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遥远未来的金融城市(转载）

charlie

回归中国五年后，香港面对了严重的信心危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
的，因为香港在四年内经历了两次经济衰退。但是，侵蚀香港信心一个更重要的
原因，是对上海成为香港最终竞争者的日益加深的恐惧感。

　　很多香港人理所当然的认为，上海的崛起肯定会造成香港的没落，问题只是
上海几时会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其实，香港不必抱有这种失败主义态度。短期
内，上海并不能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造成真正的威胁。

　　两个城市之间的差距其实很大，而这差距也不可能在短期内缩小。香港拥有
一个庞大而且享誉全球的银行体系。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和恒生银行都是家喻户
晓的名字。上海目前正尽力改革国有银行制度，因为银行界的劣质信贷文化和大
量坏帐，正面对许多阻碍而举步维艰。香港的股票证券市场的市值是5000亿美元，
大于上海的3200亿。比起丑闻不断的大陆股市，投资者一般上对香港的监管水平
和透明度更具信心。

　　香港更具创业精神和效率

　　中国最大的100 家上市公司，43家为了方便和容易取得资金而选在上海上市，
38家却通过了更严格的程序规定在香港上市。至于最大的10家上市公司，9 家选
择在香港挂牌，只有3 家在上海挂牌。

　　上海的资金市场充满散户投资者。由机构管理的资金总数只有区区30亿美元，
远低于香港的2500亿美元。上海也没有类似香港强积金的养老金制度。和中国其
他地方一样，上海还没有设立一个获得全面资金累积型的养老金制度，把储蓄投
资在股票和债券，以应付快速老龄化人口的需要。

　　此外，香港实行低而简单的个人税和公司税。中国的税制则非常复杂，而且
税赋负担繁重。个人收入的边际税率可以高达45% ，公司除了要付17% 的增值税
外，还得缴交33% 的公司税。银行的情况更糟糕，虽然整个银行界已经陷入技术
性破产，它们还是被迫缴付沉重的税。

　　香港政府经常被责怪缺乏远见和领导能力，上海的领导人却无疑是中国一些
最具才干和创意的技术官僚。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比起上海死气沉沉的企业界，
香港的商业界更具创业精神和效率。事实上，虽然政府偶而也会尝试偏离自由放
任的传统，香港依然是一个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上海却似乎选择了由政府主
导的新加坡发展模式。因此，名列福布斯杂志全球100 富豪的中国人，很少是在
上海发迹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上海也很难找到任何能够领先全国的成功私人企业，
这和充满创业精神的比邻浙江省形成强烈的对比。

　　国际投资家不去上海

　　上海政府准确认定金融业是上海主要支柱产业之一。浦东的超现代化陆家嘴
金融区，被誉为中国的华尔街，展示了上海重现昔日东亚金融中心荣耀的决心。
上海已经提供了场地与硬件设备，但国际投资家会不会前去呢？

　　答案是不会。外人基本上还是很难进入中国的金融市场。即使根据中国进入
世贸，承诺市场开放的一些措施，海外资金管理和证券公司也只能通过合资方式
进入中国市场，他们拥有的股份也不能超过33% 。这使许多有意参与中国市场的
外资金融机构驻足不前。另外，尽管官方经过多年考虑和争论，允许国内A 股市
场有限度的向海外投资者开放的合格机构投资人计划，到今天还没有实行。

　　在缺乏“关键数目”的世界级投资银行和投资管理公司的情况下，上海做为
东方华尔街的梦想恐怕难以实现。只要中国的资本市场一天不对外开放，人民币
一天不能自由兑换，上海就不能挑战和取代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我相信中
国会尽快开放资本帐户，虽然我很乐观，但我预计至少也要在中国加入世贸五年
后，人民币才能自由兑换。

　　痛苦但必须的结构性调整

　　显然，香港面对艰巨的挑战。要确保领先的地位，香港必须做出痛苦但必须
的结构性调整。关键的考验是香港能不能更上一层楼，成为知识密集化和提供更
高增值服务的经济体。香港必须重新唤起竞争的意识、保持劳工市场的伸缩性、
在教育方面进行投资、提高生产率和改善环保。更重要的是去除和大陆更紧密结
合的障碍。

　　上海无疑具有巨大的潜能，可惜她的雄心壮志却受到中国脆弱制度的限制—
—尚未完全发展的法制、繁重和多变的条规、过时的会计制度和不透明的商业惯
例；当然，还有猖獗的贪污行为。法治、开放的市场、透明度、可以自由流动的
资本和自由兑换的货币是香港竞争力的有利条件。这些软件是一个以服务为主的
现代化经济体的基础；上海大概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香港却
已经作到了，这些有利因素深植于香港根深蒂固的制度、社会文化和传统。正如
中国总理朱镕基曾指出的那样，还没有任何大陆城市，包括上海，拥有香港所具
备的优势。

　　我心里看好上海。但是，我对上海长期发展的乐观态度并不等于说我对香港
的前景没有信心。上海必然会崛起，但前方将是一条漫长和崎岖的道路。上海的
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整个中国在结构性改革和建立良好体制的进度。上
海的发展速度的确让人刮目相看，但是香港还有时间进行调整。

来源：作者 胡祖六 是高盛证券董事总经理；中国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本文是作者在香港企业财务长协会所发表的演讲稿，原刊《亚洲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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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利益贫血症与富人安全感缺失症

郭之纯

　　１０月２８日上午，在陕西凤翔县城，一位农民为讨要因妻子被打伤而被法院判予的四千多元赔偿款，手举一张“拍卖法律白条”的纸片在街头“五折拍卖”县法院的民事判决书，公开承诺：谁帮他向被告讨回赔偿，他便把一半钱分给对方。（据１０月２９日《华商报》）

　　不知道从什么时间开始，执行不了的判决书被半形象半戏谑地称为“法律白条”，这可谓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老问题。这个老问题不容忽视，因为任何一份判决书的背后，都有法律在撑腰，但“法律白条”的存在，却使法律的威严尽失、信用打折，其实质是法律的被藐视、挑战和不被尊重。同时，它使公正成为一句空话，使受害者的权利期望成为泡影。

　　因此，这个总是难以除根儿、甚至是愈演愈烈的老问题折射出目前弱者权利保护的窘境。这好理解：在官司中赢得了判决的一方，除受害者的身份外，往往还容易是弱者；对那些最终未能得到执行的“法律白条”持有人来说，就更是如此。

　　法律是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当法律也无法保障弱者的权利时，这个社会便已经失去平衡的基础。这种失衡并且有进一步滑落的危险：由于强势群体用非制度化的形式获得保护的能力强于弱势群体，因此缺少完备的保护弱者制度，实际将使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社会愈益两极分化。

　　这种失衡不单是个理论概念或推理逻辑层面的问题，很多社会问题皆由此而“风生云起”。随着弱者的状况不断恶化，弱者采取的极端方式便相应地渐渐增多，比如追讨欠薪绝望的民工，对野蛮拆迁无计可施的居民，其抗争方式便已由“跳楼秀”发展到自焚自残，甚至有的人不惜铤而走险、以牙还牙、以恶报恶――１０月２６日杭州市便宣判了一起“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案件，三位帮受伤的工友索要医疗费未果的民工，竟然跑到工地堵路、断电，阻碍施工，造成了较大损失，终至锒铛入狱（消息据１０月２６日新华网）。同样可以想象，像文章开头所写“拍卖法律白条”的那位凤翔县农民，假如他得不到执行的不是四千元，而是更多，多到足以影响他的正常生活，他的方式还能否这么温和？即便他能，但假如有人为利所动，真的买去那张更大数额的判决书，他（们）的索讨方式又将怎样？

　　事实证明，弱势者利益的缺失程度直接关联强势者安全感的多寡。可以想见的是，分化越明显，所谓“杀富安贫”的故事便会越多，相应地富人们（很大程度上代表强势者）安全感便会降低。从今年的４月到１０月，仅《北京娱乐信报》便报道过多起汽车被扎抬、毁容甚至被砸坏的“汽车谋杀案”，使一些小区生活的有车一族人心惶惶，难得安宁。这些系列报道可为一证。

　　因此，笔者觉得有理由认为，富人的安全感缺失症和穷人利益的贫血症呈孪生状存在。鉴于此，应该不计任何代价消除那些“法律白条”，这并不是强势者的功德，也不是对那些受害者、或弱者的恩赐，这是保障社会协调发展的必需手段和必备原则。

　　来源：人民网

charlie

潜在的革命：不安全感和寻找认同感

熊平

好的制度使穷人变富，坏的制度使富人变穷。没有最好的制度，只有最不坏的制度。
——写在前面

我是谁？将何去何从？在当今社会的转型与变迁中，我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处的位置在正在或未来的变革中是有利还是受损？我为什么会感到生存压力？我对我目前的生活感到舒适吗？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都会引发社会成员对正在或即将变革的社会结构产生个人的重新定位和诉求，重新评估自身的安全指数和寻找新的认同。例如，医疗改革之后，人们要考虑到存足钱看病；住房改革之后，人们考虑到要贷款供房；教育产业化之后，引发了高校生源比例的结构性变化，颇受非议；神舟五号载人飞船上天，举国欢庆；……这些，都是社会成员对一个社会的安全感和认同指数的反映。一个社会的稳定程度，实质上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社会成员对自身安全感的安全系数和该社会中的成员对执政党、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认同指数。

所有问题的中心命题只有一个，就是：我是谁？我有安全感吗？

当今中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变革中。虽然宏观表面平静，但微观内部已翻腾。国人普遍处于一种不安全感和缺乏认同感之中。可以说，当今的社会变革，是解放以来仅次于土地改革和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三次重大社会变革，这种大的社会变革虽然以平和的姿态出现，但谁也不敢保证未来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谁能保证文化大革命不会以一种全新的形式重来一次？

当一个国家的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问题突现的时候，就揭示了一个国家的社会认同危机。茅于轼先生认为，中国25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为中国***执政的合法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新时期***执政合法性的基石。茅先生在《已见曙光待见朝阳──扩大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中指出，“解决了合法性问题，才有改革的开始。***才能够比较放心，允许大家来参与改革的讨论。如果讨论中反覆质疑***执政的合法性，讨论变成往后看，而不是向前看。下一步如何走的重要问题就被扔到了脑后。”茅先生明确指出，必需在扩大中国***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上推进中国所有改革和完成中国社会结构的和平变迁。事实上，随着改革的合法性地位丧失（参见燕园评论于建嵘先生的《终结革命：背弃承诺抑或重构价值》以及本人的《和平革命：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与非正义性考》），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已经成为一个命题，中国老百姓对***执政的认同，已经出现危机。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在《最严重的警告：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中指出，中国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突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如果执政党不加以重视，将会危及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三位从宏观角度以调查研究形式对当今中国社会作了真实严峻的剖析，下面我将从微观角度以社会学心理学角度对当今中国社会问题进行阐释：
1、 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
2、 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认同感的偏离；
3、 不安全感的增强与认同感的偏离对矛盾的激化；
4、 中产阶级的孵出；
5、 结论。

