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上海人登琨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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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爬上一级一级高而陡的楼梯，那是紧靠黄埔江边上的一幢老式大厦的顶层，木质的楼梯在那么多年的风雨之后，依然发出中气十足的坚固而饱满的重响。我们推开一扇虚掩着的窄门，里面是那种有着高大欧式圆弧屋顶的房间，到处站满了人，摄像机的照明灯白花花地照着，一时间看不清谁是谁。从人群中，有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人朝我们走过来，他的握手认真而郑重，就象一场仪式，可是并不用力。

    “我是登琨艳。”他对我说。

    他是一个小个子男人，有一张下巴尖尖的，表情温和的脸，那种脸很象从前江浙一带常见的，那种人情炼达而又不失儒雅的官府幕僚。也许我的这种想象和比喻有些荒唐，因为登琨艳是台湾人，而且是台湾本省人，也就是说，是1949年以前就长期居住在台湾的家族。

    “今天是台湾一家电视台的采访。”登琨艳对我说，他走到哪里，摄像机的镜头就跟到哪里，我与登琨艳的采访也成为另一个采访的一部分，我的采访似乎变成一种做秀游戏。我们煞有介事地在登琨艳的工作桌前坐下来，台湾电视台的摄影镜头不时扫射到我身上，似乎这才是我今天工作的真正开始。

    “您在上海呆了多长时间？”一切都按部就班，老套的，而又不得不问的问题。

    “11年。”他从容不迫地回答我。

    “11年？我没想到您在上海已经呆了这么长的时间，说句您也许会觉得不舒服的话，我知道登琨艳的名字，也就在这两年。”他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那段是我隐居的时期，在这之前，我刻意躲避台湾的传媒界。你知道，我是个建筑师，可是忽然有一天，人们象追逐一个明星一样地跟着你，这让我受不了。”

    他的脸上始终没有任何一点可以称为“夸张”的表情，似乎这世上没有任何可以让他觉得大惊小怪的事情。他总是仔细聆听我的问题，然后异常迅速地回答。他的反应快得惊人，并且在反驳我的某些观点时候也一样迅速，依然是语态平和，但是，这种平和中，充满着巨大的，令人不安的力量。

    “但是您现在似乎又陷入了这样的怪圈，重新被媒体包围，看看今天晚上就知道了，同时有两家重要的媒体在采访您，您又怎么解释这一切呢？”我这样试探性的问他，我很难从他的表情上看出他的真实想法，我不知道是否该把这理解成为一种极度良好的个人修养，或者是那种——一点点的，那种成功者身上经常见到的——矜持。

    “你知道我已经无处躲藏，”登琨艳对我摊了一下手，“我只能迎上去。”他这样说，他的语气中带着一点斩钉截铁的决绝味道。

    内地人知道登坤艳的名字，往往是从他在上海苏州河边上的“大样工作室”开始。苏州河最早是一条清澈的河流，在旧时代的上海，是重要的物流集散中心，因此在苏州河两岸建有许多高大的仓库。在70年代以后，苏州河已经成为一条肮脏的臭不可闻的河流，上海市政府在做改造苏州河工程方案的时候，计划将河两岸的仓库拆除。

    这时候，登琨艳的“大样工作室”出现了。

    “我实际上并没有想建这样一个工作室，”登琨艳向我解释说，“一旦你做了这个东西出来，你就再也无法抹杀了，因为这将成为你的历史，”他停顿了一下，“我是想成为大师的那种人，我对将成为历史的每一样东西都慎之又慎，但最后我还是做了。”

    他的确做了，并且“大样工作室”已经在国际建筑界赢得相当声誉。从前高而阔大的仓库，原有的构架固存，但内在已经是完全“登氏风格”的模样，历史与人文，文化与自然的撞击与和平共处，几乎所有到过这地方的人都会惊讶失声。

    非但如此，“大样工作室”还影响到了上海市政府对苏州河的改造计划，原来计划拆除的旧仓库因此保留下来，然后重新利用，甚至在登琨艳的带动下，一大批画商也利用苏州河两岸的旧仓库开办自己的画廊，这里因此成为了一个新兴的人文艺术区域。

    “这才是时尚，”登琨艳有些骄傲地对我说，“你以为时尚就是教大家穿什么衣服，化什么妆吗？”他紧接着说，“完全不是，真正的时尚是带动一种生活的潮流，象我，我就是时尚的领导者。”他扬了一下眉毛，他的眼睛闪闪发亮，我发觉，他的眼神才是他真正的表情。

