的人都吓个半死，又是打119又是七手八脚往身上弄灭火泡沫，搞得好狼狈好祸害，烧了公物赔了钱烧了自身皮肉还得上医院用这个皮那个皮来补，这就是不太妙的事，也是被佛教所禁止的，佛教教义严厉禁止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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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心一明月埋骨万梅花—— 怀念中华佛教总会首任会长寄禅大和尚》（昌迦禅师）
在上个世纪的中国，曾发生过两次文化大革命。近的一次是众人皆知的六十年代的“中共文化大革命”，以“破四旧，立新风”为幌子，借用了“德俄马.列”主义思想，强烈地冲击了中国人的肉体与精神世界，客观上，本土文化与经济因之倒退了二十年。而远的一次，因为涉及了辛亥革命“伟大光环”，人们却不敢常谈。那就是中国国民党引进的“西方文化大革命”。他们以“反封建”为幌子，且曾经叫嚣着要回到二百年前的明朝去，“反清复明”成了民族仇恨的代名词。一时间，日美文化“摩登文明”的假洋鬼子们驾着“驱除鞑虏”和“兴办新学”的双驾快马，在中华古老文明的土地上横冲直撞。这两个运动的实质，都有破坏东方文明的内涵。中华民国元年，“啪”— 这一耳光声，从国民政府“民政司司长”的手掌上传入了中华大地亿万佛子的“耳膜”里。它像征着西方文化势力通过传教士来华，鸦片毒品输入和军事入侵，直至留洋学生的“成功革命”返华，“洋文化的半殖民”终成了定局。而这被打的人，是被指责代表了旧文化的佛教“中华佛教总会”首任会长释敬安。

释敬安，字寄禅又名“八指头陀”，湖南人（1851－1913）。文章里说他父母早亡，是个孤儿。而他的湘阴同乡郭涵斋居士说：寄禅和尚的父亲是他家的佃农，是其父主动将儿子舍与寺院为僧的。也许只是其母早亡他家一贫如洗，故而他才为邻村放牛谋生。这个俗名“黄读山”的穷孩子原是不可能入私塾读书的，就算有机会接近几位教书先生，也不可能真的上学。郭居士说寄禅和尚是在寺院课诵中识全了字，是佛门成全了他诗人的理想和伟大人格精神，我想这是可信的。寄禅的自传中说，他是牧牛时忽见篱间白桃花为风摧落而感慨人生，不觉放声大哭，于是离尘出家。这只是一种传统文学的比喻手法，众所周知《桃花落》是一商调的曲牌名，它是传统音乐和古典诗词用来表达“人生悲伤”的艺术格式。而“牧牛”，则是禅宗对于“观心”的比喻。“风”则在文化里有“时运”的意义。“篱间”是表达他在世俗寄人篱下痛苦境遇的一种形像比喻。寄禅以他对古典文学的娴熟把握，十分诗意地将这“出家”的际遇，与修行后的觉悟联系起来，让人感到了美的境界。要理解以上内涵，是要有点对我们五千年文明地了解的。

寄禅在湘阴法华寺从东林和尚出了家。他的出家，正是他人生转折的开始。从此，读经识字成了他生存必须的东西，探取知识与智慧的重要，远大于了衣食之需。而这,在世俗里的穷孩子是不敢想像的。湖南沅湘之水交汇处是个出文化名人的地方，从近代看诗僧寄禅是一位。以后还有画家齐白石（木匠），政治领袖毛主席（教师），都可谓是“重量级”的人物。寄禅的早期出家生涯，是以做“苦行头陀”开端的。从法华寺转入岐山仁瑞寺，以五年苦行修“福”而不计得失，为大众服务，乃至于吃的是狗食馊饭也在所不惜。（这与只是头披长发自由散漫的假头陀可有本质的区别 ）从他对寺内上座法师精一“喜吟诗”的讥讽上看，那时寄禅还停留在理想中“追求衲子的本份”上，他于“世谛文字”不能得心应手，乃至是“嗔厌”的。直至两年后寄禅到岳阳访舅父，正值岳阳楼上有文人诗会。众人分韵赋诗，他随口以“洞庭波送一僧来”句惊四座，诗人郭菊荪说寄禅“语有神助”， 授他唐诗三百首。至此，寄禅方知“慧”的重要，自觉天资暗钝，对佛经的理解也产生了更高的要求。二十五岁那年，他辞别了师父行脚前往普陀朝山，在宁波阿育王寺割臂肉，并燃左手两指以供佛陀舍利来求慧，自号“八指头陀”。后住于镇江金山寺随大定禅师习禅。可以看到寄禅离湘，是恨己之不能通达经义，而用“割肉燃指发愿”的行动来革除自身的愚钝，其志气与勇气实在是可敬可佩！光绪十年寄禅“饱参诸方”而归湖南，承嗣岳麓山诗书画俱佳的笠云法师。分别住持过湖南境内的罗汉寺（衡阳），上封寺大善寺（南岳）。沩山密印寺（宁乡），神鼎寺（湘阴），上林寺（长沙）。至光绪二十八年，当时宁波天童寺无方丈，寺内首座率两序班首亲来长沙，礼请五十二岁的寄禅入天童寺住持。此时的他早巳是福慧双全的大和尚了。