1、 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现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不安全感普遍增强，不仅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就连生活在社会最上层的1%的权力精英和4%的经济精英，都普遍感到了不安全；处于社会中层12%的中产阶级，是目前安全感指数相对较高的阶层。中国各阶层的不安全感具体表现为掌握权力的权力精英对社会成员自由言论、集会、结社的控制，即对自身拥有的权力的不安全感；大量贪官携款外逃和私有企业主向国外转移财产，即对自身拥有的巨额财产的不安全感。仅《人民日报》公布，近年来中国贪官600多人卷款50亿外逃，实际的数字远不止这些。保守估计，90年代以来，中国外逃贪官和现正打算外逃的贪官约2000人，加上已经拿到外国绿卡的中国官员和经济精英的子女亲戚等，共卷款1万5千万亿。中国高层生活状态尚且如此，处于中国社会底层的平民特别是下岗工人和农民，不安全感则来自最基本的生存威胁。在医疗、住房和教育改革后，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阶层的不安全感显著增加。精英的不安全感来自未经认同的权力和巨额不合法财产，平民的不安全感则来自教育与生存。相比之下，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诉求则简单得多，主要来自日常生活的住行等生活安全，如担心偷盗，抢劫，飞机出事等。安全指数是一个社会的稳定指数，不安全感容易产生攻击性。如果一个社会的某个阶层安全感普遍下降，这个阶层的暴民数量就会明显增多。茅于轼先生说，中国每年处死超过一万人，“如果分析一下这些人的收入和文化水平，恐怕大部分都属于社会的低层。”为此，茅先生建议少执行死刑，主张用毛泽东的话：“可杀可不杀的，一概不杀。”安全感的普遍溃乏，以及安全感引发的攻击性，容易引发一个社会的变革危机。王、胡、丁三人的文章指出，目前的一些突发性事件，多是“能量聚集型”；但如果“能量聚集型”事件得不到解决，就会发展为“放大型”社会事件，导致如印度尼西亚之类的暴乱。

2、 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认同感的偏离。所谓认同，就是指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归为某一类。认同感，外在表现为一种归属感，与安全感相关。认同又分为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多数人的自我认同构成社会认同。例如我认同我自己是一介平民（自我认同），认同杨元庆是精英（社会认同）。认同有一种承认、归属之意。现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认同感普遍偏离，主要指中国各阶层的社会认同彼此偏离。例如神舟五号载人飞船上天，普天同庆，是因为中国社会各阶层民族认同普遍一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上天，中国社会各阶层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骄傲。但除了民族认同，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其它社会认同都有不同程度的偏离，如执政认同，改革认同，同一阶层对另一阶层的财富认同等。改革并没有如改革之初所预计的那样，在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带动下大家一起富裕，而是少数人得益，大多数受损（相对受损），因此使得改革的合法性也开始遭到质疑，即改革认同的偏离：在某一项改革中，高度认同的只是既得利益集团，受损的弱势群体则只有无奈跟随；***执政50多年来，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变，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方面甚至还不如19世纪二三十年代，加之近来改革的合法性地位丧失，由此产生中国社会各阶层对***执政认同的偏离：权力精英要求更加集权和建立新的权威，广大平民呼吁政治改革和民主。执政党总是努力把国人的民族认同引向执政认同（如申奥、发射载人飞船等）。仇富心理的出现，近年来犹甚。每倒下一个富豪，国人都拍手称快（孙大午案除外，对孙大午案，出现相反的一边倒），即是对富人的财富认同的偏离：资本积累的原罪与掌握巨大资本的精英阶层的为富不仁和赤贫阶层与下层平民对财富不公平占有的仇恨。中国已经出现执政认同危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也深刻认识到了这点，企图以不断深化的经济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来弥补，同时加强对国民的日常生活与思想控制（例如对自由结社和网上言论的控制），极力利用国民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来建立新的民族主义精神，引导国民把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等同于执政认同（例如反*就是叛国），极力混为一谈（例如爱国主义就是爱*）。相比而言，中产阶级对***的执政认同程度较高。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变迁的继续，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层已经相对沉淀和明晰，即1%的权力精英、4%的经济精英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上层。各级政府局级以下官员、技术和文化精英、高级知识分子、中小企业主和中资外资企业中高层管理者构成了12%的中产阶级，广大城市市民和农村农民构成中国80%的平民阶层处于中国社会下层，还有3%赤贫阶层。由于改革继续向既得利益集团倾斜，中国社会的分层逐渐出现类似于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上层精英不认同下层平民，下层平民也不认同上层精英。中国事实上与印度一样，成为极不平等的国家。

3、 不安全感的增强与认同感的偏离对矛盾的激化。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认同感的偏离导致了对中国社会传统道德认同的偏离。现在社会风气日下，传统道德失守，在于国人的认同感与传统相比出现比较大的偏离。例如，由于贪污腐败盛行，权力精英靠攫取权力快速致富，使中国人的勤劳致富的传统美德受到威胁。各行各业贪污腐败成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各占一亩三分地，职业道德沦丧。娼妓普遍存在。虽然人们以妓女为耻，但对妓女的态度较传统改了许多，同情多过责难。有部分地区出现夫妻档，男的拉客，女的接客，俗称“放飞”。中国社会各阶层不安全感的增强和认同感的偏离还导致了矛盾的激化。如“民工”现在成为不稳定的代名词，民工在每一个城市，都被视为“潜在的小偷”，成为一个城市的不稳定因素。普通市民嫌民工脏，有大学教授建议在公共汽车上开辟“民工专区”。打、砸、抢是暴民的拿手好戏，群体性哄抢事件时有发生；同时，利用权力强占则是权力精英和经济精英的一贯作风，近年来不断发生的农民和城市下岗职工到天安门自焚惨剧，说明了中国社会上下两个阶层的对立已经到了相当地步。中国已经出现俄化和拉美化倾向，俄化即权力精英中的腐败集团逐步取代平民成为反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拉美化即贫富差距的继续扩大化。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不断恶化，达0.49，实际已经超过0.50，大大超出了世界公认的国际警界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中国之所以在如此大的基尼系数下仍能维持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改革开放的成功和娴熟的高压控制手段，以及中国二千年来的城乡二元结构的钢性。然而经常会有突发事件发生，下层平民的集体上访、自焚、投毒、爆炸、纵火等。2003年9月21日，宜昌市地质勘探大队基础工程公司下岗职工刘建平在公司居民楼内纵火自焚，造成居民楼内多人死伤；继南京拆迁自焚和安徽农民朱正亮天安门自焚之后，10月1日，湖北荆门又一农民企图在天安门前自焚未遂。越来越多的冲突事件表明，改革开放前被称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冲突事件，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的两个阶层或利益集团的直接对立事件，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不能再称之为人民内部矛盾。平民阶层对精英集团是一种羡恨交织的复杂心态，精英集团对平民则是一种强排斥与漠不关心的鄙视态度。自今年国庆节以来，短短15天，就有近20人不远千里来天安门前上演自焚、跳水、纵火等惨剧，北京市公安局称已逮捕16人，并称将对在天安门前闹事的人处于严惩。“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上求于天而天不应，下求于地而地不灵，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人乎！前20年的改革，民众的机会相对而言公平；96年之后，特别人高等教育改革之后，政府的各项改革措施已越来越向精英集团倾斜，下层平民在政府决策中少有代言人，很难在政府决策圈中发出自己的声音。革命情结已经在下层平民的心里潜在，一有机会，规模化的暴民就会产生。近年来全国千人以上的暴动达几十起，但由于缺乏组织性，大多被成功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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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产阶级的孵出。中产阶级是一个社会保持稳定的杠杆。理论上认为，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超过30%，这个社会就会取得相对稳定；超过40%，就达到稳定期。中国现在约有12%的中产阶级，中国已经进入社会极不稳定时期。此时，中产阶级的意义非常。有调查表明，中国人对自己目前生活不满意者达40%，极不满意者达12%，这还是对4亿居住在城市人口的调查，如果加上农村人口调查，中国人对自己目前生活不满意的人口比例会更高。在调查中，对自己目前生活满意度较高的是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和一部分准中产的小资。但中国的中产阶级迟迟不能壮大，一直在12%左右徘徊。现在，最有可能进入中产阶级的是一部分准中产的小资。最近，小资和白领这个群体迅速壮大，几乎每一个小资都发着中产梦，其中部分已初具实力。假使这些准中产的小资十年后进入中产阶级的阵营，也不过是给中产阶级的比例提高约2至5个百分点，最乐观的估计中国的中产阶级在2020年达17%，中产阶级的社会杠杆作用仍然有限。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中产阶级的孵化器，然而1996年高等教育产业化以后，特别是近年来高等教育学费大幅度提升之后，作为“中产阶级的孵化器”的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中国中产阶级孵出的瓶颈。高等教育改革已经使高校生源发生了结构性改变。96年以前，中国高校生源比例农村生源占60%到70%，城市生源占30%到40%；随着这几年学费的持续高涨，2003年，中国高校生源比例已出现结构性变化，农村生源缩减到40%至50%，而且呈现继续缩减的趋势；城市生源扩大为50%至60%，呈继续扩大趋势。而且，由于城市生源的增多和农村贫困生源的增加，中国高校生源阶层分化明显，集团与派别林立，贫困生引发偷盗抢劫等治安性事件，富家子弟则引发逃课、打架斗殴等群体性事件，高校学风日下。与此同时，高校中贫困生与富家子弟之间的沟通存在明显障碍，冲突时有发生。有高校教师呼吁，现在，随着高校生源结构的改变，在未来社会中，执政的将是这些不知民间疾苦的高校学子，他们在制定国家政策的时候，将会更加不知体谅下层民众的艰辛，那时的社会矛盾将会更加尖锐。事实上，由于教育产业化特别是高等教育产业化之后，中国下层向中层再向上层变迁的通道已经收窄或堵塞，中国下层向上层变迁的成本加大，中国上层对下层的强烈排斥已经钢化，中产阶级人口比例增长的脚步放缓，对中国社会矛盾的缓冲作用有限。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如果还不及时更正这一点，中国社会矛盾引发暴力革命的危机将增加。

