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遥远未来的金融城市(转载）

charlie

这是我今天中午在街上拍的。这个在街上卖红薯老人的三轮车链条被城管人员剪断，前轮钢丝被城管踩断。城管干完就走了，他靠着墙哭泣。我给了他五元钱，同事给了10元，还有别人也给了他大概30元，同事帮他把钱收到他怀里。
中国人是很好面子的，这个草民也有面子。他现在不能要面子了。因为，他得吃饭，他是个老人，所以他做不了民工，他也没力气去偷抢，他也得活呀！你不让他卖东西也许是对的，那你给他指条活路呀！
关注社会最贫困人群的生计问题，是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摄影者注

charlie

“他的名字叫王致中，今年17岁, 他在贵州以背煤为生。一箩煤40KG，从煤坑内向上爬100米，然后再走1000米山路，才可挣1元人民币！！！”……

charlie

两个衣衫褴褛、背上背着一背篼煤的民工在一所砖房前站着。砖房门口坐着一个穿中山装的、农民打扮的中年人。门口有一台枰。两个民工一个看不见脸庞，一个可以看到半边脸。能够看到这半边脸的民工满面的煤垢，从头到脚，全身像是从煤堆里滚过来的。他茫然地望着远方，也许对苦难已经麻木，也许在想着什么。照片显示：他们是在准备将他们背篼上的煤过枰。
　　
　　　　这是一张怎么看怎么像是在控诉那“万恶的旧社会”的照片。整张照片背景灰暗微黄，阴沉沉的压抑。这张照片在网络异常的流行，不知被转载过多少回了。良知的声音在传统媒体无法发出，幸亏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网络时代，它尚能发出嘶哑的呐喊。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时，已不知出自何处，只有简短的介绍让我知道它摄于我所在的贵州：“他的名字叫王致中，今年17岁, 他在贵州以背煤为生。一箩煤40KG，从煤坑内向上爬100米，然后再走1000米山路，才可挣1元人民币！！！”……
　　
　　　　有人说这张照片是假的。也有人说它其实是解放前的照片，经过了技术处理而已。我不懂照相的技术，也不知道利用电脑技术能将照片处理成什么程度。然而不管它是真是假，就算文字的解说也无法让人信服，我仍然可以作证它表现的东西是真的。唯一的理由是我在贵州，我看过类似的场景。
　　
　　　　我走过贵州很多地方。在贵阳市，头桥的松山村、大营坡、后槽的捡垃圾的少数民族住的暗无天日、恶臭熏天的矮土房我就光顾过几回。在与这些被视为城市的垃圾的苦难深重的人们的交谈中，我的心曾经滴过血。我也曾经在贵州省开阳县、息烽县、松桃县的煤窑、猛矿场里和民工们交谈过，亲眼目睹过他们的遭遇。另外，我的乡亲们、我的几个表兄曾经在湖南娄底等地的煤窑里打过工，过年回家时我曾亲口听他们诉说过他们在那里的事情。然而，最让我难以忘记的是2001年8月我在贵州省瓮安县玉华乡某煤窑里看到的场景：工人用小车将煤从黑森森的洞里推出来，然后顺着长约500米左右的斜坡将煤背上公路。如此的劳作一天，所获的工钱不过区区15元。15元，可以让一个人忍受肉体的痛苦流一天的汗，并且冒着随时都可能出现的生命危险。2 是的，我麻木了。我看过的类似场景太多了。麻木能让一个人无动于衷，因为反复的刺激已导致了神经，进而情感的麻痹。而且这样的苦力活我也干过，那种“受到震憾”按理说是很难发生的，因为它已在一种浸透着优越感和居高临下中内含了地位和处境的不对等。只有没受过这些苦而良知未泯的人才会“受到震憾”。但是，这样的震憾在体验的隔绝中会只是一种一时的良心发现而不是一种人格结构的改变吗？
　　
　　　　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不错，在最该流泪的年代，我都没有流泪。当年那个在工地上顶着炎炎烈日挑沙、和浆、挑砖的少年，当年那个同学吃着小炒却独自一个人啃着馒头，躲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里像做贼一样怕被人看见的青年，在无数个失眠的夜晚曾一次次地重现在我的脑海中。然而，我都没有流泪。我想我是个刚强的男人。我不会流泪的。我不会垮掉。我最多沉默。
　　
　　　　然而我流泪了。当我的眼睛第一次触及这张照片，我就发现我已崩溃了。在天旋地转中，我似乎已离开了我所生存的当下，化为一个小黑点朝远方忽忽悠悠地飘去。过去的痛楚的岁月，那些经历所铸成的辛酸记忆便有如梦中重返。当两颗泪珠从眼睛里滚落下来的时候，我感觉到了我的哽咽，和我的心跳。我突然觉得我的心在流血。 仅仅是这张照片吗？不，还有很多。很多苦难，很多许多生在城市长在城市住在城市的人所看不见、想像不到的苦难。这些苦难记载着那些苦苦挣扎在其生存完全无法保证其做人尊严的人们的耻辱。这些耻辱，足以击破我们对农村的浪漫想法和诗情画意的强加。 2000年的夏天，我回家时曾和乡亲们闲扯过一些家常。谈着谈着气氛越来越转向对现状的不满。有位大叔40多岁，他儿子刚刚从西南师大毕业。在他儿子读书的五年，有两年全靠他在广东干苦力挣钱供。说起农民的生活，他用了一个常常出现在原来的宣传大师们的“文本”里面的词，那就是“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我记得当时我只感到一种黑色幽默般的酸楚。这个词，早已脱离了用来控诉“万恶的旧社会”的语境，着着实实的就是当今中国农民――至少是西部农民，或范围更为缩小：贵州农民――的写照！ 在我家乡，当年即使是培养一个人走出农门也意味着一个家庭将陷于破产。猪、羊等畜生变卖殆尽自不必说，连耕牛等生产工具都无法幸免。而在现在，没有钱读书的传闻不时地扑进我的耳中。而我清楚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没钱送娃娃读书将意味着贫穷的恶性循环。没有一个人“跳出农门”，这个循环便永远无法打破。我得说：农民，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农民，仍然“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在当年城市对农村的掠夺中已被抽干了血；他们，在这个社会既得利益疯狂掠夺国有资产的时代环境中，正迅速地被挤到破产的边缘，无情地被吞没下去！
　　
　　　　3 有资料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994年就翻过了“警戒水位”，达到了0．434，1998年达到了0．456，1999年达到了0．457，2000年达到了0．458，2001年达到了0．459，每年以0．1％的速度在递增。不用说，这样的贫富差距是惊人的，连那些被曾经描绘得有如地狱般黑暗恐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没能达到这么高的系数。但它确实在这个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发生了。从理论上讲照这样递增下去，离社会崩溃的一天将不远了。是的，治安越来越差，矛盾一触即发，在表面的安定和繁荣中，整个社会就像是一个**桶，不知道哪一天引爆。
　　
　　　　那么如此巨大的悬殊的贫富双方分别是哪些人呢？富的一方也许是官员，也许是明星，也许是商人，也许是知识分子，但贫的一方，则只可能是农民。在社会的两极中，位于最底层的那个极端的，除了农民，再没有其他的人了。这样的对比在生活中无情地上演，比理论更触目惊心。富人可以一掷千金，玩转地球，在宾馆、机场、酒店中穿梭不息，锦衣玉食，享尽荣华富贵；而农民则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分花，手里的小额纸币捏湿了都舍不得用。他们长年劳作在田间地头，却只能维持生存，有些人甚至无法解决温饱。在贫困山区，现代化与农民彻底绝缘，当有的城市已经跨入“后现代”时，他们不仅没能达到“前现代”，甚至仍处于那刀耕火种的蒙昧时期。
　　
　　　　我不是专门的研究者，我没有任何资料可抄。我无法用数据来说明农民穷苦到什么程度。但我毕竟有经历，有眼睛。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农民的穷苦程度吧：
　　
　　　　杨阿炳是我家乡的一位农民，30多岁，有一儿一女，与妻子一共四口人，住在我邻村。他妻子一直算是一个半残疾，不能干重活。当年与父母兄弟分家时只分得一亩多薄田、五亩旱地。苦苦地劳动一年，所得的粮食还不够吃七个月。杨阿炳也曾经去广东等地打过工，但只能干苦力，并且还被骗过几回。结果打工两年，所挣得的钱还不够买一年的粮食吃。打工一回来，就像从来没有出过门一样，粮食一吃完一切都没有改变，温饱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他家座落在寨子边边。三间小木房摇摇欲坠。一踏进家门就看到房子四面通风，没有钱买木板装，只能随便地拿一些烂麻袋糊起。房间里面空空如也，从这头望到那头。左边那间是灶房，用泥巴垒起的灶台胡乱架着几口锅，便算是一个厨房了。右边的那间便是“卧室”。我突然想想了西班牙某作家在他的一部小说中的一句话：“之所以称为卧室，是因为除了人可以在这睡觉以外，别无其它理由”。这位作家是谁和他的小说叫什么我已记不起来了，但我记住了这句话。将只有一张乱床摆放的乱糟糟的房间称为“卧室”，其中的黑色幽默令人心酸不已。杨阿炳家的“卧室”里放置着两张床，床上凌乱地堆着破破烂烂的棉被。
　　
　　　　可以说，除了生活无法缺少的床、碗、凳子、桌子外，杨阿炳家再难找到可入眼的家什了。这些东西和农具、养的猪等等稍微值点钱的东西全部折合起来，估计也就一千元顶天了。如果扣除猪钱，如果不算房子钱，我想他家的东西最多也只能值五百元。而这五百元、一千元，在城里人眼里简直就不算是钱。这样的家庭平时连吃油都困难，买一包盐包都得靠杨阿炳上山去砍一挑柴去卖。他姑娘和儿子读书都挺用功，但学费越来越贵，杨阿炳说他已经是咬牙挺住了。他们一家人没有谁穿的衣服算是好的。他和他妻子都是鹑衣百结，姑娘和儿子的也是补丁连着补丁。这样的家庭，你只要叫他拿出一两百元，他都会陷入绝境。
　　
　　　　