因为寄禅直接从寺院教育中得到了与世有益的收获，故此他对僧学教育十分重视。当时杭州有位松风和尚在杭州开设僧学堂，不幸被一僧人打扮的哑巴谋害殉教。寄禅知后立即公开支持兴办僧学，并于1908年首在宁波成立“宁波僧教育会”，创办了僧众小学和民众小学。自从清政府洋务派官员张之洞提出“以庙产兴学”的主张后，许多势力也都盘算占有那千年文明遗留下来的丰厚公有遗产。光绪未年，江浙各省学堂的主办者因缺钱而又产生抢夺寺院公财之意。杭州僧界情急之下，冒用寄禅和尚名义联合了浙江三十五所寺院，欲请国际佛教界来华保护，以抵制世俗的侵占，可见寄禅在海内外的号召力。虽然“请外国僧人来华护寺”的事被寄禅及时制止了，但如火如荼的“反侵占斗争”把寄禅推到了反抗侵占的最前沿—人们意识到中国也必须建立一个代表广大佛教群众利益的全国性政治组织，来与各种政治势力对话。1912年，“辛亥革命”爆发了，全国佛教各宗派各大山的寺院代表齐聚上海留云寺，商议建立中国自有佛教以来，第一个“因政治压迫”而自发组织的，一个为佛教利益说话的全国性政治团体。众人公推寄禅和尚为首任会长，团体定名为“中华佛教总会”（这就是现代中国佛教协会的前身）。设本部于上海静安寺，机关部北京法源寺。

1912年春，那可是个奇怪的“春天”。才夺取政权的国民党临时政府便向它的各省教育机构发布了“夺取寺产以充教育财政支出”的法令，那些睽视佛教僧财垂涎巳久的“势力头子们”大喜过望，于是推倒佛像抢夺寺产田地 ，驱逐僧人的行为被合法化，全国搞得一片乌烟瘴气。寄禅大和尚受“中华佛教总会”之命，前往南京临时政府面见孙中山，请求保护寺产。而那些国民政府要员内部正闹权力倾轧，虽孙中山口头承诺，实则寄禅大和尚被“晾”一边，无人理会。一过数月，这政府竟悄然迁往了北京！寄禅一看不行，南京巳成“空府”，十一月随后北上请愿。在北京政府的“民政司”中，便与“首长”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司长杜关恼羞成怒“武力解决”。一掌出手，重重地打在寄禅那“为食人所不食而存的”风霜老脸上。这张老脸，还挂着千千万“佛门无产者”所委托的一线生机啊！于今被这一掌下去，打没有了，什么希望也没有了。我们的寄禅没回手，他静静地走出了这个原不为穷和尚开的军阀衙门，回到了机关总部法源寺。夜半，他悄悄在禅定中关毕了自己的心脏！

寄禅会长的圆寂，马上通过电报传向了全国各地。各地佛教代表迅速从四面八方向北京汇集，社会各界的声援和抗议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在上海“中华佛教总会总部”的静安寺里，二干多位各界代表为寄禅大和尚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全国僧众莫不哀痛。在公众强大的压力下，国民政府不得不取消了那个无理法令，并由“民政司司长”出面向全国佛教界道歉！寄禅以自己的一死，给佛教僧人带来了生机，也让佛教界逃过了这场与战争炮火相伴而来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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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从古到今那些所谓的“政党”（如东林党等），都是些抱着“自我选定的文化形态为思想”的读书人组织。中国国民党早期也不例外，他们中的骨干，原是一群留洋海外的学生和与满族人有家仇的青年。皆在海外得到过“非东方的教育”，与他们的洪秀全长辈有所不同的是，他们不但有“洋上帝”的信仰，还有了洋人的金钱和枪炮操作技术。他们与父辈“太平天国”在反东方文明的行动上，乃是有“衣钵”的。他们在消灭腐败清朝的同时，也欲以洋人教他们的“文化形态”来给人们洗脑。因此才会把代表“旧文化”的佛教视如眼中钉欲拨之而后快，这在十九世纪太平天国运动时就上演过了。“文化大革命”如此快速地到来，是预料之中的。

寄禅算不上是政治人物，他只是一个中国典型的爱国诗人，一个知道“报恩”的人。佛教是他的“信仰之根”，寺院是他精神与肉体的“共同家园”，他努力兴办平民僧众学校的行为证明了这一点。只不过他的教育是“承认传统的”，仅这就不会让假洋鬼子们高兴了（何况他的行为阻止了佛教公财的被侵占）。他不是一个憎恨新事物的人，光绪三十二年，国内学堂“新模式”多了起来，宁波师范学堂是英国模式教育制度的学校，当时此校老师钟观光带学生到月湖上植物课，寄禅热情接待了学生们，并受请发表了演讲。他在会上指出：西方列强将以奴隶待我中华，希望大家努力学习将来报效祖国，以卧薪尝胆和铁杵成针的文化传统精神来唤醒“中华睡狮”，他的讲话让许多学生爱国之念记忆犹新。寄禅可是清末两大诗僧之一 （另一个是革命队伍里的曼殊上人）。他的诗，若在此没有提及，可以说我们还没有认识他的精神世界。