    “您觉得自己现在是台湾人还是上海人？”我问，这大概是你问我答游戏中的最后一个问题。

    他快速笑了两下，这大概是整个采访中他最夸张的表情，“我是上海市民。”他这样说。

    台湾的电视台终于拍完了他们的纪录片，人少了一半，没有那么多的注视眼光，大家都觉得轻松不少。他问我：“你到我的楼顶上去看过风景吗？”我说：“没有。”他看上去似乎有些不快。

    我还是去爬了他的那个楼顶，尽管在绵绵的小雨中，需要留神不要从高高的楼顶上面摔下来。终于，我坐在了屋脊上，我看见黄埔江两岸的灯火象连绵不断的河流，往来的船舶，象黑色背景之后的剪影，那种大气魄和大感动，使我觉得，这在黑暗中的“冒险行动”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那里真的很漂亮。”我下来后对登琨艳说，他又骄傲地扬了一下眉毛: “全上海最好的风景，”他朝我伸出他的大拇指，“就在我这里。”他的语气总是那样的平和，却不容置疑。他打开房间一扇扁长的窗户，“看外面”，他说，浦江的夜晚象映在窗前的一张浓妆艳抹的面孔，不远处的明珠塔和世贸会议中心象刺破夜空的一把利刃，“我真的恨死这些丑陋的建筑了，”登琨艳忽然这么对我说，“真想炸掉它。”

    “为什么这么说？”我惊讶地问他。

    “这样的高楼大厦美国一百年前就有了，为什么上海把这种东西看做成自己现代化的标志？其实你实际上比人家整整落后了一百年！难道不觉得羞耻吗？”他看去似乎有些激动。“上海应该有它自己标志性的建筑，但肯定不应该是这些。”他说。

    他的这番陈词让我想起从前他对媒介说的一句话：“台北的错，上海是不是可以少犯一些？”他在上海已经11年，他对上海的建筑、人文、历史甚至未来，都有深刻而精辟的了解和思考，甚至，又因为是新移民的缘故，许多上海人眼睛中已经麻木腐朽掉的上海的美，在登琨艳的眼睛中，又呈现出它新鲜灿烂的一面。

    话题似乎漫无边际，气氛也松弛下来，剩下的人群都是生活在上海的台湾人，大家喝着酒，围坐在沙发上，大都是年轻人，他的崇拜者和追随者。“刚才你为什么要那样一板一眼地向我提问呢？”登琨艳忽然这样对我说，他的脸上带着某种为我惋惜的神情，“象现在这样的，随便的聊天，不是更好的访问吗，说的都是些有意思的话。”他又补充了一句，“可你现在干嘛不做记录了呢？”

    我急忙申辩我其实都已经暗暗记在了心里，我想，我没有撒谎。

    “你们把我压迫坏了，”他忽然说了这么一句话，他的脸上浮现出某种气愤的表情。我有些吃惊地看着他，“他们总是胡乱修改我的设计，”他说，“我象个奴隶。”他最后这么声明。

    除了“大样工作室”，登琨艳在上海的设计作品其实很少，对于上海市政府的官员来说，他的设计似乎过于前卫或者大胆了，他的设计图纸总是被要求改来改去，他在上海的工作室所承接的业务主要还是来自于台湾，“我把设计图纸发电子邮件过去，然后美金汇过来。”他有点象个孩子那样得意地朝我笑着。

    我想，他还是想做更多的关于上海的东西。“即便是做一个公厕的设计，我也会全心全力，我并不在乎案子有多大。”登琨艳这样恳切地对我说。上海与台北相比，这是个更有发展空间的城市，登琨艳个子不高，可心很高，上海也许是一个可以让他再一次辉煌飞跃的舞台，对于一个50岁的人来说，对一个一心想成为大师的人来说，还有比这更大的吸引力吗？

    所以登琨艳说：我是上海人。

    “5年以后，上海会超过台北，10年以后会超过香港，30年以后会与纽约并驾齐驱。”他这样斩钉截铁地说。“当然”，他又补充道，“这也要看你们政府的开放态度，如果申办奥运会成功，这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可是，要发展，首先要具备一点，知耻，知道贫穷是耻辱的，知道盗版是耻辱的，只有这样，上海才会真的有希望。”

    他的话里充满了诱人的假设，以及最残酷的现实物语，然而他又是那样始终不动声色，在他说话的时候四周都静悄悄的，他是这些来自台湾移民的圈子的中心。

    “我没想到在上海会有这么多的台湾人，”我对他说，“听说在台湾，移民上海已经成为一股浪潮？”他打断我的话，用手指指了指自己的鼻子，“是我”，他脸上浮现出骄傲的神情，“是我带动的这股潮流，”他又一次向我表明，“你看，这才是真正时尚的事情。”