charlie

许多城里人只能通过民工来认识农村和农民。但是，他们对民工的歧视妨碍了他们的认识。或者说他们不屑于认识，因为那是一个与已无关的世界。我记得好像是前年，有个上海白领写了篇帖子，陈说他终于知道了还有一个与他所处的世界全然不同的世界。这确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其差别就像天堂和地狱的差别。这个上海白领受到很大的触动，使人对人性和良心还不至于完全绝望。但尽管如此，他们对农民仍然是隔膜的，原因只归结为一点：他们不是农民，也没有当过农民，他们的受到触动仅仅是品格、良心的一种自然反应。
　　
　　　　如果有人还不清楚农民穷到何种程度的话，那么有个研究农民问题的民间学者淮生可以提供给他一些方法。淮生的方法归结为三点。在此我愿当一回文抄公，将他的话抄袭如下。我认为，他提供的方法对于我们认识农民穷苦到何种程度，虽只是一种最简单的常识，却无疑具有指导意义。这三点分别是：
　　
　　　　“1， 看一看：在全中国的铁路沿线搞调查，这是最廉价的成本考察中国国情的方法。具体说，在你乘火车的旅程中，白天的话，看一看，看看车窗外，火车道旁，我们干农活的农民操的是怎样的农具，判断一下操持这种农具的生产方式能不能走向富裕？ 2， 问一问：问问在城市谋生的农民：这么苦的活，这么低的薪酬，为什么还一个劲地往城里涌？ 3， 比一比：拿中国农民的脸庞、与阿富汗难民、与海地难民、与世界上任何动荡国家中的难民比一比：相比而言，是我们农民的脸是显得更红晕、更丰满呢，还是一样的沧桑、一样的憔悴？”（淮生《中国有多穷？中国为什么穷？》）中国有多穷 ？ 中国为什么穷？
　　
　　　　4 中国的农民太好欺，太好愚弄了。在历史上，除非官府逼得他们无法生存，反抗不反抗都得死，他们才会揭竿而起。而只要能活下去，他们断断会安分守已的。
　　
　　　　城里人每次来乡下，农民都可以像招待贵客一样拿最好吃的东西给城里人吃，这些东西平时都是舍不得给子女吃的。迷路了、需要投宿的城里人只要在农村，总会得到及时的帮助。可是，当农民进入城市时，他们得到的回报又是什么呢？是白眼，是歧视，是呵斥，是辱骂，甚至是――虐杀。
　　
　　　　人们从孙志刚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命运。但我得说这主要就是进城农民的命运。孙志刚也曾是农民，但使公众注意他的，却主要是“大学生”这个到目前为止仍然闪烁着光环的牌牌。一个农村打工妹卖淫是不会引起别人注目的，因为没有新闻效应，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而一个女大学生若卖淫，那可就不得了了，媒体非炒翻天不可。这反映出人们对农民，是何等的歧视，似乎他们卖淫，他们被打死，他们所遭受的一切不公待遇，都具有某种情感上的合理性。在孙志刚之前，无数个进城打工的农民被典型的极权主义恶法剥夺人身自由，被侮辱、伤害甚至打死，没有激起什么风浪。因为农民这个阶级没有任何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力量能表现出他们的呼声和抗议。更因为存在巨大的风险和没有新闻效应，许多媒体不敢或不肯介入。这些在自己的国家都被要求办“暂住证”的、流落异乡干着最苦最累的活、饱受剥削和摧残的农民，被近乎残忍地忽略了。这个社会分层的逻辑上的基点，与几千年来一样，仍然是建立在歧视、压榨农民的基础上的。
　　
　　　　1998年，当时我还在铁路上干一分厌恶至极的工作。偶尔也免费坐火车去某地玩。最让我难以忘记的是那一年7月份我坐从贵阳发往杭州的火车经过湖南娄底时，在车上所发生的那一幕。当时这敞车属于成都铁路局贵阳客运段的，就是这个段的乘务员给我留下了恶劣的印象。我记得当时我尚穿着铁路制服，在一个位子上迷迷糊糊。天气异常的闷热，整个车廂上的人都蔫蔫的。突然我听到一声“这是哪个的麻袋？！”的怪响，清醒了过来。睁开眼睛一看我看到两个乘务员中的一个横眉怒目，另一个指着行李架上的一个大麻袋向车廂里的人大声喝问。透着痞味的贵阳话和满脸的横肉，构成了一定的威慑力。
　　
　　　　没有人回答乘务员的话。接着刚才那个喝问的乘务员又厉声喝问：“到底是哪个的？！没得哪个要我把它搞下来噢！”。一边喝叫一边动手把大麻袋举了下来。这时座位上终于站出一个农民模样的中年人说那是他的。正在他胆怯地不敢拿眼睛望着乘务员而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等着挨骂时，令他意想不到，同时也令我，以及车廂里的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啪！”的一声脆响，那个乘务员竟然打了那中年农民一记耳光！这个乘务员手都不想抽回，顺势抓住中年农民的衣领凶神恶煞地责骂他刚才为什么不说话，说那麻袋是他的。中年农民唯唯诺诺，被打了耳光不仅不敢反击，反而愈发的胆小。而正在这时另一个乘务员也冲上来打了他一个耳光。
