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历史以清白--论李鸿章

charlie

走近真实的历史，走近李鸿章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李鸿章临终诗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梁启超

　　一百多年前的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在屈辱和病痛中辞世；回銮路上的大清国皇太后慈禧在黄河岸边的辉县收到了那个令朝野上下无不悲哀的消息：李鸿章死了。
　　李鸿章，字渐浦，洋务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北洋水师的缔造者，大清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就在他咽气之前的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站在他的床头逼迫他在俄占中国东北的条约上签字。为了大清国与洋人争辩了一生的李鸿章已不能说话，他只有眼泪了。眼泪流尽了，他的眼睛闭上了。
　　自1840年英国人用舰炮打开中国的国门以后，中国人沿海岸修筑的所有整齐对称的炮台和花费巨银买来的位居世界第六的舰队，没有一次阻挡住“蛮夷”的入侵：“自道光中叶以来，外患渐深，至于今日，危迫极已。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都，毁圆明园，文宗出走，崩于热河……自此以后，法并安南，日攘朝鲜，属地渐失。各海口亦为列强所据，德占胶州，俄占旅顺大连，英占威海九龙，法占广湾……”
　　对于风雨飘摇中的大清国来说，洋人的气焰永远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而李鸿章一死，大清上下就失去了惟一能够与洋人周旋的人。李鸿章的死令“太后及帝哭失声”，大清国犹如“梁倾栋折，骤失倚侍”。

洋务重臣

　　还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李鸿章就显露出他与大清国所有官员的不同之处：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国内的经济活动有极大的兴趣。最初的动机是他组建的淮军需要银两购买武器。当淮军在两岸布满太平军营垒的水道上成功地进行了大穿越进至上海，从而一举扫平了长江下游的太平军后，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李鸿章算过一笔账：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要卖到19两银子。大清国凭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给了洋人？
　　创办近代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财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和观念的更新。李鸿章曾写有一份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奏折，无异于100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
　　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拔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
　　在几乎没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国里，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依然拖着辫子的李鸿章，能够如此细致地观察蒸汽机的运转原理，这着实令人惊叹。
　　大清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李鸿章抓住时机，督办创立了“招商局轮船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它承揽了朝廷“官物”运输一半的运量，而其随后展开的客运业竟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
　　而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大清国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以为“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李鸿章也不允许洋人从香港铺设来的海底电缆上岸。只是，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间开通了。李鸿章能够完全不理会“地脉”，也能够完全不理会洋人，因为他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之后，由大清国政府的银子作为投资、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成立。李鸿章称此举为“官督商办”，因为在中国创办拥有自主权的企业“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需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
　　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
　　李鸿章为大清国国计民生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业，令他身后的国人一直在受益。他是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至关重要影响的洋务运动的中坚。但是，李鸿章一生所从事的另一种“洋务”，却使他在生前和身后招致众多的痛骂，因为根据国人一向的认知，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与不公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他所有竭尽心力的努力无不是在把国家的领土、财富和臣民出卖给洋人，这位大清重臣的罪责深重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大清国没有“外交”的概念，所有的外事统统归于“洋务”。洋务运动的首领李鸿章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大清国当然的“外交家”。李鸿章的外交生涯不但让西方人知道了大清国有一个“相貌堂堂”且“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而且也让中国人在上一个世纪之交那段悲伤的日子里终于揪出了一个“罪魁祸首”——李鸿章让国人因为遭受屈辱而积淀的愤恨在怒斥他的过程中得到宣泄。
　　洋人了解李鸿章的外交能力，是通过中英《烟台条约》的谈判。其时，英国人的军舰开入烟台，日本军队开始向朝鲜武装挑衅，以对大清国构成战争威胁。皇亲醇亲王主张与英国人决裂开战，而李鸿章的思路是：大清国不能再在外交上走一贯的老路，即事端一出，动辄开战，战则必败，败则议和，和则割地赔款。1876年9月，《烟台条约》签订。觊觎更多在华利益的英国人事后说：“这个文件既不明智也不实用，毫无意义，是一堆冗言赘语而已。”尽管洋人说，面对强大的威胁，李鸿章依然能谈出一个明显存有抵抗态度的条约，是一件“值得惊诧”的外交事件，但从烟台回到直隶总督府的李鸿章还是因为赔款和开放口岸而背上了卖国的罪名。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之战，是李鸿章一生遇到的最大的挫折---“海军费绌，设备多不完，惟鸿章知之深。朝野皆不习外事，谓日本国小不足平，故全国主战，独鸿章深知其强盛，逆料中国海陆军皆不可恃，故宁忍诟言和。朝臣争劾鸿章误国，枢臣日责鸿章，乃不得已而备战。”到1895年2月17日16时，日本联合舰队在风雪交加中开进威海卫，浩浩大清国败于一个弹丸小国的事实，令自认为是“天朝中心”的国人举国愕然。朝廷顾不得“天国颜面”，再令李鸿章去日本议和。
　　李鸿章在日本马关被一名刺客击中，**卡在他左眼下的骨头缝里，没有医生敢在这个位置下手术刀，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有六个字：“伤处疼，弹难出。”而面对日本人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赔款军费3亿两白银的“要价”，朝廷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均是模棱两可的“着鸿章酌量办理”。伤痛和心痛折磨着李鸿章。如果采取强硬的态度和立场，只能导致中日战争继续扩大。以大清国实际的军力状况而言，战争的结果只能是中国的东北被全面占领；而如果答应日本人的条件，大清国主权和财产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两害取其轻，这是面对残局的李鸿章的选择。
　　1895年4月，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和脸上的绷带回国的李鸿章，发现他成了举国的“公敌”：朝廷斥责他办事不力，官员说他丧权辱国，民间暗示他拿了日本人的银子，更有人公开声明要不惜一切杀掉他以雪“心头奇耻大辱”。
　　每一次在国家面临危机时出来收拾残局的李鸿章，被国人目为卖国者，只有全体军机大臣在上奏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说过的“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曾令李鸿章老泪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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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聋发聩之声