5、 结论。中国社会目前正面临解放以来继土地改革和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三次重大社会变革。社会分层已经相对稳定和明晰。社会上层精英对社会下层平民的强排斥性钢化。社会下层进入社会上层的通道变窄，变迁成本加大。在整个社会变革的社会转型与变迁中，中国民众普遍感到失衡，民众的不安全感增强，社会结构缺乏普遍的认同。社会各阶层对社会各种现象和执政党的执政以及对自身所处的社会认同和对他人的认同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离。这种偏离激化了改革开放不公所带来的种种矛盾。这种矛盾不再是简单的人民内部矛盾，具有敌我矛盾性质。潜在的革命已经在人们的心底产生。中国如果不及时改变这种能量聚集式的潜在革命危机，中国社会二千多年来的暴力革命与专制回归的历史宿命将再一次重演。最初的革命发生的人们的心底，仇恨的种子正在萌芽，随着中国社会基尼系数的进一步增长，即使中国的经济改革进一步取得成功，如果民众从未来经济改革中获利不多或者说甚至继续受损，中国民众改革开放几十年的不满情绪一旦如火山般爆发，能量将无法预计。中国社会将发生一次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暴力革命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愿意再见的历史事件，潜在的革命经已产生，亦可化解在萌芽状态。

“如果你要有个美好的将来，那将是与他人共同的将来。”在资本积累的原罪面前，每一位权力精英和经济精英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有人评价，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将具有100年的历史价值，我只有无奈地承认这一点，并以此作为我的文章的结尾。（完）

2003-10-20

来源：燕园评论

charlie

余世存:在精英与平民之间寻求平衡


南方都市报　 　2003-11-14 09:15:55

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或精英心态与平民精神，对任何民族社会来说，都是其现代化进程中最为突出、最能让人动感情的人生信念或人生立场。它们之间的冲突激发出现代历史中最为惨烈动人的篇章。在中国，这两种主义、思潮和生活方式也一直处于紧张的关系之中。它给每一个社会成员提出了一个难题，你究竟取什么立场？
　　近年来，我们社会多有对这种认识和立场的争论或标榜。如对经济学家的批评，就说他们为权贵说话，为资本家张目，说他们是腐败经济学家，他们应该对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等杀贫济富的政策负责；对知识分子的批评，也多指责他们不关心国计民生，不争民权，只顾自己“全面建设小康式”的精英生活，批评他们的优越感，等等。以至于许多学者标榜自己“站在穷人一边”、“从平民的立场说话”、“和失败者在一起”、“与弱势群体共呼吸”，有的书名或文章名就是《穷人经济学与富人经济学》。
　　自己是精英还是平民，自己想做精英还是想做平民，自己站在精英一边还是平民一边，大多数人对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答案，只能模糊处之，不能坦然。年轻一代虽不敢直接在此两难或多难处境上表态，但他们以“小资”或“愤青”两类生活方式为取舍，不仅未脱精英与平民的阴影，而且多了一种暧昧的殖民心态。想到很多人陷入精英与平民之间的泥潭中不能拔出，真让人无话可说。
　　甚至媒体也参与进来凑热闹。有的媒体标榜自己就是要“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有的时政报刊公开宣扬自己是“全球眼光，精英主见”。不久前，一家媒体的记者朋友还当面提出心中的疑惑，他们究竟采取什么立场好一些？有没有可能取中间平衡立场？有没有一种纯客观公正的立场？
　　我不否认精英或平民各自的人生追求，我也不否认精英或平民在现代社会实实在在的社会阶层或社会分工分层的事实。但数百年来的人类近现代史已经证明，过于看重精英或过于看重平民都造成了文明社会严重的分裂，造成了社会阶层的不可调和的对抗。对于他们的阶层特征可以有同情有了解和理解，却不可以过于强调。因为说到底，精英和平民都是人，在人的基本人格、权利方面都是平等的。
　　说到底，精英仍是引导一个社会前行的创造性力量，对精英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平民们也多心向往之；而说到底，平民是一个民族社会最为粗朴本真的力量，对于平民生活的尊重和接纳，是保证人生健康平易的重要方式。
　　因此，现代社会的正常发展不是在精英与平民之间制造分裂，不是为其自己的炫耀、优越感或仇恨、敌视以及人生无奈绝望推波助澜，而是要进行和解，不断地制造、加大他们之间的中间层。
　　记得上世纪８０年代时，我们的社会虽有城乡分野，但官产学之间，学生工人军人知识分子之间尚有平等的心态，他们的目标也明确，即要共同努力，推动社会发展，使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做一个文明、自由而有尊严的现代人。曾几何时，这种信念淡出了，由经济理性、发财、成本算计等带来的物质生活冲动对人群进行了分化，以至于我们今天不少人固守这种分化，以此分化来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少有人能够从当代生活或自己的内心中成长起足够的信念、精神，来保障我们社会的和谐。
　　在精英与平民之间寻求平衡也许是国家公共决策的要义，但不是我们每个人必然的选择，我们不是来做和事佬的，因为我们表达的是一个现代人的信念。每一个现代人在与他人的交往交流中，要超越他的阶层、他的职业或事业，表达良知、理性、公正和尊严。那种固守本阶层本部门利益，对他人利益视而不见的人及其行为，注定要受到历史和社会的审判。
　　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成就人，但不是成就大学院墙里的人，不是成就豪华别墅里的人，不是成就单位里的人，不是成就行业、阶层、体制中的人。这个进程中的知识分子们，应能远如孔子、司马迁，近如唐德刚、黄仁宇那样，超越主义、阶层、职业而成就自己的个人史观，而每个社会成员则应该成就自己独立不移的生活观念，这种现代人的人生态度在国家社会层面既非精英主义，也非平民眼光，而是一种公民精神。

原载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３日中国《新闻周刊》　标题作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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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致命伤----被中国“淘汰”出局的旅美科学家自述
被中国“淘汰”出局的旅美科学家自述

大海捞针 2003-10-30 06:465

科罗拉多的秋天是美丽的，湛蓝天空中的云白使你的内心无法有丝毫杂念。在黄昏的天际，夕阳总会给远山的顶峰涂上一层淡淡的绛红色彩，如同一个清醇少女无意识的浅浅的微笑。
　　
　　美国很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经过数十年对环境的综合治理，早期工业化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等后遗症，基本上得到了医治。“绿色和平组织”已经把自己活动的范围逐步扩大到了全球，这些执着于公益事业的自愿的献身者总是面带微笑、态度诚恳地告戒人们：“人类和动物只有一个地球，失去绿色的保护屏障，人类和动物都会变成一堆活化石。”他们不善于说教，总是乐于和你倾心交谈；当俄罗斯在公海海域倾倒核废料时，他们立刻乘船前往，进行顽强的、不妥协的抗议，直至最后达成相关的协议。
　　
　　在这里，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一个桃源明所描绘的“室外桃园”的地方，却有一个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研究机构，主要是对超导材料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并进行技术攻关。领导这里的超导实验室的，是一个52岁的中国科学家王XX，他原来在上海的一个研究所工作，1998年全家移民美国，现在是美国永久居民，年薪20万美元的高级研究员。
　　
　　和他是在华盛顿认识的，虽然我是搞原子能工程的，但彼此还是很快找到了共同话题，成了忘年之交。当时他惊讶我的年轻，感时伤怀的苦笑着说自己已经老了却成了异国公民。当话题到了为什么出国时，我们都沉默了。
　　
　　夏天过去了。秋天，应这位前辈的邀请，我独自来到了科罗拉多他工作、生活的地方。
　　
　　他居住的是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那种居室：两层的建筑格式，一层是主客厅、工作间、健身房、卫生间和厨房，二楼是家庭成员的卧室并兼带一个很大的阳台；在院子里还有停车房。在美国，似乎没有人会在意这些。人们关心的不是你住多大的房子，你有多少存款，并把这些作为评价你成败与否的标志；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是：你如何才能获得社会的尊重，享受自由，保持健全的人格。虽然美国是一个商业社会，但人们更尊重的是有首创精神的人，美国人常说：“不要总是去买卖别人制造的东西，重要的是自己发明创造的东西。没有自己的创造发明，有一天我们就会变成完全依赖他人的乞丐。”这好象印证了一种流行的说法：美国人善于创造，日本人善于模仿，德国人善于从哲学的角度去分析研究然后创造出惊人的“日耳曼式的精密复杂的系统”；而中国人，更乐于坐享其成。
　　
　　使我惊奇的是，走进他的家好象回到了中国：客厅的正面墙上挂着齐白石画的灵性十足的虾，高级音响播放的是《牧童》的笛子独奏曲。置身在这种气氛中，我感到眼睛有些微微发涩。远在海外的人，也许都有这样的感受：不管在国内有多少牢骚不满，但一但离开了，无论在哪里，想起那片土地心就会抽紧发颤。
　　
　　这次的话题再次说到为什么出国时，老王迟疑了一下，便激愤地讲述了起来：
　　
　　我原来在上海某研究所从事新兴科学超导材料的研究工作，因为受到不公平、不合理的待遇，所以愤而出国。小老弟，你也知道，我现在领导的是一个美国超导实验室。
　　
　　我原来所在的那个研究所，设备、条件等方面还说得过去，虽然技术指标比美国落后，但也不是“一穷二白”根本不具备科学研究的物质基础。可是那里的人际关系复杂极了，糟糕透了。别看大家都是知识分子，照样拉帮结派，明争暗斗。有些人说是学者、科学家，还不如说是政客。说他们在搞学术，不如说他们在搞权术。我刚从外单位调到这个研究所的时候，还不知深浅，一脚踩下去，不知道得罪了哪方尊神。知识分子嘛，总是一付虚伪的面孔，“喜怒不形于色”，平常见面笑容可掬，转过脸就给你下套子，可我还以为大家对我不错，自己人缘不错。没想到背后竟有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向我桶刀子。而且无影刀，让你感到痛却看不见也摸不清。
　　
　　我插话道：这有点象金庸小说中那些善于暗算人的小人，最常用的方法是暗器和下毒。
　　
　　老王说：你这个例子很生动很贴切。
　　
　　他接着讲道：
　　
　　有一次，我接到邀请到外地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这个会有外国专家作报告，不用花外汇出国就能进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是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可我拿着对方的邀请函向研究室主任请假时，他竟然不同意，“理由”还冠冕堂皇：“现在经费紧张，压缩行政性开支。有些会能不参加就不参加吧！”
　　
　　这次会议没能参加，我失去了一次和国内外同行交流的机会。我的研究课题是：为什么超导陶瓷一类的新物质会超出人们已经掌握的常识在高温时成为超导状态。这是需要一笔经费的。预算早报上去了，可是一拖再拖，过了好几个月也没有下落。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又被室主任“压缩”掉了。这使我很生气，就和室主任顶了几句嘴。
　　
　　事后，研究室的副主任把我请到了他家里，对我表示出非常关心和同情的态度。他一面给我斟酒，一面对我说：“XX呀，你还蒙在鼓里呢！那是老X背后尽给你小鞋穿，他是有名的武大郎，容不得别人比他个子高。”
　　
　　“为什么？我又不想当官，和他有什么利害冲突？”
　　
　　“咳，这你还不明白！你调来的时候不是先找的我吗？武大郎认为你不是他的胞弟武松，而是我的人，也就是他的冤家对头西门庆了。”
　　
　　“莫名其妙！”虽然副所长讲话就象黑社会老大，但我还是耐着性子听着。
　　
　　“为你的事，我和武大郎争了好几次了。”
　　
　　其实，我听人说起过，正副主任在文革年代是互相对立的两派，学术观点也不一致。说实在的，对这种拜占廷式的勾心斗角我天生就很反感。但我希望副主任能帮帮忙，把经费批下来。
　　
　　“这个嘛，还得等等。”副主任呷了一口酒，一付歪瓜裂枣的为难相。“所里不久就要调整领导班子了。在这之前，怕是什么事也办不了。现在的所领导不过是一个过度班子，临时内阁。给他们说了也不顶用。以后我一定帮你说说。”
　　
　　