　　
　　　　打了中年农民耳光，两个乘务员仍然不放过中年农民，一边叫他交罚款一边说他麻袋里的东西是违款物品严禁带上车要没收。中年农民突然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几乎要流泪。而乘务员仍然紧紧地抓着他的衣领。当时我确实再也看不下了，我马上站了起来用贵阳话向那两个乘务员说算了。乘务员看到我穿着铁路制服和听我口音，没有像对一般的乘客那样吹胡子瞪眼，但他们并没有理我，仍然继续抓着中年农民的衣领。我再次劝解。终于两分钟后，可能是他们觉得自己也理亏，便给了我一个面子，放了中年农民一马。但中年农民无缘无故的被打耳光这种极耻辱的事情却就这样算了。他退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看那种表情似乎是在庆幸自己躲过了一劫。乘务员转而和我拉上两句话，我虚伪地应付着，掩饰不住自己的厌恶。这两个人走后我对中年农民说你可以去向列车长举报啊。中年农民没有理我，刚才我的口音和身上的铁路制服让他怀疑我和那两个乘务员是一伙的。其实，我又何尝不知道，明明是你花钱坐车买服务，但垄断行业催生出的虐待狂们是不会将你当人的。已经不是你买他的服务拿钱养他，而是他可怜你让你坐车，在车上，他有权支配你，虐待了你你也没法。
　　
　　　　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垄断行业的“窗口”，只要有农民模样的人出现，那么从“窗口”里射出的目光只有歧视。我注意到：有时列车员在查票时，只要你穿得光鲜看起来头不小或戴起眼镜，他们是不查的，而专门盯着农民模样的人恶声恶气地纠缠。当年还是学生时，坐火车有几次查票竟然没查到我头上，列车员看了我一眼便把脸转向其他人。尽管布衣菜色，但真得感谢那一副眼镜，让我得以幸免。我有个同事跟我说，穿得好一点太重要了，如果一副穷酸样，去那些政府部门办事是没有谁理你的。如果一眼就看出你是一个农民，那就得看办事人员的心情了，心情不好他估计会把火发到你头上，而你只能承受。我也曾经给我家乡出去打工的人出过点子，要么你们个个戴起一副眼镜（没有度数的那种平镜）冒充读书人，要么给我戴墨镜冒充黑社会，估计麻烦就少了。
　　
　　　　城里人对农民的歧视深入骨髓。这是农民好欺负吗？是他们欲借助贬低农民抬高自己的身价吗？也许是的。但在他们骂农民时，农民并没有惹到他们，也没在他们面前妨碍他们欣赏风景。当年，刚“踏入社会”时我曾经和一个同事打过一架，就为他辱骂农民。也许是年轻气盛，也许是我作为一个农民内心里自卑，骂了农民我感觉是对我的肆无忌惮的伤害，而这种伤害如果是针对我本人而不是针对“农民”这个抽象的实体，估计不会引起我那么大的反弹。我记得当时我正在和他们几个上班打牌，一边打牌一边闲聊。他们聊着聊着不知怎么就扯上了农民，说他们在何时看到农民如何如何的，一边绘声绘色地说一边骂“烂农民”。当时我心头极度不爽，但碍于面子不发火地对其中一个“烂农民”骂个不停的同事说农民又没惹到你，你骂哪样骂？他瞪起鱼眼对我说我就骂了，又要搞哪样？我心头陡地火起，说你再骂一次？他竟然一迭连声地说“烂农民烂农民……”。当时我已是气昏了，那一张脸顿时在我眼里变得极度的丑恶，也不知是怎么的我就先动手了，一拳就击向了那张脸。我已无法回忆当时打架的过程，唯一的感觉是太快了。后来另外两个同事把架劝开后对我说人家又没骂你，有哪样打的？我说我就是农民，不是骂我又是骂哪个？
　　
　　　　5 现在的农村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像一座承受海浪袭击的孤岛。我惊奇地发现，我的家乡和20年前我刚懂事时比，根本就没有多大变化。除了青年男女倾巢出动去打工勉强能寄回一些钱买化肥买粮食买衣服穿外，一切都还照旧。我实在无法想像，如果不允许他们出去打工了，现在的农村能变成什么样子。而这些被称为“民工”的农民，在城市，在沿海地区除了必须在血汗工厂里忍受一天至少十个小时的劳作外，还得时时刻刻担心被查晢住证。他们只能暂住，而这意味着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被限制人身自由和敲诈一笔。
　　
　　　　农村的各种苛捐杂税令农民苦不堪言。许多农民被逼得自杀而死。这些报道曾一次次地上演，而它们只不过是事实中的极小一部分。也有农民愤而杀向官僚、反抗官府的。前几年，我家乡就曾爆发过农民抗税的风潮，像农民起义一样，当时官府还派了武警进行镇压。这还是在民风粗犷、农民一有事就一个寨子一个寨子地拿刀拿枪地啸聚的地区，在这里官府尚不太敢对农民耀武扬威，比如根本不敢下到农村指指点点骂骂咧咧。而在民风不粗犷的地方，从一系列的报道中可以看出官府纯粹是对农民敲骨吸髓。
　　
　　　　