　　因为签订《马关条约》而被免去显赫职务的李鸿章，赋闲在京城贤良寺。
　　1896年，俄国沙皇加冕，各国派员祝贺，俄国人特别提到了代表的级别问题，朝廷只有派李鸿章去。因为洋人们说，对于19世纪的中国，他们只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朝廷。李鸿章以在马关被刺为由一再推辞，而朝廷就一再坚决不准，当李鸿章认为确实到了“众望所归”的时候了，便表示自己“非敢爱身，惟虞辱命”，只有“一息尚存，万程当赴”。
　　李鸿章的俄国之行还有一个重要行动，即与俄国结盟。
　　“联俄拒日”是甲午之后大清国朝廷中的主流认识，以两江总督刘坤一说得最为明确：威胁大清国的国家以日本为最，日本企图占领东北的野心积蓄已久，而俄国因为与大清国东北接壤必最不愿意。所以“我若乘此时与之深相结纳，互为声援，并稍予便宜，俄必乐从我”。
　　在插满了大清黄龙旗的彼得堡，李鸿章开始与俄国人商谈《中俄密约》。《中俄密约》的要点是：中俄两国针对日本的军事威胁结成互相援助的军事联盟；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铺设铁路与俄国横穿西伯利亚的远东铁路接轨。
　　这一次，李鸿章没能意识到一个具有近代常识的问题：铁路的延伸正是扩张领土的主要手段。至于当大清国受到日本威胁的时候，铁路能够便于军事援助这一点，李鸿章和大清国的官员都没想到，如果俄国人想侵入并占领中国的东北，这条铁路同样会给俄国人提供军事运输的便利。更何况在中国境内修建铁路，一旦“路权”模糊不清，俄国人就会有理由在铁路沿线派驻武装。后来的历史证明这就是对中国东北安全构成巨大威胁的“中东铁路警察队”。关于后者，李鸿章想到了，于是他坚决反对俄国以官方的名义投资铁路，而坚持用私人投资的方式。李鸿章以为这样就可以将铁路的修建变成商业行为。
　　离开俄国，李鸿章开始了他的欧美之行。在英国，他特意在代表西方民主制度的议院旁听了议员们的辩论，李鸿章觉得那简直是一窝蜂似的吵架。而大清国要员的出现引起了英国人极大的关注。一位英国人这样描述了他所看到的73岁的李鸿章：
　　他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慈祥的异乡人。他蓝色的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看他的每个人投以感激的优雅的微笑。从容貌看来，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的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有文雅和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
　　令李鸿章感兴趣的是英国的海军和陆军。他还参加了汇丰银行的招待会，在英国商人们表示要到中国去开拓市场的时候，李鸿章的开明思想令他说出了：“实具同心。”
　　当李鸿章乘坐的客轮到达纽约港时，美国海军最强大的舰队依次列阵港湾，鸣炮致敬以欢迎大清国的重臣。
对《纽约时报》记者关于“美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出路”的回题，李鸿章的回答是：“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必须邀请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自主权应掌握在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这不可谓不前瞻。
　　美国记者的另一个问题是：“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的回答是：“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为了抗议美国的排华法案，李鸿章甚至宁愿选择经加拿大而非美国西部回国。李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引自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
　　结束访美之后，李鸿章搭乘美轮回国。到达日本横滨港需要换船。李鸿章当年离开马关的时候曾表示“终生不履日地”，现在又有了《中俄密约》，让他痛恨起日本人更有底气了。换船必须先上码头，但是为了不让自己的精神和肉体与日本国土发生一丝关系，李鸿章无论如何也不上岸。侍从们只好在美轮和招商局的轮船之间搭起一块跳板，冒着掉到海里的危险将他扶上船。
　　李鸿章以为《中俄密约》可保大清国20年无事。然而仅仅4年之后，最先攻破大清国都城第一道城门东便门的正是俄国人！紧接着，曾经告诉李鸿章自己的国土大得用不完、没有侵占别人一寸土地想法的俄国人开始胁迫大清政府将“东三省永远归俄国所有”。这时候，李鸿章终于明白：大清国自与洋人来往以来所奉行的“以夷制夷”的策略是多么的天真无知。
　　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表示：在某种意义上讲，大清国已经没有绝对封闭的国防。西方势力不但在文化上侵蚀着中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侵占中国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国生事，多国构煽”，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搀杂在一起的，大清国对此必须保持警惕。世界发展至今日，一国已不可能关闭国门而安然生存。大清国如果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的往来，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双边的，等于也就制约了别人，这样的制约甚至强过武力，整个地球便可“胥聚于中国”。持有这样的认识，不但在百年前的中国可谓凤毛麟角，即使是在当代中国也可属振聋发聩之声。

charlie

落日的辉煌

作 者：《学习时报》编辑部
原载于：《学习时报》2000年6月19日 1版


　　从17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第一个10年止，精确地说是从1644年到1911年的268年间为清朝统治时期。这是中国悠久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君主制王朝。在这268年间，自康熙(1661—1721)经雍正(1722—1734)至乾隆(1735—1796)的130多年，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个辉煌盛世，史称康乾盛世。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极致。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1／3，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以致英国迟迟不能扭转对华贸易的逆差。

　　然而，正是在同一个时间，在地球的另一端，尤其是在英国，一种新的文明——挑战全球的工业文明正在萌发；一场伟大的革命——最终改造了整个旧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正在进行；一个新的运动——冲决中世纪封建神学桎梏束缚的思想启蒙运动正在蓬勃发展。由此以降仅100多年的历史，就彻底地改变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中国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国急剧地坠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而一蹶不振。

　　康乾盛世前后100多年魔术般的变化，令全世界的思想家、政治家以及有识之士们大为震惊。

　　马克思称之为“奇异的悲歌”：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16页)

　　邓小平指出：“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0页)

　　这段历史太值得后人警醒——康雍乾三代君主，英明有为，但是面对世界范围工业革命历史性大变动、大转折，却茫然无知，毫无准备，甚至采取错误的对策，把门关上，最终导致中国的长期落后。今天，当我们即将跨入一个新的世纪、面对一个更加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国际环境的时候，把康乾盛世放入一个世界性的范围来看，尤为发人深省。

　　盛世辉煌

　　中华民族经过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发展，至康乾盛世，其经济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成就。她的农业、手工业、贸易、城市发展等，都曾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从农业来看，不论是当时的人口数量，还是耕地面积，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历史时期。据统计，康熙24年(1685年)全国共有耕地6亿亩，到乾隆终年(1799年)，全国耕地约为10.5亿亩，粮食产量则迅速增至2040亿斤。当时随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的巴罗估计，中国的粮食收获率高出英国。“麦子的收获率为15∶1，而在欧洲居首位的英国为10∶1。”(《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88页，《赴华使团》)中国农作物的总产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从1700年前后的约1.5亿增加到1794年(乾隆59年)的约3.13亿，占全世界9亿人口的1／3。

　　从手工业来看，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生产规模扩大，手工作坊、手工业逐渐增多。如广东的冶炼业、京西的采煤业、江南的纺织业、云南的铜矿业等。手工劳动的分工进一步精细，如江苏松江棉布染色业作坊，按照产品种类，分成蓝坊、红坊、漂色坊、杂色坊。

　　市场也有了一定的发育。粮食、布匹、棉花、丝、绸缎、茶、盐成为主要商品，其流通值为3.5亿银两(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第284页)，如果加上烟、酒、糖、油、煤、铁、瓷器、木材，不少于4.5亿两，以当时人口3亿计，人均商品流通值为银1.5两。

　　对外贸易急剧增长。主要出口商品有茶、丝、土布，尤以茶叶占第一位。18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平均从中国购买茶叶值银400万两。而英国商人运到中国来销售的主要商品(毛织品、金属、棉花)的总值，尚不足以抵消从中国运出的茶叶一项。为了平衡贸易收支，英国商人必须运送大量白银到中国。康熙年间，清朝征收的关税正额有银43000两，实际上关税收入大大超过“正额”。乾隆末，每年“盈余”(即超额部分)已达85万两，超过康熙年间所定关税正额的20多倍。正是为了平衡对华贸易逆差，英国把大量鸦片运进中国，并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

　　18世纪初，在康熙帝主持下，清廷从事两项巨大的科学工程。一项是《律历渊源》(1713—1722)，介绍了中国和西方音乐各种理论、乐器制造、天文历法以及西方的数学与中国的算学；另一项是用近代科学方法绘制了第一幅详细的中国地图(1708—1719年)。

　　中国的城市也有很大发展。到19世纪初，全世界有十个拥有50万以上居民的城市，中国就有六个，即北京、江宁、扬州、苏州、杭州、广州。城市以下的墟市集镇的数量也大大增加。如南京是著名的丝织品产地，有丝织工人数万人，“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吴敬梓：《儒林外史》)山东济宁为“百货聚集之地，客商货物，必投行家。”(《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二《风俗》)

　　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称赞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

　　法国《百科全书》的主编狄德罗在该书《中国》条目中，盛赞“中国民族，其历史之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

　　德国的莱布尼茨认为，“欧洲较之中国优越之处，在思维和思辩的科学……但一转到实践哲学，即生活、伦理、政治实践，欧洲人便难以和中国人相抗衡”。

　　全球变局

　　几乎是同一个时间。

　　当康乾君主谨慎地牵引中国社会这艘古老的大船，沿着原有的航线进行再一轮冲刺的时候，“诸欧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学新器，绝出前古，横被全球”(康有为：《进呈突厥削弱记序》，《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8页)。西方社会爆发了一系列改天换地的伟大革命，迅速地脱离传统的发展路线而突然加速前进，跃上了世界文明进程的制高点。