charlie

我相信了副主任的话，对他的关怀由衷地表示感谢。
　　
　　过了一段时间，所领导班子果然重新调整了。民意测验时我投了副主任一票。结果副主任当选了，而作为“平衡”，室主任当了学术委员会的主任。这样的安排，不过是打着“民意测验”的上级内定。
　　
　　我是远离官场的人。我的全部精力都用在课题研究上了，已经发表了许多论文。其中一篇被美国一家权威刊物转载，受到了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
　　
　　你可以远离官场，但无法离开学术职称。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是沿着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的阶梯拼命往上爬着。越往上越困难，因为工资总数额的限制，数学支撑呈上尖下大的金子塔形。高居塔尖的，往往不是纯粹的学者、科学家，而是有官场背景有披着学术外衣的人。
　　
　　我插话道：这好象是中国的特色。国内总是强调待遇留人，感情留人，其实更多的是官位笼络人，权力腐蚀人。官场作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结合点，已经成了评价一个人成败的唯一标准。其实，留人最根本的办法，是公正留人，廉洁留人。没有这个，我看连象样的狗都留不住，何况是人了！
　　
　　老王说：问题就在这里！一个国家不怕你穷，就怕你没有公正廉洁，没有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整个国家的资源都围绕着官场虚耗，前景是很令人担忧的！我去德国的时候，听那里的同行给我讲过这样的往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刚战败的时候，在冒着烟的废墟和瓦砾中，德国人依然自信沉着地行走着，没有丝毫的沮丧；在一个残垣断臂的屋子里，一个德国女教师依然象平常一样给孩子们上课，每个孩子手里都举着蜡烛以照亮四周，其中一个孩子在老师的指导下，高声的朗诵着歌德的诗——
　　
　　 辽阔的世界，宏伟的人生；
　　 常年累月，真诚勤奋；
　　 周而复始，却从不停顿。
　　 继承传统，又乐于创新
　　 啊，这样又能前进一程！
　　
　　当时美国的一个观察团看到这个情景时，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极其坚强、真诚又充满创造性的民族，很快就会从战争的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的。德国战后几十年的发展，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老王又继续诉说着他为什么出国的原因：
　　
　　我的职称是助理研究员。按照我的实际水平和研究成果，理应评为副研究员。但是，第一次没有我。
　　
　　我没有象有些人那样大吵大闹或者暗中向学术委员会的专家们送礼行贿。学术职称并不能完全反映一个人的学术水平。有些人的高级职称其实是哭来的，闹来的，行贿行来的，拉关系拉来的，滥竽充数，根本没有真才实学。我瞧不起这个。何况，在我们研究所里，比我资格老的人有的是。比如说老张是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因为性格耿直得罪了领导，职称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就是这样老资格的老张，第一次也没有评上副高级职称。
　　
　　第二次还是没有我，也没有老张。我没有替自己申辩，但替老王争了几句：“老张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研究成果虽然不多，但那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谁不想多出成果呀，你不让人家搞嘛！过去不让人家搞现在又嫌人家成果少，这难道合理吗？”
　　
　　所长和学术委员会主任都没有表态，好象他们根本就没有听见我说了些我们似的，脸色也有些不大好看。
　　
　　老张听说我为他说了几句好话，竟感动得紧紧拉住我的手，几乎要流出眼泪来了。
　　
　　“XX同志，谢谢你，谢谢你。我，我……”
　　
　　“老张，别难过。”我赶紧安慰他道。“不就是说你成果少吗？我们合作好不好？你有经验我年富力强，还怕搞不出点东西来？”
　　
　　“好！好！”老张激动的连连点头。
　　
　　我和老张通力合作，终于弄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物质中的磁性似乎总在超导上起着重要的物质作用。
　　
　　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定工作，又在全所人员的关注下开始了。一阵紧锣密鼓后，平定结果公布了。还是没有我，也没有老张，倒是两个工作时间比我们短、没有任何科研成果的两个庸才评上了副研究员。究其原因，是由于那两位都和学术委员会主任的私交甚好，主任本人得到过两位家里的各方面“关照”，说白了，他们都是一张网上的“黑蜘蛛”。
　　
　　这一次，我无法再保持沉默了！
　　
　　我直接跑到办公室去找学术委员会主任，当面指出职称评定的种种弊端。我是不会隐瞒自己的观点的，我告诉主任说他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对我和老张不是歧视就是怀有偏见。
　　
　　听了我的话，这位主任没有做任何自我批评，只是用他那双阴森森的、总爱算计人的眼睛盯住我，眼皮也不眨一下。
　　
　　我以同样的方式盯着他。
　　
　　这样对峙了两三分钟，他终于坚持不住败下阵去。慢慢合上了眼皮。
　　
　　过了一会儿，他又睁开了眼皮，居然摇头晃脑地这样答复我：“你和老张……呀，我不了解啊！怎么评呢？”
　　
　　他要干脆什么都不说，根本不作任何答复，也许倒也罢了，我本来是打算提完意见就走人的。但他这么一说，把我的怒火点燃了！我起身过去拉开办公室的门，就是要让全所都听见我的声音：“这就是你的理由吗？什么叫不了解？我们都在一个所里，过去还在一个研究室里，难道你真的不了解我们？你是干什么吃的？你不是借机报复是什么！”
　　
　　主任被说的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这时门外走廊里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学术委员会主任脸孔红涨的向猪肝。
　　
　　“你，你！……”他气急败坏，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我当众揭了他的老底：“你自称是我们所的权威，可几十年工夫就写了那几篇破论文，既无发明又无创造，连一本专著都没有，居然当上了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你纯粹是个伪学者，伪君子，伪科学家！”
　　
　　这样大闹了一通，全所都嚷嚷开了。这自然惊动了那位原来的室副主任现在的所长，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去，责备道：“你呀，你呀！怎么尽干蠢事！”
　　
　　我已经平静些了，所以说：“我承认，刚才是我态度不好。只是职称评定的太不公正太不合理了。作为一所之长，你就不能说句公道话吗？”
　　
　　所长双手一摊，说：“我嘛，也只有一票呀！”
　　
　　“难道这次职称评定真的是少数服从多数吗？三岁的小孩也能看出来，这都是内定的。我不要求你帮什么忙，更不要求特殊照顾。我只希望你能主持公道。”
　　
　　“那当然是我的职责所在了。”所长似笑非笑，一脸圆滑地说：“老X分管职称工作，我不好多加干预。”他头朝前伸着继续说：“你现在闹事可真不是时候呀！你知道吗，科研体制马上就要进行改革了，尽管你的成果不少，可是都不能形成项目，产生不了什么经济效益。一但经费压缩，要求自己创收，我们所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要分流，自己去人才市场找工作。你有这个本钱和领导顶吗？不错，上海现在工作不是很难找，可你想搞你的课题那是没什么希望了，就是去大学教书你条件也不够啊。”
　　
　　我看着所长，意识到被赶出研究所的危机正迫近着我。
　　
　　“现在这个社会是讲平衡的。”所长继续“开导”着我：“你需要职称首先得考虑别人需要什么样的回报。你的研究才能是很好的资本，可你就不知道善用。你搞研究总是和没有利用价值的人合作，老张能给你副高级职称吗？如果你在这方面能谦虚些，找准合作对象，采取高姿态，评个副高算什么呀！”
　　
　　我好象听出了他话中的弦外之音：那就是今后不与他“合作”搞课题，就得随时走人。与他合作其实就是把我的研究成果算成他的，我只能排在后面。
　　
　　“好了，你是我的人，我不会让你总这么受委屈的。”见我不说话，所长又微笑着说道。
　　
　　“去**的！我怎么会是你的人？我什么时候成了你的人？我就是我自己！想搞课题容易呀，你是所长什么课题申请不到？告诉你，你可以把我分流了，但我会和你把官司打到北京去！打到中南海去！我就不相信，全中国当官的都和你沾亲带故！”
　　
　　我骂完也不管所长有什么反映，转身扬长而去。
　　
　　因为这次职称评定太不公平，太不合理，所里大多数人都为我和老张抱不平。这件事情被反映到主管部门后，破格增加了一个副研究员的名额，并且指定把这个名额给我，原因是我的研究成果受到了美国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防止我会把科研成果带出去。但是，我把这个名额让给了老张。
　　
　　遗憾的是老张由于命运坎坷，有加上这几年在巨大的压力中拼命工作，拼而不就，憋了一肚子气，身体彻底垮了。住进医院检查，确诊为肝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当我把副研究员的聘书送去的时候，他冷冷地看了一眼说：“我快要死了，才评上了副高。这大概是一种安慰吧？或者呢，是追认。……他们就爱搞这一套。唉，我要这个还有什么用，在竞聘中去排挤那些有真才实学但职称不高的人吗？”
　　
　　“老张，别难过，千万保重身体啊！”我忍着泪安慰老张。
　　
　　“人至将死，其言也善。”老张深深地叹了口气，说：“你把这个职称让给我，就等于把自己的后路断了。我已经听说了，在机构改革的分流名单中有你，理由是你还是初级职称。现在讲究职称结构，讲究梯队，你什么都沾不上。”
　　
　　“随他们的便吧。”我苦笑着，感到实在太累了。
　　
　　天气本来就燥热，病房里通风不好，更让人憋闷的难受。老张拉着我的手，关切地说：“我知道自己没有几天了，也没有必要为自己考虑什么。这几天我倒是一直在想你的事情。老弟，犯不着和那些人斗气。凭你的学识和才能，以后一定会成为优秀的科学家的。在这里，就是牛顿，就是爱因斯坦，也会被埋葬的！走吧，到国外去——去施展你的才华，实现你的抱负。科学家唯一不能被剥夺的，就是自己的真诚和才华，所以科学家有权力选择自己施展才华的地方！老弟……”
　　
　　老张是含着眼泪对我说这番话的。
　　
　　老张不久就去逝了。我参加完追悼会后，就赶上了所里的竞聘和“优化组合”；结果，没有一个研究室肯要我……最后，我被“分流下岗”了。在这期间，也许是所长受到有关方面的旨意，找过我几次，说回研究所也可以，但必须有合适的研究课题有合适的“合作”人。但是，这时我已经接到了美国方面邀请我讲学的信函，对所长的鬼话没有丝毫兴趣了。我冷冷地拒绝了所长的要求，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了美国……
　　
　　老王讲到这里，好象嗓子被什么东西塞住了，嘴微微地张开着，两眼凝视着窗外。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老王。他所说的事情，在国内我能深切地感觉到，但是在还没有进入职称大战前，我已经脱离了那个环境，所以对他的真实讲述还是感到有些陌生。
　　
　　突然，老王头转向我，又开始激愤地说道：
　　
　　我在这里，已经没有国内经常遇到甚至可以说必然会有的那样一些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干扰。咱们都知道，美国人和美国人之间也有竞争，优胜劣汰；但我们中国人那种“窝里斗”恰恰相反，斗的结果总是劣胜优汰，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我一个中国的“下岗职工”，今天却成了美国的高级研究员，这说明美国所重视的是与你实际能力相符合的东西：到底哪个环境反映了我做为一个人的真正的价值呢？
　　我决心报效美国，说句不爱国的话，我决心要在超导领域把中国远远地抛在后面！我要让国内那些同行相形见绌！科学是无国界的，我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为全人类的幸福和未来服务。也许中国现在已经把我遗忘了，不过当我获得成功的时候，中国会记起我的。那时候中国的报刊又会大张旗鼓地作秀，说什么“美籍华人科学家某某如何如何”，并以此做为中国的荣耀。也许，这就是我对祖国唯一能给予了回报了。
　　
　　