charlie

农村已是贫穷、灾难的象征，统治的罪恶本质在农村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但按照历史的规律，它也终将会变成反抗压迫与榨吸的策源地。自90年代已来，农村和城市的差别已大到令官府也不得不重视的程度。而庞大的农村人口和普遍性的贫穷预示着不解决这一问题，有可能对社会安定和统治秩序的稳定构成巨大冲击的社会动乱的萌芽将得以生长。在家乡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随着人口越来越多，土地越来越少，生存的危机将迫使庞大的农村青年珽而走险。而官府对农村的榨吸，正有助于将这样的干柴点燃。农民既承担着改革、社会进步的成本，又直接被卷入被掠夺的漩涡之中，其极度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人多地少的严峻局面使他们的富裕终成泡影。当历史已进入21世纪的时候，贫困山区的农民，仍然被排斥于文明的进程之外，成为现代化的异路人。
　　
　　　　农村的败落，农民的悲惨生活，农民的被歧视，农民的被剥夺掉各种政治经济权利，农民的被压迫和榨吸，使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看不下去。当一个为国家的成立和发展付出沉重的代价的阶级到现在仍被以制度、法律的形式加以公开歧视和侮辱时，所有的意识形态宣传都是谎言，在无数双投向那张涂脂抹粉的丑恶脸庞的睛睛的逼视下，这张脸庞只能变得面目狰狞。同样是人，这个拥有庞大人口的阶层在中国却等同于“贱民”，既承受着掠夺，又承受着辱骂甚至杀身。这些血泪斑斑的事实无声地控诉着以权力、文化、职业和地位等为特征的歧视结构，并指向统治本身的合法性。
　　
　　　　因此有了李昌平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大声疾呼，有了“三农问题”的提出，有了许多学者对农村农民问题的研究，有了许多人对农村农民的关注。许多人问农村农民出路何在，以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提供出不同的方案和思路。这些方案和思路要么是城镇化，要么是农业产业化，要么是大力发展经济作物，不一而足。这些方案和扎扎实实的帮助将改变农村的面貌，使农村也能在现代化中分得一杯羹。但关健是消除歧视。政府应该像投入城市的公共设施建设那样也在农村投入公共水利、桥梁、公路等的费用，而不能让农民自己掏腰包，因为他们掏不起。无论如何，不惜血本为了美观投入城市的绿化而不抽出一点钱来帮助农民消灭贫穷，是不正常也不公平的。那些对农民构成歧视的恶法和政策，必须废除。必须能让农民能获得与城里人公平的工作机会，不应该看身份而只能看能力。应该让农民能在国内自由地流动，在流动之中寻找到改变命运的机会。现在学费越来越高，在贫困农村地区，不要说读大学，就是读小学有些农村家庭都读不起。失学儿童仍然有很多。而农民是学历最低、文化知识最少的一个阶级，在这个“21世纪”，没有知识的人只能被扫地出门，若读不起书，许多农民的孩子将永远失去竞争的能力而只能被压在社会的下层。政府应该真正实现“义务教育”的诺言，砍掉那些与“义务”不相称的学费，真正让每个农民的儿子都能接受教育。在政治权利上，应该按人口比例选出相应的人大代表，使农民能真正拥有政治权利而维护自己的权益。否则，农民无法发出自己的呼声，更无法从一开始就对那些以损害自己为代价的政策和法律提出严重的抗议。
　　
　　　　农民，一个贫贱凄凉的背影。农民，一直浓缩着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悲剧。农民，“山坳上的中国”的挑夫。农民，苦难永恒的象征。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许多城里人出身于农民，或上溯一代、两代、三代是农民。许多知识分子、商人、官僚、白领是农民出身。让我们不要忘了曾养育我们的父老乡亲和脚下的那一片黄土地。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生存依赖于这些面有菜色、憔悴沧桑的人们。让我们为他们的苦难和被歧视而感到耻辱。让我们帮帮他们。即使我们没有能力，那就让我们为他们呐喊，为他们呼吁。


令狐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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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9月27日訊】（大紀元史迪編譯\據紐約時報8月26日載文報導）在中國杭州，
早晨上班的高峰時刻，王福林站在一座距地面20米高的難以站穩腳的架子上，俯視著下
面躁動不安的人群。據他後來回憶，人們要看他一躍而下，他們揮動著手臂，叫喊著，
“跳，跳！”
由於憤怒和驚慌，王福林攀上一個廣告牌的金屬架，以籍此引起人們對他不幸遭遇的關
注。這是他來到這個繁忙的中國東部沿海城市的第一天。也是他第一次離開他遠在西南
的家鄉外出。他已經遭到了冷漠、搶劫、和侮辱。現在，人們要看他流血。

到頭來，他記不得他是怎麽掉下來的。他所記得的只是在醫院裏的病床上醒了過來。他
摔斷了三根肋骨，摔斷了胯骨。他的整個身心完全破碎了。“我告訴人們說，我是好
人，不是壞人。我只是需要幫助，”他說，“可是我不敢相信任何人。也沒有人能夠相
信我。”

從相當於六層樓高處向下的這一跳，給他兩天來的漫遊旅行劃上了句號，把他個人一個
絕望的故事，一個代表著每個中國流動民工處境的故事，呈現給了世人。這些人背井離
鄉，來到城市謀生。他們生活在城市社會的邊緣，無緣享有住房、教育、醫療福利和法
律服務。