寄禅的诗是古体诗，人们把他与唐代诗人贾岛相并论。诗风深沉悲壮，处处流露出爱国爱民的情怀。他的诗工于格律，音节流畅，有着凡人难以企及的功力。这种素质在清代是很少有人能达到了，寄禅的诗打破了古体诗“僵化刻板”的时态，他在湘派诗家重视思想内涵的基础上，让古典诗格重又鼓起了唐诗的雄风。而这，在清末汉人学者中实如麟角凤毛，所以他是一位优秀的古典诗人。虽然寄禅没有像那些俗间酸馊文人那样写出满嘴华丽的词藻，但他与生俱来的真诚和对生活的真切体验与思考，反而成全了他诗风的自然与质朴。寄禅生来是个不善言语的人，呐呐有点口吃，记性也末必强过别人。友人在席间要他写诗，他也常是满面哧红了下不了笔，就算写出了也大多是缺笔少划不成样子。可见寄禅并非是生来那种“才子”。他是靠佛门传统的勤奋，加上好学不倦的努力，成就了从一个无法读书的苦孩子向爱国诗人的转变。在江浙参学归湘后，成为住持和尚的他并没有放弃学习，主动向衡阳船山书院的清代大学者王湘绮求教，参与了王老先生在长沙开福寺创办的“碧湖诗社”，与陈师曾杨度等人为诗友往来。正由于虚心求学，他没有错过一个做诗人的机会。王湘绮是个有教无类的好老师，在他指点下，出了许多湘乡人物。杨度陈师曾，及齐白石张铁匠，而寄禅是最特出的一位了。他常为了“一字之师”往返千里，也常为了“一字之酌”而夜不能寐。在格律上那天真纯朴的流畅，正是这样锤练出来的。世人说他的诗在佛门诗人惠林和寒山之上。自光绪十七年其第一部诗集《嚼梅吟》在宁波出版以来，寄禅一生留诗多达1600首。（圆寂后，好友杨度收其遗稿刊印了《八指头陀诗集》十卷和续集八卷）他是万分感激佛教给他之一切的，虽然是诗人，但以禅师的职责为己任。有友人拿了他的一则诗稿出来展示：这稿子是与友人的“对吟”。下有一段写“花下一壶酒”，寄禅像是一时“壶”字写不出，情急中画了一个壶在上面，读者见之莫不会心而笑。其意味之深长又有几人体会了？“以诗传道”的用心是十分良苦的。难怪浙江的寺院会组团来长沙请他去天童寺了，寄禅乃是名实相符的禅师。

寄禅的爱国并非一时气粗的表现，从他的诗中我们可以找出其思想源头。他对祖国的热爱与修行有着何等的关联！他在记录住山修行的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十日山居九绝粮／拾些橼粒点饥肠／可怜清味无人识／分与牧童樵客尝。显然，他以一个山林野居“ 主人翁”的眼光来看这世界，大自然的美好本与饥饿没什么关系，他与牧童樵夫爱这哪怕“只有橼树子可以充饥”的山河大地，乃因为这平凡而苦难的土地是生他养他的唯一源泉，虽然只是“清味”尤“可怜”，但扔开“非份之欲”，牛背的上下与柴刀尖的决择，才是老百姓们最不争议的自由！寄禅是用一个平民诗人对自由的热忱，来讴歌祖国山河的美好。他以一个僧人的觉悟，把“祖国”看成了自己真正的“家”了！

同治十三年，寄禅写了一首《送春》的诗来描绘和平的田园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和谐。诗中道：一枕烟霞睡味赊／不知春去野人家／数声啼鸟幽窗外／惊起山僧扫落花。看官，有这样的景致就必说“封建了”吗？我以为在海外，从“资本主义阶级”到“社会主义阶级”大腕们所搞的“别墅花园”设计，不也一样在追求这样的境界？只怕不过“主人公”着实要被换了去，有且怕变成“权势和金钱”的天下了！而寄禅，却是在写一个中国普通百姓的普通日常生活情趣，这种环境，曾是中国农村太平凡的一幕了。海外势力对内陆的“嗜好”，不正是想“上岸来”，与我们百姓分享乃至独占这美丽的家园！

1900年洋务派官员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海外帝国主义势力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寄禅有诗曰：天上玉楼传诏夜／人间金币议和年／哀时哭友无穷泪／夜雨江南应未眠。诗中强烈批评了中国那些玉楼豪宅里的政府官僚只会拿百姓的金钱去向外人求和，全然轻视不顾国人的感受和阵亡卫国将士洒下的鲜血！寄禅大喊道：国人哀哭烈士们的“泪水”，都巳化成“江南茫茫天雨”落在了那黑暗的大地上！当法国军队占领台湾，清军兵败基隆时，在寺中卧病的寄禅和尚心内火焚，三日三夜不能成眠，为想退兵之策唇舌焦烂“直欲以徒手奋击死之！”可见大和尚当时的参战心情了。