charlie

我感到心情开始沉重了起来，忍不住说：我是搞原子能工程的，但我不希望在这个领域中国被远远地抛在后面。因为，中国的国家安全现在就这么点优势了。我担心的倒是，不要连这点优势也被一些昏官给糟蹋了！
　　
　　老王看着我说：
　　
　　小老弟，不瞒你说，我说这些话时心里也非常难受。我是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说“不爱国”的话的。你知道吗，我父母的坟依然在老家宁波。我知道，老人家的血肉和灵魂都和那片我们生活的土地融合在一起了，他们属于那里，是那片土地的开垦者和真正的主人。但是，我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在国内许多人是那么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往往那些爱国主义谈论的最多的人最不爱国！鲁迅骂中国最多，可有比鲁迅更爱中国的吗？
　　
　　我看着眼前的这位科学前辈，这位来自中国的“下岗职工”，开始逐渐地理解了他内心的悲苦和凄凉，理解了一个热爱自己祖国的人也许在自己的祖国连饭碗都保不住！
　　
　　当我起身告别的时候，他问我：“我还有个私人的事，不知道能不能烦劳你帮个忙？”
　　
　　“没问题，你说吧。”我爽快地答应道。
　　
　　他说：“我短时间内无法回国了……我父母的坟有好几年没有拜祭了……你能不能代我为两位老人磕个头，说声儿子不孝，再添把新土。”
　　
　　“没问题，你放心好了！”我说着，感到嗓子好象被什么东西塞住了。
　　
　　他跪了下去，对着我磕了三个头。
　　
　　我惊讶地说不出话来，急忙扶起老王。
　　
　　“请把这三个头，带给我父母。”他说着，泪水从眼睛里涌了出来。
　　
　　我紧握着他的手，忍了很久的泪也涌了出来。
　　
　　回国探亲，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离家很远的宁波。按照老王画的图，我找到了他父母的坟墓，在墓碑前磕了六个头——除了老王，还有他温柔体贴的上海妻子。接着，我又给老人上了香。最后，我将坟前的土包了一小包打算带给老王——我不知道他会把这土放在哪里，但我知道他一定会放在最珍贵的地方的。
　　
　　附记：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老王在美工作的地点是虚拟的，此外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charlie

Shanghai
《上海》

作者简介
　　CHRISTOPHER NEW出生于英格兰，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在亚洲住过多年，最近被任命为香港大学哲学系主任。《上海》是关于二十世纪上半叶上海的历史性小说。
内容简介
　　*本书被《纽约时代》评为畅销书之一，上榜达8个星期。

charlie

重绘上海的心理地图
--李欧梵教授2002年5月21日在华东师大的讲演

李欧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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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演讲的题目本来叫"重绘上海的文化地图"，这个题目是许纪霖教授给出的，我到上海才知道。因为我在我的书《上海摩登》的第一章里已经重绘了一次，这次应该是再重绘一次，我想也许可以借这次机会把我的书同我最近的一些感想连起来。我顺便对我自己的这本书作一些批评。
　　我记得是两三年以前，我到纽约大学作一个演讲，就是讲我的这本书，当时张旭东教授的系主任，也是他的同事，是一位日本史的专家，他就提出了一个批评意见，很有道理，他说在我的书里对上海文化的变化没有提出一?quot;不和拍与不相称的表现"，我似乎把当时的上海讲的太好了，把当时英租界、法租界那种生活讲的太好了。我呈现了一个都市文化的形象，里面好象张力不够，阴影不够。当然我也忽视了上海贫苦的那一面，尤其是租界以外的那一面，我想任何大都市，包括象巴黎、伦敦在内，她是一种多层面的文化体，而不只是一个表面上的文化的浮华所可以代表的。另外，我觉得我在这本书里，尤其是第一章里，我似乎太着意于扮演本雅明的波德莱尔里面的斯南勒的角色，即都市的漫游者，我似乎把自己当作一个三十年代上海文化都市的漫游者，以一种都市漫游的笔法把当时上海的一些景观介绍出来，在介绍的过程中，夹叙夹论，特别是对上海的一些公共建筑，如百货公司、电影院、舞厅作了一些叙述，可是，对于当时生活在这个空间的人物的感觉，我似乎讲的不够。我用了一些资料，当然是当时的文人，特别是在书的后面几章里，除张爱玲以外，我所探讨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属于新感觉派的，特别是刘呐鸥和穆时英这两章里，我似乎也没看到了他们所写的生活节奏的浮面现象，只看到他们写作技巧的创新，对女性人物用文字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意想以及都市文化与女性的关系之类的问题，换言之，我也没有从文本的层次来探讨当时上海文化背后的一些焦虑或困境的感觉。总而言之，我觉得对困境和焦虑写的不够，所以今天就稍微写一些困境，写一点焦虑。为什么呢？因为这次我到上海来，生平第一次为上海感到焦虑，也可能是我现在自己的感觉投射到了我对那本书的批评上去了，这就牵涉到对一个都市文化如何来解释的问题。 对时间的焦虑

　　关于都市文化的解释，甚至对都市文化的理论在西方有很多。在西方研究都市文化，大家似乎都不约而同的用几本相关的理论书籍。我个人当然最喜欢的还是本雅明的，特别他对巴黎的研究，当然也有其他的书籍。我今天特别要介绍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是和我个人的焦虑有关系的，换言之，当我要再重画一次上海地图的时候，我希望勾画出一幅上海人的心理地图，或者说是文化意识中的波动，这些波动我是从一本书中得到的灵感，这本书刚好是那次请我到纽约大学那位教授的书，他的题目叫　　?quot;History's disquiet"《历史的不安》，这本书用相当大的篇幅来探讨一个现在已经变成习以为常的问题--"我生活在现在，我不知道有将来，也没有过去"，这句话是他引的是葡萄牙的诗人费尔南多·佩索万说的话，他认为这句话的背后的含义非常广。佩索万是在一个散文体的小说中提出这一观念的。他小说的主人公住在二楼，楼下大概是开店，他说在楼下看到这些都市的人，人来人往，走来走去，过着日常生活。然后他在他的二楼做他的写作，所以他就说我在一楼我看到生活，在二楼我思考生活，那这两个道理是不是有什么差别呢？于是我就想到二十年代中国文学研究会里讲，什么文学是为人生了，文学是为艺术了等等，他的结论就是说没有什么差别，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你所感受的艺术是受你所感受的人生限制的，就说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基本的思考，对于这些诗人，这些理论家来讲，有一种非常哲学性的，或者说艺术性的震惊，他们觉得这种现代性的日常生活基本上是都市文化中的现代生活，而现代生活的日常生活和乡村中是不一样的。都市的生活在二三十年代的欧洲理论家里，基本是受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时间的冲突，换言之在都市里过一天是和乡村完全不一样的。当然我们可以说在西方的现代文学里，文学的世界基本上就是都市世界，没有所谓乡村了。所以都市的生活本身就是时间、空间、思虑、文化等一个全部的宇宙。看完这本书后，我就问这样一个问题，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过这么一天，那种心理的感受是什么？他们当时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特别是住在英租界、法租界的人。有没有欧洲理论上所说的那种焦虑，那种对时间的焦虑？甚至于对空间的焦虑，如弗洛伊德所说在城市中失落了，你找不到你的家园，你感受到一种恐惧等下意识的问题。 现代性的压迫感