流動民工是中國一個碰不得的問題。人們往往歸咎他們是每一起破不了的案子的作案
者。他們是彷徨在每一個城市角落的鄉巴佬，幾乎不會說普通話，大睜著的眼睛裏充滿
了好奇和恐懼。

他們也是中國經濟取得巨大成功背後的陰暗面。中國經濟十多年來一直以8％的年增長
率發展，出口增長迅速，已經取代日本成了最大的對美出口國。民工問題反映了中國經
濟的另一面。總體說來，流動民工群體脆弱、順服、廉價、而且易以壓制。

中國的流動民工總數在一億以上。他們工作在這個出口大國的各個工廠裏，從事著危險
工種，工作時間長，工資低，無福利。他們被禁止成立工會（中囯共產黨只允許一個工
會，即他們自己領導下的工會）。老闆憑一時之興即可將他們解雇。

要不是機會多於危險，而且看到政府已採取步驟制止體系性的對他們的虐待，他們或許
根本就不想來到城市。中國政府最近廢除了一條允許官方在不經任何法律程式的情況下
將鄉下來的勞工拘留並遣返的條例。

不過，即使是官方的新聞媒體也經常報道這些人的極端困苦的實例。有些民工因爲拿不
到工錢不得不以自殺相威脅。有些被招工仲介所騙而被迫淪爲妓女。民工們說，他們經
常因爲象忘了帶身份證那樣的小事而遭警察毒打。

“對警察來說，我們什麽也不是”，杭州48歲的民工王小真說，“他們不把我們的生命
當回事”。

這位王女士說，二月裏的一天，正當她在人行便道上賣水果的時候，巡邏員們來了。她
趕緊逃跑，因爲她知道商販不允許在那些地方賣東西。可是她說，巡邏員們還是追上來
給了她一頓毒打，導致她頸部背部神經損傷，從此再也無法工作。

她現在每天在杭州的一個公園裏，躺在一個帶輪子的木床上，乞討一些零錢。杭州的一
名值班警察表示他根本不知道王女士這個人以及她的遭遇。這名警察同時拒絕對王福林
一事作任何評論。

是因爲錢，迫使王福林離開他在貴州省的蔥郁但貧窮的山村來到2000公里以外的杭州。
他在一家紙箱廠找到了一份工作，每月工資600元人民幣，足以使他往家中有病的父親
和兩個年幼的孩子寄些錢回去。

charlie

但是，事與願違，他捲入了一場導致身心創傷的戲劇性奇遇。其中有狡猾的竊賊，玩忽
職守的警察，還有他自己的失算。他不但不能往家裏寄一分錢，反而需要依靠親戚們湊
的12,000多元來支付他的醫療費用。這筆錢相當於他在紙箱廠工作兩年的工資。

親戚們說，他在離開家之前，看起來相當結實健壯。他眼睛發亮，臉頰圓潤，加上說話
時輕微的咬舌音，他顯得比實際30歲的年齡要年輕。作爲患有長期慢性病的父親的獨生
子，他獨自支撐著一家的生計。他曾經召集鄉親們義務修建了一條8公里長的大路，多
少減輕了他那小村莊的與世隔絕。

今年，王福林需要現錢來給他6歲的兒子交學費和給他的父親買藥。他的妻子先行離開
了家。她在杭州找到了一份做燈絲的工作。他打電話告訴家裏一個親戚已經在附近爲王
福林找到了工作。

夏播完畢後，王福林上路了。他首先沿著他親手修建的道路步行到南隴，然後乘公共汽
車來到省會貴陽，再從貴陽登上了K112長途火車。

旅行一開始就不順利。他花140元買的車票是站票，在長達36小時的旅途中他沒能發現
一個空座。第二天的夜間，正當他斜靠在8號車廂盡頭的牆壁上時，他聽到一位乘客低
聲說，“有奇怪的事要發生”。

一群髮型考究、皮鞋鋥亮的人在昏暗的車廂裏正朝王福林所在的方向一路摸索過來。王
福林看到這些人從行李架上把包拿下來，翻裏面的東西，並將錢及值錢的東西竊爲己
有。

很快，他們發現了醒著但戰戰兢兢的王福林。他們尖酸地問他從哪里來，到哪里去，有
多少錢。王福林說他誠實地回答了他們的提問。他從鄉下來，錢非常少。他的堂兄將在
杭州火車站接他。

“他們指責我把錢藏起來了，也許就藏在內褲裏”，王福林後來回憶說，“他們說將在
火車站等著我，給我一些藥吃了讓我昏迷”。

如果他們想嚇唬他的話，他們得逞了。他們把王福林嚇的夠嗆。

當列車員宣佈車快到杭州時，王福林飛快地穿過一節又一節的車廂找乘警。他終於在餐
車裏找到了正在與兩名火車工人聊天的乘警。他趕緊向乘警解釋說壞人正企圖偷他的
錢。他需要有人護送才敢離開火車。

王福林說，乘警只問了他一個問題，“你有多數錢？”

王福林回答說他是個一無所有的窮人。乘警於是向他擺擺手，表示不想再聽下去，緊接
著就走開了。可那兩個工人呆著沒動。其中一人從後面抓住他，另一人命令他把口袋翻
出來。王福林說他把作盤纏用的有限的幾張鈔票掏出來放到了桌子上。一人裝起了鈔
票。然後他們一起把王福林拽到了廚房，打開車門，把王福林丟到了杭州站附近的一個
鐵路大院。

王福林的直覺首先是逃跑。他爬上了院牆。上去的時候挂掉了腳上的涼鞋。光著腳，他
气喘吁吁地來到了杭州市中心。他說他想去找他妻子做工的工廠。可是他沒有地址，也
沒有錢。他想到車站找堂兄，但是害怕那夥小偷在那裏等著他。

一個商店老闆允許他使用電話。他打了警察局緊急號碼，可是他打的是家鄉的貴州省。
“我聽不懂杭州的人們說話”，他解釋道。接線員通知了杭州的警察。

過了一小時，幾個警官來到了商店。他向他們訴說了火車上行竊的小偷，甩手不管的乘
警，還有搶他錢的火車工人。他需要幫助，需要錢，需要打電話。警察們滿臉懷疑地看
著他。也許他們聽不懂他那貴州口音。他們告訴他別的人會來管他這件事。