修罗障日昼重昏／谁补河山破碎痕／独上高楼一回首／忍将泪眼看中原。寄禅把那些上岸侵华的人称做“好斗杀的修罗鬼”，他身为“高楼里”的僧人看着祖国山河的破碎， 何忍只用那泪眼来为中原痛心！ 茫茫沧海正横流／衔石难填精卫愁／谁谓孤云竟无着／国仇末报老僧羞。他指出洋人的“欲海”是不会满足的，都说僧侣去欲是“本份事”， 若它洋人纵欲之仇不报，那也是僧侣“自由如云”者的羞耻！大和尚的爱国精神是扎根于佛教传统理论之中的— 面对“嗜欲者”僧人当出来以正义制止之。寄禅在诗中表白“我虽学佛末忘世”，这正是“菩萨道”的精神，是大乘佛法的现实体现。他以“言行不二”的佛子作风，做到了为人师表“爱国爱教”的典范。他的徒弟太虚大师更是将这“人间佛教”的精神弘扬了开来，为现代中国佛教的发展奠定基础做出了贡献。

初春弥漫着白雾的清晨，当我独独站在天童寺旁青龙岗名为“冷香”的塔院内，凭悼这位为教亡身的烈士时，塔旁烈士亲手植种的白梅也正以阵阵暗香，正潜身向我们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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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公案治学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几个问题
                           昌迦禅师
时下，常见有兴趣于禅宗修行的学者，在他的学习心得与论道中，将公案做为他“悟道”的举证。以古人的行为做为现在行为的依据，闹出不沦不类的“外行”笑话。这让人想起了一个故事：有一寺院的长老要弟子们明天将近来的修行心得和疑问在法堂上提出来，好让长老一一引导悟入的进程。其中有一在食堂专做面食的少儿沙弥，见师兄们都有个开口的机会，他心里也着急：我为什么就没有可问的内容呢？于是向师兄求援。师兄曰：你没有悟入呀！你就问长老一句公案中常有人问的话吧---“恁么着的这时，请问应该怎么着？”于是，第二天法堂上，沙弥将一个晚上没头没脑地记了无数遍的“问话”向长老提出了，也许由于心情的兴奋？那说在口里的这句提问，怎么说也都象是在说“生馍馍的时候，请问应该怎么做”，于是师兄们哄堂大笑。长老拭着眼角笑出的泪水摸着他的头，回答这位可爱的小沙弥说：“哦？哦！我看是蒸了它，不然火上烤着吃？熟了才好吃啊！”
   虽然，这是一个极端的笑话，但在现时的禅宗行者中，却不是什么好笑的现象了。我们的行者们正在用“背公案”的方式，在走着与面食沙弥一样的“外行”之路。过去人们批评过去有些世俗中食古不化的人，他们“满嘴之乎者也”，好象全然生活在春秋战国时代一样。即在世俗里，也是被人指责成“读死书”的废物。这个小故事也反映了，在禅宗寺院的专业修行里，是极反对读死书、背公案的愚笨方式的。我时不时地在各种著书和论坛里看到有好禅人士用古语论道的现象，每每让我错以为怎地回到了一千年前的唐代社会。佛教禅宗好象成了玩“文字游戏”的广场乐园，而唐代专业寺院所十分注重的严谨逻辑和用词作风，却成了现代某些学者极所不屑的了。于是，在那字面上满是无理由的、跳弹式的“戏言”，比如问他什么叫做佛性，他竟“脸盆”、“饭盆”、“脚盆”、“便盆”地胡乱从口中吐出来，好象“神来之语”似的。你是听他的呢？还是不听？让严肃逻辑辩证手段的公案，成了如曾经红极一时、从西方世俗小报上传入中国的“脑筋急转弯”(一种游戏)。这是危险的！——禅宗中，有一项很殊胜的任务，那就是严格要求对文字概念的真切内涵进行把握，否定了文字运用的随意性和模糊性。

当然，若把农村里“巫婆”、“神汉”的手法拿出来在禅宗里糊弄人，早晚是会被人看破的。何况有不少学者只是在“巫”的精神状态里自我陶醉，没有顾及对自己和社会的危害，但自己说出的“妙语”却早晚会让自己脸红的。所以，我希望凡过去说过“妙语”的学者，或没有说过正要想说的学者们，都来注意到这个事端的发生因由。要做禅者，就要做个事事严谨的人，不能任性造业做了“弄精魂”的鬼子。

以上是讲了有关“概念文字”在公案习禅者中时有发生的现象。由于对于文字的把握迷糊不清，还必然会出现逻辑结构的缺损。所以，言语中随意跳跃式的用词造句成了“持著在文字枷锁中”的学者最典型的病症。好比诗人的梦呓，自我恍惚于迷缡之中，也给他人染上意志的“病毒”。文字组合结构的严谨逻辑性，是解脱“文字枷锁”的必然工具。它如同枷锁的编码，一但它的逻辑被识别读取，编码加密的枷锁即被打开。严谨的要求是决不可以有逻辑倒置、无逻辑的。所以，我们的僧师能从一个习禅者的言行中，观察到他的开悟有多高，了解到他对“文字枷锁”的束缚是否解脱的。这在禅宗里叫做“勘验”的手段，在公案里是不少见的。