　　当时的西方理论家认为至少在二三十年代的柏林的报纸杂志还带有一些理性，看报纸可以作为一种生活指南，你知道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你个人在生活中得到某种定位。但到了三十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在三十年代的欧洲，工人阶级起来了，至少像本雅明等相当敏感的人看到了一个新的势力的崛起。这种新的势力是城市里的群众，而这种群众是同法国大革命时的群众不同的，他代表的是一种现代性的势力，不是革命的势力。现代性就是说工业革命等一系列的发展产生的一些群众问题，而对于这个群众问题，我们作为一个艺术家、文学家怎么来描绘它，怎么和它发生关系，就是本雅明所说的艺术品同它的复制的问题，其背后就是电影，因为发起于二三十年代德国的电影是群众形式的艺术，不是个人的艺术，像乔伊斯的小说一样，是一个人写出来的，你读的越多的经验就似乎是个人的经验。而它所带动的一系列的艺术心理的接受的经验，是与看一件艺术品完全不一样。也就是说艺术品的那种美丽经过群众的艺术展现变质了，变样了。所以欧洲的思想家觉得，只有这种新的群众艺术模式才能把都市的不安带动出来。也就是说这种都市的不安的感觉不是一种很高深的个人哲学性的感觉，而是一个普通的都市人的感觉。
　　三十年代的电影很多是描写都市的，是用默片来描写的，有些是歌颂都市生活的，如〈都市交响乐〉，描写了都市生活的一天，从早上的一条很干净的街道火车进站，都市开始觉醒，都市开始热闹，且越来越闹，中间夹杂一些很有意思的镜头，包括橱窗里的展示，有女人的跳河自杀，然后到晚上街灯亮起，一天了结。所以看歌颂都市的默片是一种不安，你会觉得有些东西很神秘，比如那女人为何会突然自杀，电影里没有解释。另外一种呈现都市形象的电影，是我常用的例子就是〈大都会〉，里面营造了一个科幻式的大都会形象，一开始就是一个镜头拉下来，下面一大群人，走路象行军，每人都是光头，象机器人一样一路走上来，走到一个监狱一样的房子，开始上班。这描写的是社会阶级的上和下，下面是工人，上面的是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的那个公子哥生活在一个非常美妙的世界里。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张力。我觉得这是一部电影的经典，以后的无数电影都是从这个方向来的，这些电影都处于同一形式的思考。为何会有这种电影的意象，原因很简单，大都市的工人的势力崛起了。他们都感受到的这种东西，只是他们对这种阶级上的矛盾不知道如何应付，如何解决，〈大都市〉的结尾是握手言欢。另外片中还介绍了一位好女人和一位坏女人，坏女人就是一个机器人，可以杀人，可以制人的，最后好女人打败坏女人。这种片子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个城市是很神秘的、很抽象的、很虚幻的而且很恐怖的。当然其中也有非常迷人的地方，特别是女性的形象，包括机器人的女性的形象。换言之，在那个时代，特别是在电影里，开始对都市生活的集体的一面，对都市生活中空间中大家不能琢磨的一面，感觉不够真实的一面，用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当然包括绘画、摄影，尤其是摄影。我的资料都是从一本很简单的英文书中找来的，就是叫《摄影和电影》。
　　

charlie

至少在西方的大城市，如巴黎、伦敦等在二十世纪的文学作品尤其是电影作品呈现的现象是一个十分令人焦虑的现象，不是一个非常平静的，非常美好的现象，这似乎同三十年代的上海表现很不同，我常常尝试在新感觉派的小说中是否能找到一些感觉很恐怖的现象，我只找到一点点，不是刘呐鸥，也不是穆时英，而是现在还健在于上海的施蛰存先生，他今年98岁，我前几天问他，我说你还记得你写的作品吗？他说当然记得，我问他记得哪些，他说了两本书，一本是《善女人行品》，一本是《将军的头》。《善女人的行品》里描写的是典型的中国妇女在都市生活中开始有些心理的波动出来了。为什么会出来呢，就是城市现代性的影响。那么〈将军的头〉怎么解释，表面上看他写的是一些唐朝的神怪的故事，但大家也知道，施蛰存也写过《凶宅》，他讲了一个人到了法租界，在法租界的外面的一个英国人住的地方发生了凶杀案。他把许多恐怖的因素用侦探小说的方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当时的上海，我们从文本中已经看到一些不安的阴影存在了，可是大部分作品似乎还没有展现的那么厉害，特别像刘呐鸥、穆时英的小说，他在前面表现的是一种兴奋，一种刺激，甚至是一种昏眩，所以他描写的女人，象跳舞，上海的狐步舞这类东西，而其背后的心理因素非常薄弱。小说中譬如说他遇到一个尤物，揭开尤物的面纱，她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女人而已，描写的也是很多中国女人遇到的问题，如找爱情找不到，或很穷，或被遗弃等，而没有像〈大都市〉中的科学尤物，在三十年代的中国电影中找不到一个科学尤物，小说中也没有神怪的、忧患的色彩，所以这使我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比较上的问题，如果我的推测没有太大错误的话，为什么上海城市文化的现代性没有非常急迫的焦虑的时间感，这个原因我还回答不出来，只提出这个问题来。
　　我前几天在作协演讲时，比较了几种不同流派的小说描写的生活方式，一个是鸳鸯蝴蝶派的生活方式，一个是新感觉派的生活方式，还有张爱玲的生活方式，我用这三种小说进行比较。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生活方式很有意思，似乎像侯孝贤的电影，慢腾腾的，其中的人物的生活和他们的作者的生活差不多，就是抽抽鸦片了，吃吃饭啦，到妓女家中唱唱歌了，说说笑啦，在报馆中写写文章啦，那种感觉似乎是把乡村或者说苏州文人的习气放在上海都市中，这种生活方式基本上都是室内的，室外的影响如声、光、化、电、摩天大楼很少在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中出现，他们的生活方式似乎同外界有所隔绝，即使他们外出，给人的感觉基本上是很甜怡的，没有太大的心理冲突。在他们的小说中很难找到令人吃惊的心理问题。而新感觉派的小说所描写的正如我刚刚所述的，在表面上节奏非常快，特别是其中的女人，常常和男人说?quot;我只有两个钟头，现在时间到了，我要跟另外的人有约会"，而这种女人所表现的是一种表演，象舞台上演戏一样，不是真的，所以她说她要坐最好的汽车，有五个汽缸，美国的牌子，都是从电影上学来的。其实当时上海的汽车的速度并不那么快，而且要慢的多，而且当时上海黄包车、三轮车还很多，也有电车。这些在张爱玲的小说里面都是一种抒情的存在。
　　我觉得欧洲文学或电影里面所展现的那种焦虑感在中国文学里面并不占很高的比例。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中下阶层的都市生活的文化资源还是来自中国的境遇，这就是所谓里弄。大部分的中国上海人大都居在里弄，不是什么时尚华宅。里弄的世界支撑着他们的都市文化。这和欧洲的都市文化强烈的现代性压迫感不同，因为里弄的世界不是一个现代性的世界。在《历史的不安》中引用的大量来自欧洲、日本的资料，说明欧洲的现代性的强烈的压迫感，每日生活中的焦虑感把时间压缩到现在，而现在又是很不稳定的，让人觉得我们的生活只有现在，没有过去，没有将来。这种表现方法使欧洲的一些理论家?quot;现在感"进行了一系列的推演。最妙的是日本的一些理论家就用了这种表现方法描述东京生活的现代性。Harry教授曾多次问过我，当西方的现代性传入中国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是否讨论过，抵抗过。当时三十年代我们根本没有现代性这个词。但现在的上海在全球化的阴影笼罩之下已经变成了现实问题了。香港的生活就是这种态度，生活只有现在，没有过去和未来。他们不看黑白电影，如果你告诉他这是经典，他们说经典和我有什么关系，你给我演香港电影就可以了，而且香港电影中老的汪加卫都不要看，要看新的，他们的注意力不会超过几秒钟。后现代理论提倡的一些东西如历史的平面化等在香港都可以印证的，他们每天的生活看起来基本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生活在一种新的声光化电的世界里，他们的生活被模拟，象电影电视，到无处不在的视觉广告，生活的节奏极为快速，这些对他们是习以为常的。
　　把时间压缩到表面上没有意义的现代，真的就是都市生活吗？现在香港有人跳楼自杀，大家都会说是因为香港现在经济低迷，没有人承认是心理问题。现在世界各地都有忧郁病，包括我的太太都有，难道不应该受到重视吗？所以我要把这些问题公开出来。有许多问题我们以前是不和城市文化联系在一起的，现在它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模式里，你不把它联系起来也不行了。那么在没有现实感的世界里，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我们的人生，如何塑造我们的人生？这现在已经变成了都市中人的一个共同的问题，所以我特别注重日常生活。我们现在无法用革命的话语或者社会改革的话语甚至一种资本主义的话语来面对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这是所有对当代都市文化研究有兴趣的人所面临的共同的话题。 都市的历史感