結果誰也沒有來。他在大街上逛遊著，考慮著該怎麽辦。這時他看到了一廣告牌，矗立
在一條主要大道的顯眼位置，爲一年一度的西湖節作廣告。

“我的主意是爬到牌子的上頭，引起人們的注意”，王福林說，“然後我可以向人們解
釋我的遭遇，並讓他們告訴我的家人”。

他沿著架子一級一級地攀到了牌子的頂部。爲了引起注意，他脫下外衣扔向過路的人
們。接著他扔下了襯衣，又扔下了腰帶。他的褲子滑落到腳面上，於是他把褲子也脫了
扔下。他身上穿著剩下的藍色內衣，向下面的人們喊叫。

行人們停下來，擡頭觀看。不久，記者和消防員們也來到現場。據當地一記者說，他高
叫道，“我上有父母，下有孩子。我不想死”。然而，一旁觀者沖著他喊，“你跳下來
的時候，跳漂亮點”。其他人跟著起哄，“跳，跳！”

消防員們想說服他下來。他們提供給他食物和水。但當幾名救險人員爬上來開始接近他
的時候，他挪到架子的邊緣，顯然在試圖逃脫。然後他就摔倒了下來。廣告牌下面挂著
的一卷帆布墊了他一下，他接著落到了一片草地上。

王福林現在已回到了貴州。他妻子通過報紙上的報導知道了他的事件。她把他送到了離
家不遠的一所醫院。那裏的住院費比杭州要便宜些。

王福林說他的結論是他的運氣太差。下次他再去大城市的時候就不會那樣了。他當然會
有下一次，因爲他的家，先前只是手頭吃緊，現在則已大大地欠了一筆債。

“對我們這樣的人來說”，他說，“沒有別的選擇”。

longbow

charlie

央视与凤凰卫视的较量


央视新闻频道开播一个月，我的感觉是整个央视新闻频道敌不过凤凰卫视一个闾丘露薇。同为媒体中人，我深感这是大陆新闻人的耻辱，而不光是央视的无能。虽说同行是冤家，但我并不幸灾乐祸，反而为央视感到更多的无奈。

　　本人供职的报纸被停刊整顿，闲来无事，４－５月我在家中实实在在看了两个月的电视。这两个月，前有伊拉克战争，后有非典，中国媒体空前解放，对世界空前关注，世界媒体对中国空前关注，无形中使央视和凤凰卫视有了可比拼的时机，双方展开空前的较量。

　　结果是，在伊拉克战争中，我记住了闾丘露薇，也连带想起水均益怎样步闾丘的后尘。凤凰卫视马鼎盛等少数几个军事专家使我对战局一目了然。央视的军事专家你方唱罢我登场，走马灯一样穿梭于一台、四台和九台，反使我对战局模棱两可，每每需要用凤凰卫视的报道和分析去校正。

　　非典报道中，央视的新闻轰炸只使我感到紧张、紧张、再紧张，煽情、煽情、再煽情，眼泪跟着流了不少，但记不注几个细节、几个面孔，只觉电视上天天泪眼朦胧，中国人仿佛林黛玉转世，北京城仿佛哭城。作为观众，我好象只是做了旧时人家办丧事时陪哭的角色，为谁哭，有点闹不清。

　　而凤凰卫视一个五一特别节目，把北京人抗非典的一天交代得清清楚楚，从书记、市长到大爷、大妈，从小汤山医院到居民区垃圾通道，从病人转院到小护士的眼泪，应有尽有。看了这期节目，我知道北京人是怎么过的，我知道是谁、是什么精神在支撑北京的运转。

　　所以，尽管现在我所在的小区已经把凤凰卫视的信号做了处理，只闻其声，不见其影，但我还是坚持听凤凰新闻，然后用央视的画面去补充。

　　（小标题）新闻频道与闾丘露薇的较量

　　不管央视是否承认，观众们都把五一开播的新闻频道看作是凤凰卫视的竞争对手。只要能收看到凤凰卫视的观众，也没法不把两者做比较，因为两者的主战场都是新闻，目标观众都锁定中国大陆。

　　但一个月下来，新闻频道无法扭转央视在伊拉克战争报道中的弱势，在主体新闻的竞争上全面落后于凤凰卫视，在新闻焦点的寻找上大多落后于闾丘露薇。

　　所谓主体新闻，就是那些世界和全国关注的时事新闻和重大突发事件；所谓新闻焦点，就是新闻事件的第一现场和核心人物。不能展示重大新闻的第一现场，不能采访到重大新闻中的核心人物，就意味着媒体的失败。

　　从３月到６月，世界性大事不断，而每个事件的焦点都有闾丘的身影和声音。
　　３月初中国召开两会，焦点是选举新的国家和政府领导人，闾丘在人民大会堂做报道。央视虽然几乎用全部的时段来报道两会，但对焦点不置一词。当然这受宣传政策限制。

　　３月底伊拉克战争开打，焦点当然是巴格达。闾丘三进三出，特别是第二次冒着炮火重返巴格达，举国震惊，给央视以致命的刺激甚至羞辱。当然央视也受外交政策限制。
　　４月底到５月底，非典在北京蔓延，原市长被免职，新市长王歧山成为焦点。闾丘在王歧山首次公开亮相举行新闻发布会的第二天，跟踪采访一天，还得到新市长的慰问。闾丘用新市长的检查行动去印证他的新闻发布。而央视在新闻发布会后与新市长“面对面”，主要内容没有超出新闻发布会。对于王歧山这样开诚布公的人，紧接着新闻发布会做访谈，不过是让他做同义反复，除了折磨采访对象，挖不出更多的新闻。如果５月底、６月初能与王歧山“面对面”，他一定会谈出许多控制非典的绝招。可惜，央视在那次面对面之后，似乎就忘了这个焦点市长。

　　５月底，胡锦涛主席第一次出访，一路都是焦点。闾丘不仅采访了主席，还得到主席的慰问。央视除了官样报道还是官样报道，圣彼得堡庆典直播中甚至没有胡主席的影子。当然，央视还是受到宣传政策的限制。

　　在与凤凰卫视和闾丘露薇的较量中，央视在新闻频道开播之前之后都落于下风。凤凰卫视自然不止闾丘一人，闾丘背后还有精干的班底。但作为头牌记者，闾丘对于凤凰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以至于每有重大新闻发生，观众们总是想知道闾丘在不在，她会告诉些什么。　　　　　　

　　央视在重大新闻中的百般努力，总是被一个叫闾丘露薇的身影遮掩，尽管她很单薄，也不是通常所说的美人。所以，新闻频道开播，我感觉好象是央视在动员全台的力量，与这个小女子对抗。但面对眯眯眼、瘦瘦脸、头发乱乱、笑容腼腆的闾丘露薇，央视精心制造的酷哥靓女们却令人越看越不顺眼。