当然，由于我们普通人没有经过强化的逻辑延展性训练，这种“勘验”是无法从字面上了解到它设计的格式，我们只能在文字的概念里扑射公案的大概意思。所以很多人都以为禅师僧人们的言行也是在做不严肃的嘻戏，这实际上是以小人度君子了。要读懂公案的内涵，没有别的巧妙，只有从教理教义上下功夫，打下严谨的逻辑延展性基础，才能从公案全局的点滴描述中找出内在的必然关系来，在不违教理的前提下得出确信的案底答案。背公案读死书是无法助成你智慧的开拓的，最多只能是在表现你“背功”下的知识比别人强些，卖弄编码枷锁的数符比较“自在得意”而巳，但与枷锁的编码打开，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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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常言：参禅是“上根上器”人的修行。可是，什么又是“上根上器”呢？有胆大的学者便自我承当地向人暗示自己正是那“上根上器”的料了：他以为能“胆大”敢胡说，就是好根器了。且不论他记性好，用几个记住的禅句来挥胆，是不是“上上的根”。从他对“根.器”的概念误解中，我们已知不是怎么“上上的”了。因为佛教中的“根”与“器”，是有教义内涵的。“根”指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是对感觉意识的描述词。意根又称“六根”，即理性解悟的能力。由于六根与眼耳鼻舌身五根的区别，在于“六根”具足理性的分析逻辑力---佛性，所以我们把“六根”做为对“佛性”支护“五根”的概念表达。而可惜的是，胆大妄为者的“五根”是被主观情绪放大的感觉。虽然他的意识也在支护着，但意识分析逻辑力被这个“胆大妄为”所破坏，意根成了不健全的“六根”。这就是古代禅师所说的“下下根”！所以，禅师选弟子时，不找鲁莽汉传法。五祖弘忍大师手下的鲁莽汉很多：嘲弄他人、清高自傲、逐于名利，这里有个“代表人物”，就是五品将军的惠明了。当然，惠明在大庾岭向师兄慧能虚心下来后改了鲁莽的习气，也得到了传法。所以说，“下下根”实在也就是一个“胆大妄为心”而巳。什么是“上上根”？──就是虚心的理性态度呀！

“器”，在中国语言文字中，是“涵养”的意思。意指一个人的涵养深，即“器量广大”和“大器量”、“大器”。什么才是“佛教涵养”呢？---有关“戒.定.慧”三学的学习和圆融运用能力，正可做为所有佛弟子习禅者的涵养指标了。所以，“大器”与否，当看他的戒是否全、定是否坚、慧是否正。戒的设立，是为了师承关系的明确和为学习必不可少的规范而建。也即佛法的器型，决定了禅者的“器样”。再大也不能超越佛教的结构约束，不然古人就不会以“上器”来约束“好禅之士”了。有志弘传禅宗的人们，你们有这个坚强的定力来持行这个“上器”的约束吗？--有！好，从我做起：是禅僧的行好比丘规矩，是行禅居士的行好优婆塞规矩，把传统中严格的佛教规范严谨地实行起来，我们才能渐近成于“上根上器”的坚定禅者。由于“慧学”的建立与“戒.定”之间的有机联系是佛教教学中的本质关系，所以要成就“开悟”的智慧当从“戒.定”二学把握，这是每一个具有理性“上上根”的学者都会自然明白的。无知于事物结构关系的人，他的慧力是十分低下的。

参公案是古语，转成现代语即是“做考题”。若不明白“公案”就是“考题”的意思，就会出现乱用公案的事。过去有些闲人上山，一入寺院就与寺僧“斗机锋”谈公案。强点的，好似天下人都应从他的“考题”中通过，他才解兴。一些弱点的闲人尚不知公案为何物，也竟提了个公案情节片段为话题，不知是为了挖“答案”还是卖弄记忆力；也有人是以公案的古式成语、言句做“借口”不讲道理的，真让僧人哭笑不得。这些都是“根器不好”的学者做出来的事，也是以后每一个参禅之士所要力戒的事！有定力的上根人，是决不会忍不住自己发痒的心，妄想突破不可能突破得了的结构，来给自己的素质打个“下下”的分数的。我不知，在世俗社会里的理科大学中，学生会拿学校发的考题来要教授做题；很难想象，一个学校的校园里，吃饭、走路说的都是术语片段、米饭在食堂中被标为“水解式99％淀粉粒”，满校园的“牛顿苹果”伴随著铁球无时不刻地在做自由落体下落…我的天！好可怕的景象哟。

禅宗公案的称谓来源，与宋代的儒学经试制度有关。那时的学子们要做官，必经过考核，考核中常用一种出考题的方法来看学子的分析能力，这个考题卷子即是“公案”。后来佛门寺院针对当时僧侣多出自儒学经试学子的基础之上，才创造出了禅宗的“公案”来给僧侣参修。所以说，“公案”是用来“参”的，不是用来“讲”的，也不是用来问的，更不是用来拆用的！什么是“参”？参就是“参照”，把过去所学过的佛学知识和逻辑方式，拿来做它的参照物，以至用当即和将发生的事理做它的“对照系”，达到完全证悟公案案底的目的。所以，没有人去做破解公案案底公开于众的事，那是于禅宗有罪过的事情。考试院的泄密可是“教师”应该做的么？故而，不要去听解公案的课，解对了，你将无题可思考；解错了，你将错会佛法去走弯路。所以古来祖师将乱解公案视同断人“慧命”一样可恶的。