　　在上海要特别一些，现在大家说上海人都在怀旧，都把三十年代看成是上海最值得骄傲的时期。甚至在新天地，有人认为把弄堂放在一个新的世界里是伪建筑，是假的，一些老上海认为新的势力进来后把上海的景观破坏掉了。种种论述是不一致的，其中批评的比较多。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是上海变的太快了。去年有位三十岁左右的教授告诉我，他说他突然觉得老了，进入老年了，为什么呢？上海变的太快了。我与于是突然想到朱天文的小说〈世纪末的华丽〉中的一句话，"时间节奏太快的话，二十五岁就觉得老了"，人的自然心理的感觉、自然年龄同生活的年岁产生脱节，或者说你的内在的生活同外在接触的环境的生活开始脱节。那么这种种的脱节我们如何来面对，这就回到了我个人认为是最重要的问题--历史。
　　我在洛杉矶居住了四年，没有人用过历史这个字，洛杉矶是没有历史的，如果有历史的话完全是电影里造出来的，除了在学校历史系教历史的外，我在路上碰到的人没有人讲"历史"这个字。在香港也没有人用"历史"这个字，大家似乎觉得历史已经没有意义了，特别是在这种现代感、现在感很急促的时候，大家觉得历史有什么东西，历史是人造出来的。真的历史没有人知道。由于历史是对过去的，过去也不存在了，我们都生活在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时代。问题是当你明天醒来的时候，你对今天有什么感觉呢？这使我想到了我最喜欢的一位德国的评论家--本雅明。
　　本雅明和我一样，是历史感特别深的一个人，他受到我刚刚描述过的这种现代性的影响，他觉得对于历史不能用传统的办法，把过去当成一个定点，一路推到现在，然后把历史变成我们的明镜。我们来追溯历史，而且这种追溯不管是从头到尾，还是从尾到头，都是一种直线进行式的。他认为我们要进行一个历史意识的革命，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历史要从一个现实的层次上来看，如果把现实的紧迫性，都市生活的紧迫性放在一起来观察，他的一个理论就是：历史就像一个幽魂，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很强烈的刺激、危机的时候，就有一种冲动，过去的阴影就以一种阴魂式地呈现出来。过去没有时间的顺序，历史没有时间的顺序，历史也可以说是一块块的阴魂，一块块的片段进到我们的世界中来。我们对历史的看法也是一样，不是把历史当成一种很客观的、很平稳的叙事。我觉得他的看法对我有些启发，使我突然了解到上海对三十年代的怀旧的意义在哪里。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在上海的老饭店里吃饭我觉得特别舒服，因为每个饭店的背后都有历史，而这历史都是阴魂。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几乎所有的上海人都对历史有所兴趣，特别是中年或老年一代的人，为什么呢？这是上海人特有的东西，是上海人的回忆，一个独特的现象，我不管其真假，我觉得这是很珍贵的启示。为什么我对上海有一种忧虑，我怕像本雅明说的，那些游魂你不抓住他，他自己就走了。大部分的阴魂都不愿意和您在一起了，你抓不到他，你没有焦虑感，你不想抓他的时候他是不来的。在这后面就是一种空虚。本雅明用的天使的形象是背对着将来，向过去走的，他们最后会被一阵从天堂来的飓风将他们向将来吹过去，这个飓风就是进步性，我把它叫做现代性。现代性表现在上海就是高楼大厦，就是浦东，就是现在政府的新的政策，就是一定要把上海建造成国际性的大都市，就是所有的硬体。
　　历史的遗产我觉得不应该在21世纪的科技影响之下全部把它抹杀掉。即便是假的，即使是阴魂，即使是随便造出来的历史，都比没有好。在上海，历史到处都是，问题是将来的地产商是不是还愿意拉历史一把。现在保护历史的办法就是让它进入博物馆，把历史供在庙里，这是一个普遍的方法，特别是在香港，它已经脱离了日常生活。作为一个上海人应该怎样面对这些问题，特别是这种历史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关心的问题，如果各位能够面对自己的历史的话，我就不会焦虑了。不过现在我真的有点焦虑，因为我发现在上海 的表层的都市文化，如白领文化，广告文化正印证了我所讲的现代性，表面非常荣华富贵，问题是它的背后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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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理论的角度来看，现在的一切似乎都是浮华掠影，现代也必将走向未来人的历史幽魂，这个是死循环。我不希望走这个死循环，所以才提出留住历史的幽魂这个观点。换句话就是说，我们所把握的这个现代应该和西方理论家所把握的现代感应该是不一样的。因为中国文化里面的历史感是比较强的，历史感强并不表示就不注重现实了，我觉得现实是一种多层次的东西，现实包括了历史，今天也包括了过去，特别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你说什么叫做现实？我的解释就是为什么我不太注重这个现实？因为从后现代的理论角度来看，所谓现实就是一种幻象，就是说你看现实看电视就是变成了你的现实，我觉得现实应不止于此，现实应该有广度、有深度、有过去，如果现实把握的好的话，即使变成明天的回忆，至少不会像我刚刚描述的那样可怕，恐怖，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观点。我们如果能够变成将来人的历史灵魂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灵魂做的好一点，将来变成鬼魂的时候，也许比以前的鬼魂更漂亮，更为好看，这个也未尝不可，这是要靠个人的日常努力的。
　　有许多人认为"怀旧"是浅薄的。你觉得是浅薄的，它就是浅薄的，反之亦可。因为很多东西要靠主观意愿或主观努力来决定。我个人并不认为上海的怀旧是浅薄的，即使是浅薄的，我觉得它招来的幽魂也不是浅薄的。后现代主义里常有这种说法："怀旧"从根本上是商品，是假的，是肤浅的，而且把怀旧批评地体无完肤。我认为上?quot;怀旧"即使是假的，或者是商品，也比洛杉矶的"怀旧"好，至少它能招回来一点儿东西。而洛杉矶的"怀旧"完全是商品，完全是假象，这样招回来的阴魂应该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回忆都是真的话，那么上海的历史就是真的，而且是很深刻的，这在外面是没有人相信的，但有人认为怀旧是商品，可是这样你就变成商品的商品了，我只希望我不变成商品的商品而已，或者用商品的办法来反证商品化背后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一种鬼魂，或者是一些想法，一些感受，或者是一些历史资料。 上海的弄堂文化

　　弄堂的研究在《上海摩登》里面被完全忽略了，这是这本书一个缺陷。我有一位在香港大学任教的建筑师朋友，他写了一篇小文章《上海的弄堂》，就重绘了上海的地图，用"oooooo"表示弄堂，用"----"表示街道，结果上海80%都是点点的东西，几乎是弄堂世界，也可以说上海是弄堂包围大街的城市，所以我写大街没写弄堂对我来说是个极大的损失。我觉得王安忆的《长恨歌》第一章，使我对弄堂有一种很深刻的感觉。弄堂的世界是一种内在的世界，是一个家庭的世界，它的这种世界是和中国人家的感觉，归宿的感觉联在一起的，所以这种弄堂家的真实性，使得在街上走的上海人不害怕。如果你无家可归，或者感觉到你家在很远很远的乡村里面，每天早晨坐火车来上海，那种感觉可能比较恐惧点。而西方都市的模式，一般人上班都是从外面进来的，很多电影里面都是坐火车进城，或者坐汽车，等到了纽约，就进入了茫茫人海里面，你就失落了。上海我觉得不是这样，茫茫人海不是在弄堂世界，而是在大街上。所以弄堂的世界和大街的世界就是因为这方面的不一样，使得这个时候的上海从我看来没有我描述的欧洲的那种紧迫的时间感。
　　将来这个弄堂世界怎么办？我现在还在公开提这个问题，譬如说，现在的"新天地"用几块砖和其他一些东西放在一块构成了一个新的弄堂世界，是不是就行了？我是希?quot;新天地"能够保持弄堂原来的面貌的，里面改一改或者拆一拆，我所设想的"新天地"空间没那么大，可是他们现在这样做也有他们的道理。大部分上海人都在批评"新天地"我基本上还是支持"新天地"的，我觉得从一个外在人的立场看的话，"新天地"做到这种地步已是很不容易了，因为它至少勾起了我对弄堂的回忆。上海人越说这个不象弄堂，越会想到以前的弄堂是什么样子，而外面人不知道弄堂是什么，看到这个就好奇，感觉到这个设计很特别，最后也许会想到威尼斯的街道，因为威尼斯的美就在于它的小巷，而不在于大街。所以我说上海?quot;新天地"是有一种新的文化想象在里面，它包括一个旧的因素，那么弄堂将来是不是要全部变成高楼大厦，怎么样改革？这是都市计划专家的工作范围，我没发言权，当然我不希望弄堂全部消失，也许能够改头换面。也许有人会说，能否用法律来保护像弄堂这一类的历史古迹？我想这是可以的。但问题是你怎么保护？一个旧房子，你把它强制保护起来，然后什么都不管的话，那也不行。譬如说，你贴一个牌子说这是文物保护单位，就可以了吗？我在北京、天津常常见到这一类的东西，这是没用的，现在不知道怎么样。我以前看到梁启超的"饮冰室"故居时，门口写着文物保护单位，里面一大堆破衣服挂在那里，一点都没保护，那不是没意义吗！所以我觉得任何政府或者任何注意文物保护的人士，应该想一想探讨如何在文化层次上寻找保护文物古迹的办法。 全球化中的上海

　　全球化应该分互相合作的几块。亚洲可以和欧洲联合起来反对美国，或者和美国东部联合起来反对美国西部，而且城市之间应该是互动和结合的，所以我非常赞成城市外交，而且应该是不按常理出牌的城市外交。我认为上海应该和孟买建交，因为只有在孟买你才能看到老上海的那种一模一样的建筑，上海的知识分子应该和孟买的知识分子交流，应该请孟买知识分子来探讨他们怎样保护文物的，他们在殖民地的影响下怎样面对他们的历史？这种例子太多了，问题就在于说如果我们不努力的话，那么将来的二十一世纪就是一模一样的了，就印证了全球化的理论，差不多都是庸俗城市了。
上海的文化遗产远远超过香港的文化遗产，可是如果不尊重上海的文化遗产，为了做天下第一，世界最大的都市，你绝对会变成通俗城市的，这是我对上海有关当局的警告。就是绝对不要与世界其它国家比，这种竞赛是最糟糕的心态，这是一个最坏的现代性的表现，这是一个最不了解自己国家、城市的一种表现。你应该创造出自己的特色，让别人尊重你的特色。上海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做，问题就是当全球化时代来临之后，往往全球化的公司和民族国家的政府机构是合作的，而一般的社会，一般的人民变成了他们的商品，这是一个很危险的现象。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不热衷于全球化，我希望香港作为一个亚洲的国际都市，而不是一个全球化的国际都市，因为全球化的国际都市就是金融都市，就是那种电脑支持起来的都市，它已经没有其它内容了。而我认为亚洲的国际都市应该有一些亚洲的特色，或者说中国的特色也好。香港、上海也应该做一个亚洲的都市，而亚洲的文化本身和全球化的文化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 （杨风华整理）
李欧梵：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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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


序言


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沾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匠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


鉴于有必要促进各国间友好关系的发展﹔


鉴于各联合国国家的人民已在联合国宪章中重申他们对基本人权、人格尊严和价值以及男女平等权利的信念﹐并决心促成较大自由中的社会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改善﹔


鉴于各会员国业已誓愿同联合国合作以促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通行﹔


鉴于对这些权利和自由的普遍了解对于这个誓愿的充份实现具有很大的重要性﹔

因此现在大会﹐发布这一世界人权宣言﹐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以期每一个人和社会机构经常铭念本宣言﹐努力通过教诲和教育促进对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并通过国家的和国际的渐进措施﹐使这些权利和自由在各会员国本身人民及在其管辖下领土的人民中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认和遵行﹕


第一条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第二条


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 财产、出生或其它身份等任何区别。并且不得因一人所属的国家或领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国际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无论该领土是独立领土、托管领土、非自治领土或者处于其它任何主权受限制的情况之下。


第三条


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第四条


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


第五条


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


第六条


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权被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


第七条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人人有权享受平等保护﹐以免受违反本宣言的任何歧视行为以及煽动这种歧视的任何行为之害。


第八条


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所赋予他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


第九条


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


第十条


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元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


第十一条


　　(一)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获得辩护上所需的一切保证的公开审判而依法证实有罪以前﹐有权被视为无罪。
　　(二)任何人的任何行为或不行为﹐在其发生时依国家法或国际法均不构成刑事罪者﹐不得被判为犯有刑事罪。刑罚不得重于犯罪时适用的法律规定。


第十二条


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到这种干涉或攻击。


第十三条


　　(一)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徒和居住。
　　(二)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


第十四条


　　(一)人人有权在其它国家寻求和事受庇护以避免迫害。
　　(二)在真正由于非政治性的罪行或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的行为而被起诉的情况下﹐不得援用此种权利。


第十五条


　　(一)人人有权享有国籍。
　　(二)任何人的国籍不得任意剥夺﹐亦不得否认其改变国籍的权利。


第十六条


　　(一)成年男女﹐不受种族、国籍或宗教的任何限制﹐有权婚嫁和成立家庭。他们在婚姻﹐在结婚期间和在解除婚约时﹐应有平等的权利。
　　(二)只有经男女双方的自由的和完全的同意﹐才能缔婚。
　　(三)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会单元﹐并应受社会和国家的保护。