　　1640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美国1775年进行了独立战争；法国1789年爆发了大革命。意大利从1859年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俄国从1861年废除农奴制、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也都不约而同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些革命，不论胜利与否，彻底与否，其结果都加速了封建专制统治的灭亡，推动了民主政体的建立，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

　　17世纪以后，科学革命席卷了欧洲。欧洲科学革命的先驱哥白尼于1543年发表《天体运行论》，阐述了以太阳为中心的天文学说。伽利略研究了自由落体和钟摆运动，发明了望远镜等科学仪器，大大改进了科学观测手段。特别是在17、18世纪之交，牛顿发现了运动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阐述了经典力学理论。继牛顿之后，大批科学家、技术家、实验家涌现，大批科学成果诞生，大批科学研究机构成立，研究自然科学在欧洲蔚然成风。一个科学、技术、实验三者鼎立、互相牵引、彼此促进的互动新机制形成，为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

　　从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

　　在棉纺织业，1733年凯伊发明飞梭，大大提高了织布的效率。1764年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手摇纺织机，即著名的“珍妮机”。机器的使用，使纺织效率提高了40倍以上。

　　在动力机器方面，1769年瓦特发明了单动式蒸汽机，1782年又制成了复式蒸汽机。1785年英国的棉纺工厂开始用蒸汽作动力。1769年法国人柯格诺特制成了第一辆蒸汽推动的三轮汽车；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制造了第一艘轮船；1814年英国人斯蒂芬孙发明了蒸汽机车。蒸汽机的普遍应用使工业摆脱了对自然能源的依赖，使劳动生产率几倍几十倍地提高。

　　在冶金方面，18世纪30年代发明了用焦煤炼铁的新技术，改变了传统的以木材为燃料进行冶铁的落后工艺。60年代，出现了巨大的熔铁炉，此后又研究出了精炼法。炼铁技术的革新，不仅推动了冶金工业的进步，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煤炭工业的发展。

　　工业革命使英国经济出现了腾飞。据统计，1776年至1800年棉纺织品出口从670万英镑增加到4143万镑，24年间增长5.18倍。毛织品在1788年生产7.5万匹，1817年则达到49万匹，增长5.53倍。煤的年产量，1700年为500万吨，1795年增至1000万吨，增长1倍。生铁产量，1740年仅为17350吨，1806年则猛增至258000吨，增长13.87倍。工业的发展导致诸如曼彻斯特、伯明翰等一批新兴工业城市的出现，人口大量流向城市，18世纪70年代时，城市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1／2。

　　“在经济发展全面加速的18世纪，交易的一切工具都合乎逻辑地使用起来了。”在工业发展、商业繁荣的基础上，欧洲国家的市场进入了更高层次，证券交易、信贷已很活跃，证券交易所拓展了他们的活动，“伦敦模仿阿姆斯特丹并试图取而代之，阿姆斯特丹此时趋向专业化发展，欲成国际贷款之要地，日内瓦和热那亚参与这些危险的游戏，巴黎摩拳擦掌，开始亦步亦趋，这样一来，钱款与信贷便起来自如地从一处流到另一处。”(布尔：《资本主义的动力》第18页)形形**的信贷证券，大大便利了商品批发和国际支付业务，整个市场被活跃的信贷和贴现所推动。

　　这时，西方国家向全世界扩张的步伐也骤然加快。他们纷纷走出国门，建造大舰巨舶，组织商船队和贸易公司，进行航海探险，致力海外贸易，到世界各地寻找商业机会，掠夺金钱、土地和人口，进行原始积累。贪婪的西方商人，确信自己的好运在远方，行走于全世界并把商品带到世界各地，追逐丰厚的利润；炮舰和军队用刀和剑在各个殖民地上建立起统治；外交使节和传教士到处奔忙把政令和圣经传播到各个角落，并热衷于搜集情报，了解各地的情况。美国独立条约的墨迹未干，当其还处于英国的威胁之下时，“海商就已游弋七大洋，去寻求贸易”。到达中国的第三只船“实验号”只有84吨，乃至被认为是近海帆船，充分展现了愿意为可能获得的利润冒最大危险的精神。据估算，英国在1757—1857年的100年中，仅从印度运回本国的货物和货币总值达120亿金卢布；1701—1810年从西部非洲贩运200万黑奴，进行贸易。

　　纺织工序的逐步机械化、焦炭炼钢、蒸汽机的应用、工厂制的出现，农业的发展、农村购买力的增加，市场的兴旺、商人的活跃，航海的进展、殖民地的开拓、交通运输的改革等等，许多举措、许多事件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推移演变，推动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跨进了“近代社会”。一个生产力如地下泉水喷涌迸射的人类新时代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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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潭死水

　　在变化了的世界面前，康雍乾三代英明君主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和极度的愚昧：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囿于传统、反对变革，满足现状、固步自封，特别是限制工商业、蔑视科学技术、闭关锁国、加强集权、禁锢思想的做法，愈加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的进步。

　　与西欧国家不遗余力地保护工商业发展的做法相反，清王朝对工商业控制、压抑、打击，把工商视为“末业”，认为兴商既不合祖宗成法，也对国家无利。雍正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今若欲于器用服玩之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匠。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且愚民见工匠之利，多于力田，必群趋而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小民含轻利而逐重利，故逐末易而务本难。苟遽然绳之以法，必非其情之所愿，而势所难行。惟在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之为贵，崇尚朴实，不为华巧。如此日积月累，遂成风俗。虽不必使为工者尽归于农，然可免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矣。”(《清世宗实录》，卷五七)有些官吏主张在广东招商开矿，雍正表示坚决反对：“今若举开采之事，聚集多人，其中良顽不一，难以稽察约束，恐为闾阎之扰累。况本地有司，现在劝民开垦，彼谋生务本之良民，正可用力于南亩，何必为此徼幸贪得之计，以长喧嚣争竞之风”。(《东华录》雍正朝，卷二六，十三年四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朝廷对民间手工业在经济上实行高额征税，低价收购，无偿摊派；在政治上或则限制其开设，或则控制其流通，或则严格约束工人，或则指定特许的商人，对工商业的发展千方百计地压抑阻挠。封建官僚滥施淫威，而工商业者没有公开进行对抗的力量，只能匍匐在政权的脚下，任其蹂躏。因之，虽然当时中国六个大城市的人口都超过世界最先进的伦敦，但是西方城市以工商业为本位，商人和手工业主在政治上起着重大作用，参与城市管理、审查预算的情况，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中国的城市首先是政治和军事中心，大多数城市的繁荣依靠官吏、地主、军队及其附属者的消费，而主要不是依靠工业制造与远程贸易。

　　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终清一朝，弥漫着轻视和蔑视科技之风，把科技知识视为“形而下”，把发明创造称为“奇技淫巧”。清初的戴梓发明火器“连珠铳”，一次可填发28发**，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然而清统治者抱着“骑射乃满州根本”，不仅不采用，反而听信馋言，将戴充军关外。1792年，英特使马戛尔尼送给乾隆80寿辰的礼物中，有天球仪、地球仪、西瓜大炮、铜炮、各种自来火炮、西洋船模型、望远镜等29种，清廷只是将之作为“贡品”、“玩好”收藏，予以玩赏或鄙薄，根本未想到这里的科技含义及其中的军事价值。马戛尔尼曾邀请清军将领福康安检阅英国使团卫队演习新式武器操练，福康安竟拒绝说：“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作，谅来没有什么稀奇。”康熙帝对自然科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宫廷中罗致了许多懂科学的耶稣会传教士，聘请了一批数学家研究天文数学。但是西方科学未跨出宫廷一步，只供皇帝个人欣赏。雍正、乾隆两位皇帝对自然科学均无爱好，加以康熙末年由于礼仪之争，罗马教廷与清朝的关系破裂，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彻底阻滞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传入和交流。