禅宗公案多是宋代的产物，它的文学特点鲜明或是当代文化青年喜爱的一个原因。那非文言的语态格式，竟有点象诗。不过，万不可以为它是宋代“雅语”。这类语态实是平实的百姓语言，公案言句是中古代的“白话”世俗语言。是人人皆能懂的格式，经由记录僧的文言文笔整理出来的，所以有“不文不白”的特色。可以相信这一点：古人并不在生活中直用文言来论道的。论道，只是用了中间的内容。而我们所读到的文法，则是文言修饰过的记录体式。有谁在生活中还用文言说话，可不是“孔已己”转世了？虽则它公案语是半文半白的，但与当代普通话白话比，却也无有了解脱“文字障”的优势，它被好禅之士搬用于生活中，只会障人法眼，障己法眼，落得个“古董词典先生”的下场，这就离参禅目标越走越远了。当然，象日本等邻国的好禅者，因语言不通而做了些“词典、词条、禅句”之类的汇编，还是可以原谅的。事实上，我们现在书摊上得来的，大多也是近代好佛人士从日本国的书摊上转印的“野书”，他们由于远在边地，不能直解中华语言的精义，误判误读、摘示文句是不为奇的，而我们身在中原反拾他人的垃圾式表达，就可奇怪了！我想，不会是“哈日族”小弟弟们也来参禅了么？注意：日本文化现象中曲解中原文化是很严重的。

一个好的禅院，其内修行的僧人是绝对严谨的，你看不到胡说八道的“机锋语”，也看不到出格的行为举动，他的言与行，是“上上品的严谨”“上上品的到位”，一如近代禅宗祖师的虚云长老和来果大和尚那样地为人师表；一个好的参禅居士，也当是行为举止得当、不见言语乖张玄妙的有德之士。如果有这样的寺院和僧人，你可以拜之为徒求学；如果有这样的居士，你可以与之同学。这正是做“上根上器人”的智慧嘛！--大修行人：以泄露“考题案底”求名闻利养的事，是切切做不得的。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出的一些杂书中，把中国黑社会的“切口”黑话方式，强加在佛教文化上，胡说什么“黑话暗语，是中国禅宗发明的”，把“古代白话文”说成是“暗语”。这多可笑！如果它公案中的表达真是黑话，那古《周易》《大学》《论语》不是都成了“黑话集”了么？在当代，一些不学无术者把自己的“黑话兴趣”的习气，挪到参公案上来，读了几则公案，便口吐“黑气”摘言句说话，搞得象个黑道人物，这是很可怕的。这是一条“自习禅宗”者十分易误走的邪路，所以只要看这个人是不是一嘴的“黑气”，就可知道此人是不是学有正规地师承，非正规者，历来是有头衔的：这叫“野狐禅”。我在此，送大家一个古来禅堂的规矩—记住，佛门不许 “打暗语”“斗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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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意义上的放生活动与世俗放生之比较》

昌迦禅师著
时下，都市里的百姓中，参与集体放生活动的人多了起来。这无异是好的，善良，是良性社会的正面。放生的人多了，杀生的事就少些，我是很赞成放生的。


可是，放生的事，也有“佛法内”与“佛法外”的不同。这一点，许多人没有注意到。有人会惊诧：放生是善事，怎有内外之别？嗯，首先得说说放生的意义。放生有两种意义，一种是出世间的放生，一种是世俗间的放生。它们在形式上、对象上看却是没有两样的。免去动物的被杀命运，是两者共有的特征。这叫“善行”，是良性社会中应普遍遵循的道德。这个特征，并非是佛法内的独特表征。我们不应把佛法与世俗对立起来，在良性的世俗准则之下，佛法却应表达自己的精微，而不是混为一谈。所以，善行是佛法内与佛法外都当“共有”的行为，它却不一定即是在行佛道。


世俗中的“善”是不唯“放生”一类的。还有“造寺、印经、修路，乃至媒人、经营”等等，让我们想起了一千年前梁武帝与达摩祖师的一番对话来。武帝向由佛教发源地远道而来的禅宗祖师达摩“表功德”：我曾动用国银造寺院无数、我曾亲自到寺院吃斋布施，我曾批准许多国民出家做僧尼、我号召天下佛子吃全素放生…，我的功德大否！达摩祖师向他解释说：你没有佛法的功德，你只修得个世俗间的“人天福报”而已。注意：这段说的“修善”，被达摩分为“出世间”和“世俗间”两种的。达摩从武帝那的表现看出，武帝仍在做着“世俗之善”。武帝一听大为不高兴，反问道：什么才是出世间的“功德”呢？达摩以一句武帝更为不高兴的话回答了他，以至武帝气极半夜要杀掉了祖师。这句“廓然无圣”意即“不要自以为伟大了！”(读者可切莫理见文解义地解成‘心中不要有圣’)，让武帝怒斥祖师：“对朕者是谁？”--你是什么人！达摩以平静的心对武帝说：“不识”，意即批评他以“三宝”弟子身份却不识得三宝，连僧都不识，对法语也不识，何以识佛的功德？