第十七条


　　(一)人人得有单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权。
　　(二)任何人的财产不得任意剥夺。


第十八条


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第十九条


人人有权享有主张的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第二十条


　　(一)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二)任何人不得迫使隶属于某一团体。


第二十一条


　　(一)人人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
　　(二)人人有平等机会参加本国公务的权利。
　　(三)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


第二十二条


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他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种权利的实现﹐这种实现是通过国家努力和国际合作并依照各国的组织和资源情况。


第二十三条


　　(一)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
　　(二)人人有同工同酬的权利﹐不受任何歧视。
　　(三)每一个工作的人﹐有权享受公正和合适的报酬﹐保证使他本人和家属有一个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条件﹐必要时并辅以其它方式的社会保障。
　　(四)人人有为维护其利益而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


第二十四条


人人有享受休息和闲暇的权利﹐包括工作时间有合理限制和定期给薪休假的权利。


第二十五条


　　(一)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生活水平﹐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它不能控制的情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
　　(二)母亲和儿童有权享受特别照顾和协助。一切儿童﹐无论婚生或非婚生﹐都应享受同样的社会保护。　　　　　　　　　　　　　　　　　　　　　　　　


第二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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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初级教育应属义务性质。技术和职业教育应普遍设立。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积而对一切人平等开放。
　　(二)教育的目的在于充份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教育应促进各国、各种族或宗教集团间的了解、容忍和友谊﹐并应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活动。
　　(三)父母对其子女所应受的教育的种类﹐有优先选择的权利。


第二十七条


　　(一)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
　　(二)人人对由于他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而产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


第二十八条


人人有权要求一种社会的和国际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本宣言所载的权利和自由能获得充份实现。


第二十九条


　　(一)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可能得到自由和充份的发展。
　　(二)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
　　(三)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行使﹐无论在任何情形下均不得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第三十条


本宣言的任何条文﹐不得解释为默许任何国家、集体或个人有权进行任何旨在破坏本宣言所载的任何权利和自由的活动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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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荒芜的中国都市

作者: 任明碧


中国社会道德前景令人担忧，除了现有体制法规的松散，原有的社会道德体系日益失效，使得全社会陷入人人自危的恶性深渊。现代性文化资源匮乏已成为当前中国现代化发展与社会转型的致命伤。中心大都市本该是胚造和传播现代文明的摇篮，可中国大都市缺乏这种现代性文化张力，它的冷漠和麻木成了恶化整个社会肌体的病源体。

　　中国农民因生存压力而大量涌入都市，从卖力到卖身，无所不有。中国中产阶级市民社会是一个在道德上微不足道的群体，也缺少成熟的现代性价值观念，对外来民工不具有道德楷模作用。与此同时，城市也是两极分化最突出的地方，其商业繁荣和教育发达与道德水平的低下不成比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市民，有着自己坚定的道德、信仰、价值观念，是维系社会和谐稳定的核心支柱。中国长期任由政治作孽，衍成一个百病丛生的畸形社会，权钱交易和裙带关系使财富越多、地位越高的人们越缺德性；中层社会则普遍的麻木不仁，这是中国都市歌舞升平背后不可忽视的严峻现实。可以说，中国城市已是道德荒芜之地，严重匮乏现代性道德文化资源，单一经济发展以牺牲道德和法制为前提，更谈不上整体有序性。

　　当中国广大农村兴起"向城市人看齐"的新大跃进运动，都市成了农民们羡慕和仿效的标座。在贫富悬殊、身份差距、制度不公等压力下，进城民工们在道德上无所适从，其原有道德抗拒力最终因残酷现实而降服，转而奉行"城市人能做的，我们都能做"的简单道德逻辑。然而，中国都市化人性是普遍的麻木和冷漠，有道德勇气者寥寥可数，城市"好人"的哲学则是坏事不干、好事不做；惹不起、躲得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近乎冷血动物，传统美德在他们身上荡然无存，又缺乏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如平等、公正、理性、宽容等等，甚至不具有起码的平常心态。无论城市人自身在一座城市里有多么微不足道，当他们面对比他们更弱势的农民时，就表现出骄横自大和沾沾自喜，毫无良知的内疚感和羞耻心，更缺乏反思内省的道德勇气。因此，当十亿农民都向这些所谓"高等国民"看齐，其结果使整个国家走向彻底缺德化，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大凡到过大城市的农民，原有的道德水平必然有所降低，"良心变坏"。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严重匮乏个性精神和正义元素，宗法伦理又是一种缺乏正义勇气的贫血道德，使得中国文化整体无比阴森，以致审美与价值上倾向消极冷漠，缺乏人性张力和正义热情，这大概是中国人冷血"国民性"的文化根源。所以，愚民思想和愚民政策在中国大行其道，即使今天，城乡两级户籍制度毫无松动，这一户籍制度显然是集权与奴役的新变种，那些在这一制度中受益的市民社会持着天经地义和麻木不仁的态度，而农民有一种认命的扭曲心态，那就是他们诉不尽然的自我埋怨和自我嘲弄："谁要我们是农民呢？"。路遥是最早对城乡户籍不公制度发起抗议之声的文化人，与《人生》同期的"伤痕文学"便是一片哭诉声，通篇充斥着"下乡者"、"下放者"的不幸经历，这固然没有错，但本质上漠视了那些土生土长的农民们的不幸命运。换言之，伤痕文学哭诉的背后，隐藏着城市人的道德危机。中国虽是个传统农业文明大国，却有着以"农"字为耻的国民心态，"农民"一词是中国城里人贬人的口头禅，实际利益的歧视就更指不胜指了。赵本山每年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扮演农民那套绝活之所以那么受欢迎，就是因为愚昧、丑陋、穷酸的农民形象已成为人们捧腹笑料。城里人习惯以歧视农民而获得价值优越感的满

　　足，也是一种幸灾乐祸与变态心理。当前学界"贫富"、"城乡"或"三农"问题炙手可热，实质上并非一种社会自觉的良知，而是一种社会两极分化矛盾的危机反应，因为今天中国农民越来越不安分守己、低眉乖顺，而是有些蠢蠢欲动，似乎愈来愈缺德性，这才引起市民们的恐慌和学术界注视。由于市民社会对现有户籍制度改革的冷抵制，使得"一国两民"问题遥遥无期，甚至有人公开起来维护这一丑陋的制度。

　　最近，北京官方对外地人采取颁发给外国人的"绿卡"政策，只适用于那些对北京有"特殊贡献"人士，通常都是些暴发富商，普通民工显然无法享受这种特殊待遇，暂住证、挨罚挨关是他们人人不可逃脱的恶运。目前大城市户口价值三至十万不等，连一般城镇户口也需三至五千元，许多地方公安部门以抓人罚款、贩卖户口为生财之道。城市中小学校对无户口求学者高额收费，使得大部分民工家庭不敢问津，子女丧失接受教育的机会。

　　通常而言，愈是现代性大都市愈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在中国则不然，仅北京上海两地便有一种普遍严重的都市病态人格，京沪人那种沾沾自喜的优越感往往建立在外地人的痛苦之上，而且两地人的麻木和冷血可谓中国之最，与其国际大都市的地位极不相称。荒唐的是，网上京泸两地网人互相贬斥、拆台，一决高低，显然是狭隘而偏执的市侩习气在作祟。总体上，两地人都恶劣地排斥、歧视外地人，民工被无辜伤害最为严重。北京人一贯的霸道狂妄与上海人一贯的骄傲自大，皆成中国都市人格病态特征。尤其北京人皇城根观念更为膨胀病态，事实上，北京哪一样值得自满的东西不是来自全国人的血汗？北京人把绕几句不阴不阳的京腔视为了不得的高明文化，殊不知那是过去宫人专有语言方式，既不高雅深奥斯文，更不是什么贵族派头，热爱故乡或家乡的本位主义无可厚非，可谓人之常情，但绝不是沾沾自喜和攀比压人的宝器，可见中国城市阶层是多么缺乏包容与开放的现代素质，跟纽约、伦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无法相比，这种冷血城市，居然是中国政治和文化、经济和教育的中心，似乎就注定了中国现代化走向彻底"缺德化"。

　　中国都市人习惯把善良与诚实当作"傻冒"行为，视脏活苦力为贱民职业，意味着对劳动与劳动者的藐视，显然是因为城市人在长期的皇粮制度中养尊处优所致，再加上城市又是集权势力的中心地带，权力本身充满了冷酷和血腥，戕伤良知和正义，可是它现在成了改造十亿农民的灵魂加工厂。

　　那些搞旅游观光的山区，常常率先城市化，人们普遍见钱眼开，坑蒙拐骗和敲诈勒索渐成常态，跟城市人接触多了，即使在深山沟里也会道德败坏起来，而且经济意识提高就意味着道德水平的降低，在中国可以说是普遍现象。笔者曾到瑶族山寨，见当地妇女的服饰很有特色，便请求给她们拍几张照片，她们却一致拒绝，说除非给钱，不然她们是不让国内游客拍照的，她们却很乐意让外国人拍照，我一打听，说是从前国内观光客和摄影者给她们拍照，总是许诺寄给她们，结果却是杳无音讯，反而外国旅客很守信用，只要给个地址都能收到相片。我在丽江，也遇到同样的事情和同样的说法。农民传统德行，一遇城市人或一进城，便不堪一击，土崩瓦解。

　　中国本来就缺少宗教信仰，拜神磕头也只是求财避祸，难以成为一种行为规范和价值信仰的普遍准则。长期的封建****，只有统治者才可以唯我独尊、自我神化，绝不容许任何普世性宗教超越世俗皇权之上，一旦政权腐败，社会风气随之糜烂。道德本是一种从下而上的普遍社会自觉，它不足以取代法律的功能，重德严法，两者都是任何一个健全社会所不可缺少的，道德只是社会肌体的免疫力，法律则是一种不得已的外科手术。道德高度依赖每个社会成员的自觉意识和经验判断，这是它相当脆弱性的一面。

　　今日，中国自诩"便宜劳动力是中国傲居世界的最大优势"，而中国这个"世界加工厂"，却是建立在奴役与剥削、压迫与歧视之上的。大量的外汇，便宜的粮食，高高的洋楼，充足的商品，五花八门的洋货奢侈品和神话般的经济增长率，全建立在歧视和排斥农民之上；民工进城，成为检验中国中产阶级市民社会以及知识分子道德素质的试金石，也是社会公正与良知的一道砝码，丑恶政治和缺德文化的一个见证。一个不知羞耻、忏悔、公正、宽容和同情的社会，必然是个毫无内聚力和希望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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