　　闭关锁国、拒绝交流是清廷对外关系的基本政策。康乾时期，是人类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的时代，是经济国际化趋势日渐明显的时代。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却采取了逆时代大潮的封闭国策。对外政策的着眼点是怀柔远人，外夷归附，宣扬恩德以保持国内秩序的稳定。至于航海探险、远洋贸易、对外扩张，这一切既缺少实行的手段、能力，也没有试探的兴趣。它不重视对外贸易的经济利益，只把通商当作怀柔的手段。当英国商人给清朝的文书中要求扩大通商，声称中英通商“与天朝有益”时，乾隆皇帝谕令两广总督苏昌：“国家四海之大，何所不有，所以准通洋船者，特系怀柔远人之道。乃该夷来文内，有与天朝有益之语。该督等不但当行文笼统驳饬，并宜明切晓谕，使知来广贸易实为夷众有益起见，天朝并不藉此些微远物也。”(《清高宗实录》，卷六四九)他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一封信中讲：“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粤海关志》，卷二三，第8页)清王朝的对外政策就是建立在这种“天朝上邦”意识和传统的自然经济观念以及诸如“不宝远物，则远人格”之类的儒家经典之上的。因而，贸易变成了“怀柔遐方、加惠四夷”的政治行为，而并非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需要。它盲目坚持“天朝”体制，以四夷之共主的面貌出现，在国际关系中，既不考虑交往的平等性，拘泥于三跪九叩之类礼仪末节；也不考虑经济利益，用朝贡代替国际贸易。

　　对外关系的着眼点决定了对外交往的排斥态度。当西方竭力寻找新航线，拓展海外殖民地，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之际，清统治者正在为海岸线的不宁而焦躁不安。对于远道涉洋而来的西方国家，莫不以“夷狄”视之，把构筑一道坚实而绵密的藩篱，将最危险的西洋人隔绝于国门之外视为基本国策。康熙初年一度开放海禁，允许沿海居民出海贸易，但是，又决定不准外国人来华贸易。按传统做法，只有在外国人对华“朝贡期”内允许贸易，期限一过，即停其贸易，贡使便打道回国。外国人在贡期外从事贸易，康熙初年只有两次。康熙五年时宣布：下不为例，永行停止。康熙的这项政策，影响了清朝100多年，后世子孙顽固地坚持不准外国人来华贸易，贻误了中国的发展。清朝对对外交流进行严厉限制，首先对出口商品有严格限制。军器、**、硝碳、铜铁可以制造武器，均在严禁之列，米麦、杂粮、马匹因内地缺少，亦禁出口。书籍则可能泄露中国状况，也不许运往国外。中国本来能制造巨大的帆船，出航远洋。到康乾时期，世界各国的航海业突飞猛进，船只越造越大，而清廷却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七六，康熙二十三年)对于出洋的水手、客商，防范极严，“各给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贯，庶巡哨官兵易于稽查”(《清朝文献通考》，卷三三)。中国人到外国贸易，立定年限回国，如逾期不归，永远不许返回，即使三世居于外国的华侨，也要设法招回治罪并株连其家属。这种以天朝大国自居，采取不与西方通商的闭关锁国政策，完全堵塞了可能给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提供外部刺激的渠道。

　　当欧美国家纷纷走上实行民主政体的道路，消除专制制度的时候，康乾盛世的三位帝王却在一步步收紧权力之网上的纲绳，把封建皇权推上空前集权的巅峰。这种体制避免了历代王朝经常发生的宰相、外戚、宦官擅权和武将跋扈、文官植党以及士人非政的现象，但更加缺少约束和监督机制。官吏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腐化，贿赂行私层出不穷，最终不仅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陷于停滞，而且严重阻滞了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变革之路。加以国际大势剧变，中华民族已濒于西方列强宰割的绝境。

　　同政治体制相适应，在文化上把儒学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尤其用力提倡程朱理学。清廷一方面引导知识分子只钻研儒家经典，科举、考试，要以朱子的注释作为准则，“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另一方面采取高压政策，文字狱盛行。知识分子只好潜心古籍、埋头注疏和考据。禁锢思想实际上是禁锢人的创造性。当人类由传统走向现代，最需要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主导中国未来的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体系，却如一潭死水般的沉寂。在这种“沉寂”中，中国不可能不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长夜无歌

　　清廷自恃“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而拒绝开放、拒斥变革，其结果烈火烹油，夕阳西下，100多年的盛世之后中国社会骤然下跌。极端的闭关，把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距离大大拉开了。

　　以中国最为自豪的农业为例。到1840年，千年前的耕作方式基本没有变化，全国人均粮食仅200公斤左右。而在英国，每个农场都有一部蒸汽机；在美国，人均粮食已接近1000公斤。

　　在工业方面，中国工业人口已相当庞大，如景德镇有工匠10万人，荆州到重庆间有纤夫10多万人，苏杭织工达三四万人，佛山织工近5万人；在云南矿区和一些老林中谋生的人不下百万之多，广州靠在洋船上谋生的也有几十万人之众。但这个数字与全国人口之比仍微乎其微。而且，这些工人，要么是手工业者，要么是纯粹的苦力，近代式的机器工人几难一见。而在欧美，蒸汽动力已普遍应用，如英国，1800年仅321台共5210马力，到1815年就达到15000台共375000马力，到1840年为止，英国工业革命就基本完成了。在这段时间，中国年产铁约2万吨，不及法国的1／10，不及英国的1／40。中国的第一座炼钢平炉建于1890年，比西方晚了近30年；第一艘汽船造于1865年，比西方晚了60年。在中国，纺纱女日产五六两，高的达到十两，也有连日带夜纺出十二两的。在美国，1825年每个工人看管200个锭子，日产1000绞棉纱。铁路更显示西方发展之快，1825年英国建造了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到1840年，全世界的铁路总里程达9000公里，而中国这时还不知铁路为何物。中国的机器工业出现在19世纪末期，比英法美等国的工业革命完成的时间还要晚几十年。

　　军事上，明末清初已引进并使用西方大炮。但后来，为了使八旗骑兵弓马的“技术特长”不致失传，废用大炮等热兵器，恢复大刀长矛弓箭等冷兵器，水兵仍是帆船，以致西方的长枪大炮到这时被看成了妖术，军舰则被目为怪物，广州守将对付英国人的是“驱邪”的马桶、秽物等。

　　科学方面的差距尤为明显。明朝之前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科学最发达的国家。迄时世界上重要的发明创造和重大科学成就大约300项，其中中国约175项，占57%以上。总体上说，到明中晚期，中西方之间仍是互有短长。经过清朝200多年，中国的科学技术已全面落后于西方。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等方面，中国比西方晚了几乎两个世纪，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这些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才缓慢地介绍到中国。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西方社会迅速地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相形之下中国则在封建主义的迟暮中步履蹒跚。落日虽然辉煌，跟踵而来却是长夜无歌。在走向现代化的今天，反省我们民族的这段历史，最要紧的，是获得一份警醒、一份自觉：对当前以及未来世界历史大变动、大发展、大转折要有清醒的认识，对我们的国情、长短及走向要有充分的把握，要以更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走向世界。

charlie

抱歉,贴名错了,不知怎么改.