可见，“善”是可详尽分别的。放生活动也是一样，如果大家只是以“世俗之善”的态度来放生，那于佛弟子的要求上来讲，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佛教是“自觉.觉他”的教学。什么是“自觉”？就是自己主动地觉证自己(不是政治术语上的‘自觉’)。而“觉他”是指帮助他人来觉证自己。所以，这个“佛的善”与世俗之善有区别。佛教的放生功德也是殊胜于世俗间的放生行为的。



首先，我们要对放生的生命本体有一个真切地认识：生命，不论大小强弱都是平等的，它们都有同样的求生之望。这一点，所有放生者都应是赞同的。我们在帮助自身以外的一条生命逃生的过程中，我们也体验到了“生的愉悦”。也就是说大家以行动和体验同时证明了生是美好的！当然，人的大脑并非只会停留在这个浅层面上永远地“愉悦”上，他会继续思维。你会想：这条生命的过去是否有伤？这条生命的现在是否愿意逃去？这条生命的末来是否得以新生机？于是，有了放生“生命”的挑选、放生“场所”的挑选、等等的安排设计，这是将心比心的“平等心”。


放生的事多了，就会有烦恼上来了，这是每个常放生的人都会有的心理状态。比如用多少钱买下它才合适？放在哪里别人才不捉它？它自己活得了吗？也许，有人说：我只管放，别的不管了。于是，我会见到上游正放鱼，下边就有人在用渔抄等着捉鱼的笑话。这是愚蠢的行为，因为这“只管放”的人是没有用“平等心”来看待生命。他“高高在上”地向小生命施行“生死大权”！如此，就成了世俗间的行为了。



佛教讲“智慧”，由于放生活动以“将心比心”最易引发动脑筋而成为修行的殊胜方法。所以，放生必须动脑！用我们大脑思维来开动逻辑，理性地安排好放生活动。而这，正是佛教放生对大家的要求，也是“出世间”放生的特点。我最近听说，有记者对广东深圳某公园放生活动随意投放生物的报道，反映了一些放生中的负面影响，把它归为佛教的错误。其实，这是人们对佛教放生的曲解。


有的人，以没时间亲自放生为由，出了钱来给他人代办，好象也是在做“功德”了。这样不负责任地用钱打发了，我以为从思想上这是有缺陷的。放生之事虽可以代办，但自己的“生”也能交由他人代生吗？显然不能。所以，放生要在“救生”的因果之上，还得注意因缘上的过程。莫将代办人的因缘强加在自己的愿望上。放生当以自己生命所相逢的另个生命为对象，通过自己亲手放生的全过程来思维“生与死”的“缘”，这才是如法的放生。切莫以为有钱必买“生”，这想法和做法是错误的(长期如此，暗中可将培养出奸心)。更严重的，听说有的放生团体将放生的生物数量和品种向批发市场提前下订单，用“预定”的方式来采购生物，这是很不严肃的！因为是在向捉生物的人发出了“大量捕捉”的信息，且是以金钱报酬的方式“要求”捕捉，来满足你个人的“行善欲”。捉上来、放下去又捉上来，生命却在这里成了你手里“行善”的玩物(如同世俗的政客行为)。如果说，你没有时间完成放生的全过程，还不如以吃素代放生吧，这也比不如法的放生强些。我不希望出现向市场下定单的放生活动。


在放生的人中，常会见过“生物感恩”的现象。一些小动物如甲鱼、龟和鸟兽会在你身边逗留片刻才离去，它们会用小小的双眼望着你，这时，两者的心是通的！佛教要求在放生中对它们进行“三皈依”教肓，即用授皈依的方式附以持咒加持的手段来完成放生过程，这也是与世俗间的放生不同的。所以，每一个人，每一次的放生，即是学习到佛弟子最基本规范“三皈依”的机缘。虽然是来授与小动物的，但我们亲自又复习一遍。虽是放了它生，也是又一次救了自身的“慧命”啊！当你提着装它的口袋，看着袋中挣扎要逃的动物，我们想想：现实中的我，不也是这个样子吗？当师父对我们的修行提出严格要求时，师父这个“袋子”也正提着我走在“解脱”的大道上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在每个佛弟子得度的基本底线上，莫再挣扎！我们一定要搞懂“三皈依”的原理。


放生，就是放因果、放因缘。在自己的因果.因缘上亲自放了一条生命逃去，即结了善缘。也思考了生命之间的恶缘。我们希望的是它们之间的和平共处，所以尽力回避恶缘的交联。其中所导源的是我们放生者的智慧！一切都是相对的关系，放生也是如此。你不可主宰它的一生，虽然你对它的尽心没错。如何理解师父对自己的教诲也同体谅放生一样，当发心“体解大道”，以求因果园满、因缘具足。我们修行佛法，也要有善缘。僧师即是放生自己慧命的第一善缘，所以放生时，最如法的莫过于“随机结缘”的亲自采办生物，认真找寻放生地点；放生活动请僧人来做法师，开导我们的智慧，并为众生主持放生仪规。让这放生活动，成为亲近三宝增长慧力福报的善缘机会，这样的因果是决不会有错的。学会了放生，就学会了自己“慧命”的培养。我们佛教不但有佛教的放生之事，还有对“慧命”的放生哩！对寺院僧人修行的供养行动，以及入寺求佛道，就是对自己和僧人的“慧命”大放生。这个事，你可曾参与了吗？
(全文完)