　　这种局面，好象中国乒乓球以举国之力，积２０年之功，去对抗一个瓦尔德内尔，赢了金牌，却输了精神和成本。我想借用诗人当年歌颂张志新烈士的话来提醒中国乒乓球队和央视新闻频道：把老瓦放在乒乓历史的天平上，让所有中国乒乓人失去重量。把闾丘露薇放在新闻史的天平上，让所有央视人失去重量。

　　看到闾丘，意味着看到新闻。看到央视的酷哥靓女，意味着看到明星。新闻频道似乎还在模仿凤凰卫视早期的做法，以包装明星主持人吸引眼球。但凤凰卫视已经走过娱乐化阶段，逐渐回归新闻本身，所以有难看、难听的老杨天天读报纸，居然读出南腔北调的特有滋味。　

　　（小标题）历数央视和新闻频道的毛病

　　不过，央视和新闻频道也不是没有胜过凤凰卫视的地方。在非典疫情最严重的５月，央视自己制造了一个登珠峰的新闻，直播得热火朝天，没有任何一家媒体可比。

　　毛病一：天大的新闻自管发生，我自管报道我的小新闻、小专题、小花边。

　　中国人有个脾气，凡是自己鼓捣的事情，不是世界第一，就是天下无双。攀登珠峰，新西兰人第一个上去，中国人也是第一个上去，因为他从南坡，咱从北坡。日本女人第一个上去，中国女人也是第一个上去，因为她依旧从南坡，咱还是从北坡。因为中国人口世界第一，则中国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到世界第一。央视也不能脱离中国国情，所以登珠峰直播依旧弄了许多第一。但我记得，１９８８年中、日、尼双跨珠峰时，央视已经用日本的信号直播过，当时在大本营的央视记者曹玉春下山不久就英年早逝。不知当时的直播记录还算不算。或许是央视人员流动太快，都忘了这档事。我真替曹玉春感到冤。
　　再说登珠峰这件事。１９９０年作为中、苏、美联合登山队的唯一记者，我当时已经报道过，进入９０年代，登珠峰有如赶集，登顶需要排队，登珠峰已经失去社会意义，只有个人意义。但央视今年还在豪无节制地升华登珠峰的民族精神，真觉得他们是返祖的一代。

　　毛病二：自吹自擂，任意拔高，大惊小怪。

　　新闻频道开播之前，央视号称要以新形式、新节目、新主持，给人以全新的形象。观众们满以为能看到个新娘子，揭开盖头，看到的却是央视一套的再嫁媳妇。她兼有王婆和媒婆的本事，除了自卖自夸，就是东拉西扯，只是看不到真正的新闻。

　　新闻频道其实就是《新闻联播》加《焦点访谈》加《晚间新闻》加《新闻３０分》加扩大的《东方时空》。把《东方时空》兑点水，偷点凤凰卫视的作料，就勾兑出三道主汤，《新闻会客厅》等于原《时空连线》加《东方之子》。《国际观察》等于国际题材的《焦点访谈》加凤凰卫视的《时事开讲》。《央视论坛》等于《锵锵三人行》的团支部书记版，改成“团支书论坛”或“锵锵团支书”更贴切。

　　至于早已独立的《新闻面对面》，本来就等于《东方之子》加《焦点访谈》。至于《新闻调查》和《焦点访谈》，最初也脱胎于《东方时空》中那个时事报道小板块。该板块的名字，多年来变来变去，我已想不起来了，也懒得一大早起来去核实。总之，这么多年来，央视改革的思路就没超出《东方时空》最初的构想。至于新闻频道，不过是《东方时空》原班底的自留地。

　　

charlie

央视１０年前靠吸收社会力量创办《东方时空》，打出一片新天地。１０年后，新人老矣，花招用尽，又没有及时补充新人，新闻频道必然难有新气象。但央视人有本事凭空造出新气象。他们像操办春节晚会一样操办新闻频道。播出前靠故弄玄虚来掩饰近亲繁殖，播出后又迫不及待地收集表扬和自我表扬，以鸵鸟政策应付满世界的骂声。说实话，世界上还没有那家电视台有这么厚的脸皮。

　　毛病三：固步自封，近亲繁殖，故弄玄虚，尤其喜好穿皇帝的新衣。　

　　新闻频道，顾名思义要以新闻报道为主。但新闻频道的主要新闻报道板块全部移植央视一套，既没改变一套新闻的刻板面孔，也没比一套新闻增加更多的信息。新闻频道只是在整点时间上多报了几次新闻，穿插了一点文化新闻之类，属于玩弄形式，增加花边，无助于弥补与凤凰卫视的差距。

　　新闻频道集全台之力，费尽心血策划的三档节目全以谈话为主。《除新闻会客厅》外，《国际观察》和《央视论坛》不过是对新闻报道炒冷饭，既没有增加新闻性，也没有增加趣味性，那一点深度也没超出《参考消息》。这三档节目占据晚间黄金时段，每晚一打开新闻频道，就看到几个老面孔在豪无节制地唠叨。我简直怀疑，新闻频道的开播，就是为了满足那几位主持人和嘉宾的唠叨瘾，而不是为观众提供一个随时收看新闻的机会。
　　新闻频道的节目样式多学凤凰卫视，而凤凰卫视中文台并非新闻频道，而是综合频道。世界上没有那个专业新闻频道会把整晚的黄金时段全交给谈话节目。这也算央视的首创，所谓新闻不够，谈话凑。

　　毛病四：新闻频道基本是谈话节目当家，靠废话支撑。

　　新闻频道与凤凰卫视等电视台竞争的主战场是新闻，即要在主体新闻的时效性、现场感和信息量上超越对手。这依赖两个常规手段：滚动报道和现场直播。这两种报道形式是电视台的看家本领，无须哗众取宠，只需要你的记者和主持人在第一时间出现在第一现场，传回与新闻事件同步的画面。要完成这样的任务，需要无畏的胆量、新闻敏感、独家线索、麻利的手脚和快速机动能力，也就是说抢位比耍嘴皮子重要。这是硬碰硬的较量，谁快一秒都是胜利，谁更接近现场一米都是胜利，谁找到更了解内幕的人物都是胜利。这不像谈话节目，优劣之分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哪怕只有一个人喜欢，也可以滔滔不绝半个小时。