charlie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在一片书香弥漫的读书月里，我再次来到深圳，与生活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朋友们见面，非常高兴。读书月组委会请我来深圳开个讲座，我问讲什么呢？他们说你的《评点曾国藩家书》刚刚出版，被我们列入第三届读书月的推荐书目，干脆就讲个《评点曾国藩》吧！
　　这个题目，我自然不能拒绝。《评点曾国藩家书》其实也就是评点曾国藩，但今天要在两个小时内来个评点曾国藩，却有些为难。因为曾国藩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可以从方方面面来评点他，值得写几十万、几百万的大书。两个小时时间太短了。但是，又决不能让朋友们在这里坐得太久。我相信有不少的朋友，即便这两个小时也是在百忙中抽出的。如果叫大家坐一两天来听我的评点曾国藩，哪怕是铁杆曾国藩迷，也不可能坐下去，那我的讲座便只剩下孤家寡人了。
　　所以，只能就曾国藩的某一个方面来说说。早两天，深圳媒体界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深圳是一个渴望成功的城市，大家都想听我说说曾国藩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我说这是个好题目，我的《评点曾国藩》就侧重于他的“成功”吧！我今天的讲座就围绕这个话题来展开，但我的讲座只能算作漫谈式的发言，所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报告。
　　一、曾国藩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培育出来的最为优秀的成功者
　　切入正题之前，我想先来整体地评点一下，曾国藩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或者说究竟应该把他放在中国文化史哪一个位置上。我认为曾国藩是五千年中国传统主流文化所培育出来的最为优秀的成功者。
　　什么是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所谓主流文化就是被历代统治者认可的文化，也就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传统华夏文化。这种文化要求人们积极地面对人生，投入社会，在有限的生命期间里，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得到最大的发挥。这种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道德、事功、言辞，即《左传》所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其次有立言”。按照《左传》的说法，人若在这三者中的某一个方面有出类拔萃的表现，传之久远的业绩，则可称之为不朽之人。当然这里有高下之分，最上等的不朽之人为建有高尚的德行，其次为功业，再次为文字著述。但若是一个人既立德又立功又立言，也就是三者并举的话，那么，他将是中国主流文化所认为的最为成功的人物。如果我们将此标准衡量历史人物的话，完全具备“三不朽”的人物很少很少。可以讲得出来的，只有周公、孔子、孟子。对孔孟还要说明一点，即得把他们的教育事业也当作事功看待。中间有个诸葛亮，但诸葛亮的事业并未取得完全的胜利。到了近代，曾氏则被人称之为完人。曾氏的德行被广泛赞美，他的事功为扑灭太平天国起义，他的著述有千万余言的《曾文正公全集》。
　　对于一个从政者而言，中国主流文化对其还有一个人格方面的要求。最高人格境界是“内圣外王”。所谓“内圣”，是心中充塞圣人的学问和道德，并以此塑造自己的内心世界；“外王”是指表现在外的能力和功业，施王政，行王道。这种“王”是与“霸”相对立，也就是施仁义之政，行仁义之道。曾氏早年在京城做官的时候，严格按照程朱理学修身养性，修炼自己的人品人格，中年以后奉旨平定叛乱，将混乱了十四年之久的社会重新纳于封建正轨，东南十四省的老百姓重新有一个安宁的生活环境。曾氏的一生走过的是一条典型的内圣外王的道路，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人所企盼的最佳的人生之路。这种人为数极少，孔孟等圣人没有做到，做得差不多的有唐代的李泌、裴度，宋代的岳飞、文天祥，明代的王守仁等人。
　　其次，我还要指出，曾国藩是开湖湘风气的一代宗师
　　本来，说曾氏是中国主流文化所造就的最为成功者，已经给他一个比较总结性的评定，之所以还要加上一个开湖湘风气的宗师，是因为湘也就是湖南省，在中国近代所起的作用，对现当代中国的影响太大太深了。从某个角度来说，如果没有湖南省，中国近几十年的变化，也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要把它单独拈出来谈。
　　说起湖南省来，历史上在中国这个大家庭里是没有地位的。周王朝时，湖南属蛮荒之地，《左传》载，春秋时期诸侯会盟，楚国的头头只能在厨房里烧火，可见地位之卑下。到了战国时代，楚庄王虽然做过短期霸主，但楚国在文化、经济上仍不能与中原相比；湖南在荆楚大地又属冷僻之地。屈原本是湖北人，为什么他会死在湖南？估计是流放到湖南省，看到汩罗江两岸一片荒凉冷清，心中更加凄然，彻底断掉了活下来的勇气，遂投江而死。到了汉代，湖南依旧是个中原人士不愿去的畏途。贾谊来到长沙，将长沙视为卑湿之地，终日郁郁不乐。刘发被封为长沙王，因为他母亲是宫女，地位低下，才被打发到谁都不愿去的长沙。他心中十分不乐意来湖南，每年回长安省亲时，就装一车土回来，几十年过后，这些土堆成了一个高台。他每天站在这个台上，远眺那根本就看不到的关中平原、长安故地。这个台子后人称之为定王台，成了长沙城里的一大景观。
　　到了唐代，湖南更成了罪犯的流放之地，失意文人的流浪之所。湖南人津津乐道韩愈有过咏南岳的诗、柳宗元有过《永州八记》、杜甫死在耒阳，其实他们本人当时在湖南时的心境都很凄凉，因为那都是他们一生中迫不得已之时。
　　宋代时，官吏们遭贬，也会常常贬到湖南。著名的《岳阳楼记》开头便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可见这个滕太守是犯了错误发配湖南岳阳府的。两宋时代，东南文化开始昌盛，但湖南即便在这个时候，相对东南其他省份来说，也是落后的。大家看那个时候，与湖南毗邻的江西省文化是如何发达的，唐宋八大家，三大家出于江西，外加黄庭坚、文天祥等等，群星灿烂，但湖南除开一个周敦颐外，再数不出几个人了。