bigben

竹影兄治学严谨亚

竹影

Originally posted by bigben at 2006-5-13 13:21:
竹影兄治学严谨亚

何谈“治学”二字。
不过“知其所以然”而已。浮躁是收藏之大忌。收藏本身是一种文化。

竹影

冬至一到，上海半夜起便有人放鞭炮，早起便有不少人赶向寺院和墓区去祭祀，这个年关就与以往一样的，一直轮回到清明。清明节江南人士依就是要去上香和烧锡箔纸，锡箔纸是一种江南的特有的手工业产品，它以软金属锡为原料，却与其他金属制品不同的是最后用来如柴草般地烧去，沉甸甸的锡块变成轻似飞烟的一片片薄膜，火焰中又都化成了黄色的点点灰烬，伴同寒风中与尘土一起飞扬在空旷的露天。江南的俗风中，把燃烧的锡箔当做给亡灵鬼神的献祀，于是供需双方产生了中国最最奇特的工业---锡箔业。



这是一个魔鬼的工业，也正合于一个为鬼而出现的现实文化中。每当大街小巷出现了推着自行车“锡箔，锡萡要伐--卖--锡萡喽！”叫卖绍兴人时，就会有楼里的老太太摇晃着小脚走下来问：“几佃一刀锡箔？”---一张张锡箔就这样抽光了老人们的血汗钱，也抽光了锡箔业工人的健康。听说，浙江绍兴是锡箔业的发祥地和产地，这里的锡箔业发达却不出产一克金属锡矿，就姑且以“锡产品深加工”为称吧。



过去金箔银箔和锡箔都是美术界用的装饰材料，它们的加工方式都是一样的：这些延展性极强的金属块被切条后打薄成片，再用纸一张张夹着钉成簿子，用特别的加温方式加热后放到铁下打成箔片。由于太簿了，所以金属箔一定要粘在背纸上，以防风吹跑。银箔与锡箔在刚出来时从外观上是一样的，也许古人本不过是欲以价廉的锡来替代贵重的金银，为了祭祀场面上的一时障人眼目。做好的锡箔纸最后还要抹一遍黄色的红金水，银白的底子蒙上了一层黄色，成品就变为金灿灿的黄金箔纸了！虚荣心，锡箔业最终取代了金锭箔业成为鬼心的产业。



众所周知，锡铅是天然共生矿，锡与铅的比量、熔点都是相近的，所以金属锡产品中必然含有一定量的铅。自从有了电器，锡箔业已转向拆旧电路版回收锡上求廉价锡了，廉价焊锡中的铅含量更高。于是，有人以铅含量的多少看它的质量。有一个手段，烧锡箔的老太太们都懂：把一张锡箔烧成灰，看烧出的灰是黄色的还是白色的，说黄色的质量好，就是因为锡燃烧氧化后才是黄色的，而金属铅氧化后却是灰白色。



金，银，锡，铅。---虚荣，终于以欺骗收场：重铅的锡箔当是必然的结局。它让打制加工箔纸的工人们中了铅毒。铅毒让人中枢神经和内脏血髓病变，症状反应为脾气狂暴、记忆下降、痴呆、早亡！当看到锡箔业工人身上流着黄水的永远不会好的黄疱疮时，就象看到地狱的鬼眼在狰狞，它在变薄的过程中也让工人的命变薄；它在变成灰时也让使用者的身心变成灰白---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文化啊！



风俗，江南城乡普遍使用的锡箔，还并非一烧了之。旧文化要求烧者要亲手折出些花样来烧。那过程好似美好而艺术的：如学校里的纸工课，折出许许多多远看很像金元宝、银元宝的空心锡纸包，二三十张可以折出满满一竹篮的“元宝”，这样就更能显出主人豪华气派了。而这样的豪华手工，却是以折锡箔者的健康损坏为代价的。人的手指长期以皮肤压折含铅锡箔，皮肤染上了铅色侵入肌体，铅粉尘在飞扬中被折纸者吸入肺，让人不知不觉中已然中毒。



十年以前，佛教寺院原是不许在院内烧锡箔的，可是有老太太们却带了锡箔来折元宝，更有公开卖锡箔元宝的，寺方也就开始来卖锡箔了。有卖了就有烧的，于是经忏佛事中便有很有“看头”的广场节目：轰轰烈烈的一把大火，一袋袋锡箔元宝(却没见金银箔的)伴着主人的姓名生辰亡日一同统统地化为热烘烘的烤人火焰，让观看的人们感到一种很艺术化的满足。



殊不知，火焰中升腾的烟烬，乃是锡与铅的氧化物啊！兴奋中的人把它们吸入肺的结果可是个可怕的事，而有几个人知道呢？我不赞成烧锡箔，就像反对吸毒品一样的坚决，烧锡箔是不健康民俗向佛教文化侵蚀的一种毒品。



论民俗，冬至过后是大寒，大寒之后是除夕，除夕之后有立春，再后惊蛰、春分过后就是清明。节气的轮回是年复一年的，可我们人类的行为却不应该让错误举动再有轮回，请大家“清明”吧！马上中止误用毒品的轮回！-------生命才是最可贵的财富。

木林森艺1

我晕,,,,这么多文字,,,      :lol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