    很多年以前，登琨艳已经在很多家台湾的媒体设有专栏，介绍上海的风情与生活，他是最早一批生活在上海的台湾人。他对我说他已经是上海人了。我想，他应该是真的想做一个上海人吧？在这个未来的世界大都会，他成就大师的梦想。但起码，在我们现在的对话中，还是极其频繁地出现了“你们”“我们”这样的字眼。

    谁是“你们”？谁又是“我们”？“你们”或者“我们”，又如何在一个平衡点上左右摇摆、漂移不定呢？

    这些依然是问题。

    登琨艳拿给我他写的一本有关上海的书，一半是红色一半是黑色的封面设计，那本书的名字就叫做《台北心，上海情》。

    心只有一颗，情却未必只有一段。

    可这不是登琨艳说的，这只是我的私人想法而已。



登琨艳简历=============================

1951年出生于台湾省高雄;
1971年毕业于台湾屏东农专；
1975年前往东海大学建筑系旁听，师从著名建筑文化学者汉宾德先生，从事建筑设计工作，协助完成许多著名建筑；
1984年成立个人设计工作室；
1989年开始，往返台北和上海两地生活；
1998年正式定居上海，成立大样环境设计有限公司。

    近期主要作品有：
    北京肯德基前门旗舰店、上海纽约假日自助餐厅、台北兰亭序乱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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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院”分上下两层，整个空间旷阔而透明，主材料是木头和玻璃，塑造出一个通透、晶莹的景观，这一意义已完全超越了它“饮食功房”的身份。

　　也许是因为并非正规建筑科班出身的原因，登先生的设计中常常会有超越拘束和定规的灵感元素，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更愿意称他为“空间艺术家”。他在“三千院”的设计中就突出强调、协调了空间与环境的关系。

　　为了能恰如其分地融入周围的洋房绿阴中又能使作品本身成为风景的一部分，登先生采用了透明的材料，巧妙地利用了视觉的直达性，却又不一味追求时髦，坚持原木、藤、纸这样的天然物质来加以修饰。比如二楼的那个简单的吧台，是以极简陋的木材制成，你甚至可以触摸到上面的粼粼木理，精致剔透的酒具与其相伴，则是别样风情了。还有随处可见的藤椅，舒适得好像小时候外婆家里的那份闲适。

　　“三千院”乃是张信哲和朋友所开，菜食以素洁、清淡的中西菜为主，且十分美观。现下做任何事都要有“情调”二字相伴。而三千院这样的情调自是上了一层高楼，已然远离了俗恶之气，吃饭时星光点点、天地玄黄、左右东西、佳人在侧却魂似天外。有这样的景致，才值这千般潇洒的风月无边。

　　登琨艳先生来上海已有十三余载，他言语之间俨然已当自己是个上海人了，甚至现在回趟台湾呆不了三天就想回上海。登先生瘦小精悍，着一身黑色绸衣，健谈、好客，喝青岛啤酒，神采奕奕。他的下一个项目是包头市的一个超大型景观设计，“若是真的能完成的话，那将是又一个雅典卫城啊。这是每一个建筑师的梦想。”登先生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之情。

　　如果你上网搜索一下的话，会发现很多媒体给登琨艳戴的头衔是“时尚建筑师”，因为他的作品更强调对文化，环境和人的尊重，并且他一直尝试着在室内、环境景观、公共艺术设计等领域里对空间进行不同的诠释并制造革命性的创意。无论是台北的“旧情绵绵”咖啡馆和“现代启示录”啤酒馆，还是上海的吕芳智服饰店和“三千院”饮食功房，登琨艳非常在意创作空间的自然丰富性，不拘泥于小节处的细微琐碎，因此他的作品总是充满了肆意挥洒的灵动浓郁的个人特色，抽象的空间元素一下子变得丰盈可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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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院
据说张信哲是大股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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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美的唱晚
文/登琨艳  

    坐落在台北最中产阶级社区的我个人的老家，确实是非常真实地呈现了我个人在34岁未意外成为台北最会玩花样的台北人之前的一切状态——保守、害羞、朴拙、简单、生活自闭，建筑专业的多端空间处理能力也表达得相当清楚——直到今天为止，我个人就再没有为自己做过任何一个住宅的室内设计，建筑当然就更免谈了。因为这个全部由柳安木梁结构，和松木与杉木装修的阁楼木屋住宅，应该算是我个人唯一曾经确认是自己设计过的住宅，很像尚未变成都市社会风华闻人之前的我。

    迄今为止，我一直怀念，当然也因为这个温暖的木屋记忆着我曾经与建筑和艺文界朋友聚会的丰富岁月，之后，我似乎变了另外一个人，从建筑设计被社会的滚轮驱向室内设计的命运不归路，然后多年来，社会虚名一大堆，我就一直再也没有快乐地过过日子，十五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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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琨艳的木屋

中国古家具

大师原来是这样的

sisifeifei

我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