　　但是，曾国藩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应该说，清代咸丰、同治年后，湖南和湖南人就像匹黑马在中国大地上凌空出现。曾国藩之后，湖南名人辈出，功业盖世，如谭嗣同、黄兴、蔡锷、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胡耀邦等等。这是因为当时的湘军是得胜之师。而湘军的最高统帅是曾藩。所以说曾国藩是开湘湘风气的一代宗师。
　　二、曾国藩的成功之道
　　人生在世，几乎都渴望成功，谁都不愿意做一个失败者。对于曾国藩的历史评价，至今或许还有分歧，但他是一个成功者，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他为什么会成功呢？他的成功经验对我们有些什么借鉴呢？我想，凡有志于做一番事业的人都会对此有兴趣。那么，我现在就来简单地说一下他的成功之道。大致有如下九个方面。
　　1、修身立志，储才养望，奠定做大事业的基础。
　　前面我曾说过，曾国藩早期在京师有过一段“内圣”时期。他的“内圣”功夫有哪些内容呢？归纳起来有四点，即修、立、储、养。
　　修即修身。他的修身功课为诚、敬、静、谨、恒。诚为诚实、诚恳，为人表里一致，内心的一切都可以公之于众。敬为敬畏，在内则为心有所畏惧。畏什么呢？畏道畏法畏舆情。在外则持身端庄严肃，有威仪。静，指的是心、气、神、体都处于安静放松的状态。谨，主要指言语上的谨慎，不打诳语，不作妄言。恒，指的有恒心，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
　　立即立志。就在严格修身的同时，曾氏立下了澄清宇内之志。所谓“澄清宇内”，便是经邦治国、安定天下。这是儒家信徒的最大志向了。
　　储即储备才干。翰林院清闲，给了他读书的好机会。他充分利用这个好机会，发奋苦读先辈大家之作，如诸子、二十三史及韩、欧、李、杜等人的文集，亦读如兵书、荒政、水利等方面实学书籍。以此完善充实自己的知识结构，为办事而储备真才实学。
　　养即培养声望，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提高知名度。他通过做诗文和不断上疏来实现养望目的。
曾国藩通过修、立、储、养的努力，在人格、才干、声望三个方面，为日后的绝大事业作好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才有后来唐鉴的竭力推荐，湖南官场的渴望和三湘士绅的归附。
　　2、抓住机遇，做大做强，让事业蓬勃发展
　　咸丰二年年底，一个改变命运的绝大机遇降临到曾氏的头上，这便是先一年起义的太平军冲出广西，向江南进军，东南各省陷入战乱之中，为了配合正规部队的作战，朝廷在江南各省任命了四十三位团练大臣。四十三个团练大臣，在后来死的死走的走，几乎都没有办成什么事，唯一一个成就一番大业的就是曾国藩。成与不成，这中间因素很多，如何把握住这个机遇，充分利用这个机遇，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曾国藩充分利用机遇的一个主要的手段，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做大做强。回过头来看，他的做大做强有三个步骤。
　　所谓团练，就是后来的民兵，结队编团定时训练，无事则拿锄头做农活，有事则拿刀枪械斗。这种组织都在县城以下，各乡都有。各省团练大臣都沿旧例，只是局限在县、乡一带办团练。曾国藩则不一样。他一到长沙做团练大臣，便上奏请求在省城建一大团，将湘乡1000人马调进省城，分为三个营，将这三个营派遣到各地镇压匪乱，维持秩序。这个大团虽不是正规军，但它一天到晚练兵打仗，住在营房，实际上已经是军队，湘军便这么出来了。这是做大做强的第一步。与绿营发生冲突后，曾氏干脆跑到衡阳去训练，把团练扩大为十营5000人，又练水师，水陆两支人马10000人，加上挑夫及辅助人员，人马达18000人。从衡阳出师时，水陆齐头并进，威威武武，浩浩荡荡，完全是一支力量强大的劲旅。这是做大做强的第二步。到了打下武汉后，曾氏提出沿长江东下的计划，分南北中三路推进，除北路为湖北都督统率的绿营外，南路和中路均为湘军，他本人则为三路人马的总指挥。这个计划得到了朝廷的批准。曾氏的湘军便成为太平军的头号对手，一个省的团练便这样成了国家军队中的第一号种子选手。成了国家武装力量中的王牌部队，做大做强的设想得到了最好的实现。
　　3、打脱牙齿和血吞，屡败屡战，赢来最后的胜利。
　　湘军的做大做强，有一个千难万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苦多乐少、败多胜少。从衡阳出师到武汉的打下，这七八个月里，曾氏经历过兵败投水自杀、湘军溃逃四散、湖南军政两界的讥讽、长沙城闭门不纳等等羞辱，直到武汉打下，才一洗满面羞惭。经过一段短暂的胜利，曾氏来到江西后，很快又处于战事胶着状态。从咸丰五年到咸丰十年的五六年里，曾氏在江西、安徽一带的军事行动一直在低迷中徘徊不定。这期间，曾氏遭遇到江西官场的排斥、湖南官场的指责、朝廷的不信任、友军的不配合，他再一次投水自杀未遂，又被朝廷冷落了一年多，弄得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个从朝廷到地方都不能容的异类，以至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一天到晚吃不好睡不好。不到50岁，连一寸大小的字都看不清，随时都有死去的可能。
　　面对着这一切，曾氏都忍了。他拿湖南乡间的一句俗话来安慰、激励自己：“好汉打脱牙齿和血吞”。和血吞牙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不示人以弱，不求人怜恤，一切痛苦自己担当。二是将仇恨吞到肚子里，让它生根发芽，变成复仇的动力。有野史上说：幕僚给朝廷拟奏折说湘军“屡战屡败”。曾氏将“战”“败”两字易了一个位置，变为“屡败屡战”。这一字之易，体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精神气慨：决不屈服，决不退缩，倒下了再爬起来，前人死了，后人再继续。这是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倔强精神的最生动的体现，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取得最后的大胜。这样的对手，哪个竞争者不害怕，他又怎能不获得最后的胜利？

charlie

4、尽可能地减少人为的阻力和障碍，全力以赴于大目标。
　　湘军有很重的私家军队的味道，当时有野史记载：朝廷的命令无法调动湘军，但曾氏一纸手令，部属便为之千里驱驰，可见湘军私人性质的严重性。这个事实曾氏当然清楚，他一方面需要这样，另一方面又要提防由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消除人为的阻力和障碍，确保大目标的顺利达到。
曾氏为消除人为的障碍和阻力，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努力：
　　（一）启用满人做湘军的统帅。私家性质的军队一向为国者所防范，眼下的当国者又为满人，其防范又更进一层了。满人是少数民族，为扩大自己的力量，它用联姻的形式把蒙古拴过来，但仍然属于少数，满蒙两族加起来不超过五百万人。它是靠军队打进关的，故对军队控制更严。军队有八旗兵和绿营之分，八旗兵镇守重地，绿营兵则多做杂事；一些重要地方的绿营，其统领也是满人，至于湘军这样的军队，不是万不得已，是决不会让其出现的。曾氏对这些了然于心。为了消除朝廷的怀疑，减少人为设置的障碍，他用满人挂名为湘军首领，将这个满人从一个参将越级提拔为提督。后来打下南京时，论功请赏，他又把满人官文排在第一。
　　（二）尊重友军，尊重与自己地位相当的官员，以收协同作战的功效。当时与湘军共同作战的部队，有胡林冀指挥的湖北绿营，袁甲三、张沛指挥的安徽绿营，都兴阿的八旗兵等。曾氏都尽量与他们保持友好的关系。特别是对于胡林翼，他既是湘军中的重要领导人，又是湖北省绿营的统帅，他本人是靠曾氏发迹的，但曾氏对他特别尊重，胡也因此与曾关系十分融洽，不仅与他随时协商军事部署，源源不断地提供饷银，还为曾氏的复出，为曾氏谋求地方实职一再上奏朝廷。
　　（三）严格要求家人安分守己，以求后院安静，不添乱子不添麻烦。家中有人做了大官，家里的人利用他的权势来谋私利，这种现象极为普遍，这种谋利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从做官者手里索取，一种是打着他的旗号向旁人索取。早在进翰林院之初，曾氏祖父就说过：“靠种地吃饭。”故而曾家人直接从他手里索取银钱的不多，曾氏对家中所承担的银钱负担不算太重。我曾经说过，在中国要做个一尘不染的清官很难，这难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亲亲文化。一个为官者必须为其家人承当经济责任，若家人需求过多过大，他的正当收入又不足以满足，他便只就好将手中的权去换钱了。曾家人比较多的是打着曾氏旗号去谋利。这里可分为被动、主动两种。被动是人家找上门来的，主动则是自己揽来的。如湘乡县亏空1.6万两银子，曾家几个兄弟们出头劝捐，这便是主动揽利。针对两种情况，曾氏叫父亲杜门谢客，叫众兄弟莫管闲事。
　　此外，家里要买田起屋，曾氏多半制止。军营要捐银子为家乡架桥，曾氏也只象征性拿了一点，并说用于私、用于公有区别，但将军营里银子搬到湘乡这一点上是一样的，不能用公款为放大的私服务。曾氏这样做，都是尽量设法减少一些人为设置的障碍，为其人生的大目标铺平道路。儿子考乡试，他叫儿子不要递条子。九弟在家起房子，过于宏丽，在礼制上也有出格铺张等，他也去信制止。除开严格要求外，也不希望因此而招别人的指责，授人以柄。
　　有一件发生在老家的事更让曾氏十分不安，南京打下后，曾氏老家大兴土木，上正梁时唱赞歌：“两江总督太细哩，要到北京做皇帝。”曾氏听到这个消息，头上背上直冒冷汗，连忙打发人回去，严厉地批评此事，声明谁再说这样的话，就杀谁的头。
　　5、交错使用儒法道三家学说，依时而变左右逢源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有一个误区，以为它就等同于孔孟儒家，其实不然。传统文化其实还包括诸子百家的共同智慧。《庄子·天下篇》、《史记·太史公自序》里都有很详细的表述。
　　据《汉书》记载，在战国时期中国至少有十大家，他们都有自己成套的学问。这十大名家为儒、墨、法、道、名、阴阳、纵横、农、杂、小说家等。他们各自立坛讲学，著书立说，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昌盛的学术局面，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形成儒家一统天下的格局。但是诸子的学问依旧保存了下来。我认为中国后世的读书人之所以多迂腐不化，就是因为只读儒书而不读别家书的缘故，倘若诸子百家之书都读懂了，就决不是迂腐不通的。事实上，中国历史上那些有大成就的读书人，都不是墨守儒家一家之说的，而是各家都取为我所用。曾氏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战国时的百家中主要的有十家，而十家传到后来又主要体现在三家，即儒、法、道。曾氏精通这三家学说，并适时而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曾氏的一个好友欧阳兆熊曾用“一生三变”四个字来概括曾氏事业轨道：早年由词赋之学转而程朱理学（我们知道，程朱理学是儒学在宋代的发展）这是第一变；回湖南任团练大臣，由程朱理学改变为申韩之学，这是第二变；守父丧时，他痛苦地反省出山五年后的经历，悟出了以柔克刚的道理，于是由申韩之学转而为黄老之学。曾氏的真正的大知己是这位欧阳兆熊，他可谓是对曾氏看得入木三分。用这“三变”来概括曾氏，真是又准确又简洁，深刻极了，绝妙极了。
　　这个“变”，不是前后否定的意思，而是说他的行事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说以谁为主的变化。我们怎样看待这“三变”呢？应该说在三个不同时期里，曾氏分别主用的三家学说都是用得对的。尤其是经过第三阶段，他的人生境界便到达了一个炉火纯青的极高之地，他集中国的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典型形象也便就树立起来了。我在《评点曾国藩家书》说， 这第三个变化是曾氏整个人生中至为重要的一环。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让曾氏获取了成功，更大的意义是有了这一环，曾氏就成为传统中国文化的最后一个集大成者，甚至可以说，曾氏本人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他给予人的启迪性和昭示性就将不衰不竭，常省常新。倘若缺了这一环，他就不可能是一百多年来士人眼中的曾文正公，而只能是一个做过大事获得高位的能干人，至于这种能干人，在五千年中国文明史上，是成百上千万的。
　　关于曾氏的儒法道的三家并用，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今天限于时间关系，只能提一下，以后有空，再作一个专题来讲。
　　6、成功后不居功，谦退自抑，淡化光环，缩小靶的
　　翻开中国史册，常见这样一些故事：与人相处，共患难易，共成功难，功高震主者更是自身难保。人们都知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亡、走狗烹的典故。这些记载都提醒人们，成功之位不易处，尤其是在握有生杀大权的君王面前，立有盖世之功的臣子更难自安。这种事情发生，是由主客两个方面决定的，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某一方。上司的防范猜疑，同事的眼红嫉妒，属于客观的情形；自我膨胀，则属主观的原因。曾氏对这种种人性和社会性，看得透彻，透彻到洞若观火的地步。他多次对家人说，自古以来，建立大功又得善终的人不多。
　　同治三年，五十四岁的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湘军统帅，在经过十几年的千辛万苦后，终于打下南京，取得对太平天国作战的决定性胜利，朝廷给予封侯之享的同时，一面对他及其手下的十余万虎狼之师——湘军高度警惕。与曾氏同处于一个战场的其他将帅，一面颂扬恭维，一面在暗中竭力挑刺，恨不得将他一棍子打死，在九弟及其吉字营忙于抢掠财富，忙于争功的时候，曾氏则在尽力淡化自己头上的光环，缩小中箭的靶的。他主要做了下面五个方面的工作：（1）把功劳归之于先帝、太后和朝廷，归之于协同作战的友军，自己则做事不多；（2）动员牢骚满腹的九弟辞职回家养病；（3）大量裁减湘军，90%裁掉；（4）大撤厘金局；（5）修复江南试院，收买士人，堵住他们的口。就这样，曾氏及其所代表的湘军集团，较为平安地度过了表面风光内里危机四伏的政治险滩。
　　7、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是统帅的最大要务
　　前人说曾氏是将人则胜、自将则败，这话是有根据的。曾氏凡亲自指挥打仗，必定失败，例子颇多，但他会指挥别人去带部队打仗。曾氏不是将才是帅才，或许可以借用今天的话来说，曾氏不是专家而是领导。作为一个领导，要具有什么能力呢？毛泽东对此有个很好的回答。他说领导的才能在两个方面，即出点子、用干部。曾氏在这方面的才能大过常人，用干部，我们将在下面说，先来谈出点子。将帅的最大点子是什么？最大的点子便是制定战略决策。
　　前面讲到的初期在省城建大团，做大做强，便是一个极好的战略决策。以后在衡阳组建湘军水师，也是一个极好的战略决策。我们在这里再给大家讲一个战略决策，即西路制胜之策。
　　咸丰十年春天，太平军与湘军之间的战事出现了一个突变，朝廷驻扎在南京城外孝陵卫的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击溃了，清军统帅逃跑的逃跑，自杀的自杀，两江总督何桂清潜逃到苏州，苏州巡抚闭门不纳，只得仓皇逃到上海。
　　就在江南面临一片危机、朝廷失措，士气低落的时候，临危受命的曾国藩，充分显示了一个军事统帅的冷静和对全局的清醒认识，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提出被后来证明为正确的西面制胜之策。其中有一段很精彩的文字，我念给诸位听听：

　　窃以为苏、常未失，即宣提兵赴援，冀保完善之区，苏常既失，则须通筹，各路全局，择下手之要着，求立脚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自咸丰三年金陵被陷，向荣、和春等皆督军由东而进攻，原欲屏蔽苏浙，因时制宜，而屡进屡挫，迄不能克金陵，而转失苏、常，非兵力之尚单，实形势之未得也。今东南决裂，贼焰益张。欲克复苏常，南军须从浙江而入，北军须从金陵而入。欲复金陵，北岸则须先克安庆、和州。南岸则须先克池洲、芜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势。若从东路入手，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必至仍蹈覆辙，终无了期。

　　西面制胜决策，建在一个势字上，人们常说审时度势，军事上更看重这个。势，即形势、态势、趋势，就当时而言，这几个方面具体体现在长江流向的上下，即得以上制下之势。基于“自古平江南之贼，必据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的分析，曾氏提出，克金陵复苏常，必须得“以上制下之势”，具体地说，先收复长江，南北两岸的安庆、和州、池州、芜湖，将军队一步步逼近金陵，切断太平军与上游的联系，这对于清军来说就叫做“据上游之势”，对于太平军来说，即失去了有利之势。按这个计划，曾氏分三路向下游推进，收复长江两岸的城池，最后将金陵与长江上游的联系完全切断，金陵粮饷的来路基本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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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识才用才，是领袖成事的第一秘诀。
　　大家都熟知，刘邦在夺取政权后与群臣有一段著名的“三不如”的对话：“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知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刘邦本一个乡村无赖，他的最大的官职只做到亭长，顶多只相当于现在一个村长，但他却夺取了天下，而出身富贵人家的项羽却丢了天下，这里面的关键在于项羽不会用人，刘邦会用人，而且会用各种不同人才，将他们的才干充分调动出来，服务于自己的大事业，这正是刘邦的成功之处。刘邦所说的，其实也是一切领袖成事的第一秘诀。
　　曾氏的成功之道中极重要的一条，还在于他有杰出的识才用才的本事。时人说他善于衡人，尤擅长相士。曾氏用人的原则是德为主，才为辅，先看德行操守，次看学识，再看才具。他对人才广收慎用，因量器使。识别后，将他们一一合理使用。在识与用之间，他还善于培养人材。他的教育之点立足在褒奖，也就是多用奖励，少用苛责，他有两句名言“扬善于公庭，规过于私室。”在十多年的战争岁月里，曾氏依仗着千万人才成就了大事业，同时，他也通过这些战事培养了一批卓越人才。这批人才，对晚清政治、军事、文化、外交各个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9、慎选替手，使事业后继有人
　　在识人用人中，曾氏尤注重对替手的选择。他在给九弟的一封信中就说：“办大事者，以选替手为第一义。”这说的是他自己的经验。
　　什么是替手？替手就是代替自己的人。超过自己的接班人。这种代替，有部分代替和全面代替两种。部分代替的人，他挑选出来作为分统、营官、哨官。全部代替的人，我们今天通常称之为接班人。曾氏很重视寻找一个全面的替手，经过多年的培养观察，他最后将李鸿章选为自己的接班人。曾氏与李的关系有几个阶段：结识—雕琢—磨炼—寄予大任—视为接班人。事实证明，正是李鸿章将曾氏的事业推向前进。在军事方面：李鸿章的淮军最终平定了捻军，在后来日益壮大，成为晚清军界中的一支最重要的力量。在洋务方面：他大规模地开设兵工厂、创设机器局、选派留学生等等。曾氏只是拉开洋务运动的序幕，洋务的大局面还是他的替手李鸿章打开的。李对曾氏十分推崇，他与人谈话，口口声声称曾为老师，且称他所做的事都是老师所开创的。李鸿章执掌晚清军事、外交大权30年，权倾天下，炙手可热，曾国藩在死后很长时间里一直保持着高大的形象，与李鸿章的地位和推崇是分不开的。
　　三、曾国藩对后人的启迪
　　人们喜欢历史，中国人于此更甚。这种喜欢，除因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能带来一种欣赏乐趣外，还因为历史能给人以启示和教益。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中国古人说“以史为鉴，可以正得失”，讲的都是这层意思。
　　曾国藩谢世一百三十年了，中间除开三十年因为政治原因成为禁区外，人们都喜欢谈论他，尤其是九十年代小说《曾国藩》问世，曾氏再次成了中国人的热门话题。我以为这原因在于曾氏是一座文化宝库。人们可以从他里得到各方面的启迪。我以为至少在如下四个方面可以给今人以启示。
　　（一）农家子弟（或者泛指普通人家子弟）照样可以成大事，获高位，享大名，改变命运的关键在自我奋斗。曾氏成为后世榜样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他的成功激励了千千万万没有依傍、没有靠山、没有财富的普通人家的子弟的上进心。毛泽东可作为这方面的典型的例子，毛在一师读书的时候，与老师杨昌济谈到自己的务农之家时，杨“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为勉之。”以杨的身份，此话对毛的鼓励是相当大的。
　　（二）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是教育之本。中国的教育，从古至今都是应试教育，过去人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求功名，有了功名之后便可以做官，现在人读书的目的是为了考大学、考博士，有了学位后便好去求职，应试教育的负面是培育出来的人缺乏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的能力，缺乏成就大事业所必须具备的除专业知识外许多重要的相关条件。曾国藩五岁启蒙，经过二十二三年应试教育，才挣出头来，他的身上打下了深深的应试教育的烙印，他的高过别人之处在于：虽得其利却能洞悉其害。他在进京后的不少家书中，都要那几个迷恋科举考试却又极不顺利的弟弟从科举中走出来，去读于身心学问有益的书。而他却更加身体力行，拜师访友，求学问道。从道光二十一到道光二十七年，这六七年的时间里，曾氏利用翰林院清闲无实事的大好时机，遍读先辈大家学术著作和诗文专集，又常和一班子志同道合的朋友互相切蹉探索，尤其重要的是他拜了倭仁、唐鉴两位以人格修炼为主课的名师，进行严格的修身训练。这六七年的经历，是曾氏一生中一段最为重要的过程，因为有了这个过程，曾氏才有了一个学问和人格的升华，为他日后的大事业奠下了厚实的基础。
　　关于他师从唐鉴等人所做的人格修炼，我在前面已提到了，站在今天的高度回头来看，这种人格修炼其实就是人的综合素质的训练。
　　人的综合素质是为之基本，如果把人的一生在社会上的生存比作一门学问的话，技能则如同专业知识，综合素质则好比基础理论，基础理论扎实雄厚，相关的专业则较为容易掌握。曾氏是个不折不扣的书生、文人，但后来形势需要他做军队的统帅，他很快就适应了，而且做得比当时所有的专业军事将士要好，这原因就在于他的综合素质好，也就是他的人格修炼成功。现在的社会变化得快，专业门类越来越多，人在学校里的专业学习决不可能都学到的，到了社会后要适应社会的变化，其立身之本则在人的综合素质上，这是其一，还有更重要的是，人类的大事业只能是人格完美的人才能担当得起。对于年轻的朋友们来说，如果我们给自己一生的定位是两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伴炕头，养家这个标准，当然只要有一两门技能就可以，但要立志做大事业，则只靠技能不行，人的综合素质的高下，在事业成就的大小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举个例子来说：重庆谈判中，一首《沁园春》在争取大后方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支柱上所起的作用，就超过百万大军。
　　曾氏早期学师的人格修炼，使得他在日后的危难时有较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定力，在千百万银子从自己手头过的时候，他能保持一文不取的廉洁自律的操守，在位高权重时不头脑发热，利令智昏，他的综合素质变成他的人格魅力，靠着这种魅力，他团结成百上千优秀人才，共襄大业。
　　人的综合素质培养也就是人格大修炼实在太重要了。现今保存的由湖南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早期文稿》中有一处提到了曾，对曾表示出很大的敬意，最有名的一句话便是“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青年时期正是人的理想和抱负的形成期，我们可以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曾对青年时代的毛有最大的激励作用。我有机会接触过台湾国民党的上层人物，谈及他们的追求时，许多人，尤其是湘籍人士都说受曾的影响：曾可以做到，我为什么做不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要做到，靠什么，靠奋斗，靠拼搏。
　　（三）综合素质中最重要的一种“静心”。曾氏早期修身时，他的老师唐鉴告诉他，最是静字工夫要紧，程颐、王阳明都强调静字工夫，所以能不动心，若是不静，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他牢记这话，在静字下了很大的工夫。一个人的心处于绝对安静姿态时，便可以从容思考各种疑难，从容应对多方杂务，曾氏在同治三年攻打南京的时候，静工夫帮他度过难关。我们如果遇到很棘手很困难的事情不妨试试：脑子不能有太多的杂念，而且要有意思去排斥各种诱惑、干扰，心思尽可能单纯专一，时常保持一种宁静如水的心态。
　　当今的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开放的社会为人们展开许多发展的机会，机会多诱惑就多，诱惑多了，心就容易乱，心乱表现在行为上的忙碌失措，这种现象被称之为浮躁。浮躁已成为当今社会一大通病，医治这种浮躁一大药方便是静字工夫。看好一个大好格局，要心不旁鹜，神无外用，坚定不移地朝着它走去，诸葛亮说的“非宁静无以至远”，就是说就是这个道理。
　　（四）做事要开张，做人当要收敛。曾氏一生，做着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但我们读他的千条万条，却读出他对为人的两个字的概括来，这两个字即“收敛”。他自己处处收敛，谦退自抑，不露锋芒甚至韬光养晦。他对自己的家人，也总以喋喋不休地告诉他们，不要呈强呈能，不要招人显眼，知祸惜福。他的这种思想建筑在一种理论上，这个理论是他从读书的过程中领悟来的，叫做消息盈虚。消是减少、息是增加，虚是亏损，他认为正是有得有失，有盈有虚，此消彼息，此盈彼虚，不能事事都让你占全占满。如果你一旦事事都占全占满，马上会遭到上天的惩处，这正好比花一旦全开，则就面临凋谢，他喜欢花未全开，月未圆的状态。我个人认为曾氏的这种处世态度很有它的可取之处。我们一些做大事的老总，不妨学一学这种方式，在轰轰烈烈做大事业的时候，以收敛之心做人，就不至在做事做人上都会出现一番新的境界。

　　各位朋友，我已经讲了很久，两个小时时间也到了，今天我所讲的这些，都是二十年来我读书作文的一些心得，希望能给大家一点启发。我喜欢读书，我本人也在书里得到过许多收获。我想把我的读书心得献给第三届读书月及在座的各位朋友，我的心得是：聪明的人选择读书，读书使人更聪明！
谢谢大家。

白地

要学习，要研究，才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