　　新闻频道号称滚动报道，但重大新闻更新速度以２４小时计，一般新闻更新速度以１２小时计，从凌晨到中午，《新闻３０分》更新一次新闻；从中午到午夜，“午夜新闻”更新一次新闻。其他时段，新闻基本没有更新，选择任一时段，看一遍足矣。滚动，在新闻频道那里，就是不断重放。他们正在改变新闻学的定义。

　　现场直播的吸引力来自观众与新闻事件同步的参与性、刺激性和不确定性，它以现场播报的连贯性为主，演播室的分析介绍只起串联、点睛作用。除非现场进展处于间歇期或平缓期，否则主持人频繁游离、干扰和打断现场画面的解说是不能令人容忍的，这也就是央视三位体育解说元老屡屡挨骂的原因。不幸的是，体育解说元老的毛病已经遗传给了新闻频道的主持人。他们越来越自说自话，越来越妄顾新闻而言它，越来越藐视新闻，越来越膨胀自我。看一场现场直播，与其说是看新闻现场，不如说是看主持人在演播室作秀，真是乾坤颠倒，本末倒置。他们也在改变新闻学定义，那就是现场直播等于演播室直播。

　　５月３１日晚，新闻频道圣彼得堡庆典的直播报道，几乎展示了央视一切令人难以忍受的毛病。这次直播从晚上１０点到１２点，接近２个小时，除直播了普京讲话和一小段水上表演外，１个多小时的时间是资料片播放、嘉宾分析庆典背景和胡锦涛访俄的意义，多与现场不搭界或几句话就可以说明白的事情。好不容易连线到前方的记者，她居然处在远离庆典会场的一个宾馆里，对着空旷的涅瓦河面，又重复了一遍庆典的程序。整个直播过程中，只听得主持人在不断重复现在在直播某某庆典、庆典的程序是什么、涅瓦河真漂亮、为什么圣彼得堡的建筑是欧洲风格等等废话和蠢话。难道圣彼得堡和俄罗斯文化不属于欧洲吗？２个小时的直播，新闻现场被切割得支离破碎，直到第二天，我还需要读报纸才能知道庆典全貌。　　

　　毛病五：主持人控制新闻的欲望和自我表现的欲望压倒客观再现新闻事实的新闻学基本原则，变成新闻为主持人服务，不是主持人为新闻服务。

　　央视的广告按秒收费，真是一秒万金，以至于许多直播节目都被硬性打断而插播广告。但在各类节目的片尾，时间却无端地充裕起来。一般是主持人在收拾文稿或交头接耳，一面像电视剧一样慢慢滚动工作人员名单。好家伙，一个几分钟的新闻快报，也要２０多人参与。至于大块节目，三四十人都是正常，光滚动名单就要数秒。看来，央视的时间并不像他们自己夸张得那么值钱。裹脚布一样的字幕，还说明央视搞的是人海战术，新闻频道依旧如此。也许，他们是趁心想安排一些别的电视台的下岗职工。

　　奇怪的是，凤凰卫视的多数节目，片尾的工作人员都是寥寥数人，而他们单元节目的时间并不比央视短，规模和质量还高于央视。是香港人太能干，还是资本主义在剥削人？一国两制一对比，发现社会主义真养人，比如，央视的主持人成名之后几乎没有不发福的，有的几年不看其节目居然难以辨认。而凤凰卫视的当家主持多年来都体形变化不大，甚至有越来越瘦的，比如鲁豫，看来在凤凰卫视工作真折磨人。

　　央视估计还有全世界电视台中最多的主持人，有没有理由，都弄一个主持人在装腔作势，或纯粹作为花瓶。

　　毛病六：人浮于事，浪费资源。主持人泛滥，养尊处优。

　　（小标题）名记者、名主持、名总编、名媒体的自我淘汰和退化
　　　　新闻频道有个宣传片花最有自我讽刺意味，估计是制作的那小子心怀不满。不过他的险恶用心隐藏很深，一般人发现不了。该片花是一群《新闻联播》的播音员在世界各地做报道的镜头和声音剪辑。这显然是讽刺央视没有记者嘛。同行们都知道，《新闻联播》播音员所谓的报道，都是跟着国家领导人出访，到达指定地点后照本宣科。他们不需像闾丘露薇那样在记者丛中抢新闻。他们所谓的报道，其实是读报道，保持仪容和风度是第一位的。

　　无论是原来的央视一套还是新开播的新闻频道，都是靠新闻报道打天下，居然没有一群令人记得住名字的记者，更没有一个常青树式的可以做央视招牌的记者，估计这在全世界的新闻性电视台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央视的记者其实很多，国内国外都有，但他们常出境的场合是会场、庆典、驻外使领馆招待会。偶而有记者在重大新闻事件中活跃一阵，随后又归于沉寂，比如科索沃战争中的顾玉龙。

　　其实，央视还是有好记者的，比如《东方时空》初创时期，以白岩松、水均益、方宏进和章伟秋等领衔的外来记者群，血气方刚，打破常规，敢说敢为，疾恶如仇，给中国电视和中国新闻界打开一个新局面。所以有１９９８年朱容（加金字边）基总理的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但是，他们像其他官方媒体记者一样，都不甘于只是做个名记者，央视也有意培养他们走记者──主持人──评论员──制片人的发展方向。在官方报刊和通讯社中，则是走记者──编辑──编辑部主任──总编辑的发展方向。这种发展方向隐含一种等级评价，那就是做记者最低级，做制片人和总编辑最高级，价值取向是官本位的。事实上，《东方时空》已经培养出不少央视部门和台级领导，也就是进入新闻官僚阶层。至于报刊的优秀总编辑，不少人更高升一级，成为管总编辑的高官。

　　在这种官本位的等级评价体系中，做记者、做新闻都是进身之阶，不是终身的事业和理想。一个报道打响，则立即登堂入室，跻身领导行列。像伊拉克战争中被解雇的彼得．阿内特那样终身做记者，在中国似乎是个耻辱。中国官方媒体的终身记者，除个别人属于坚守理想外，多数属于提拔不起来的。结果就是干记者越长久的越是平庸之辈，越优秀的记者越高升得快，越远离新闻一线。这种优秀记者的自我淘汰机制，使中国官方传媒陷入持续性的优秀记者短缺状况，一线记者永远是新手，新闻报道水平走不出一到高峰就回落的恶性循环。同理，中国媒体的总编辑们也没有几个甘愿一辈子做报人和电视人，他们渴望成为管总编辑的官。

　　优秀记者高升之后，大多又进入退化状态。因为远离一线，不用采访和写作，所以采编能力退化。随着职位的高升，采编和写作能力基本丧失。许多官方媒体的领导去采访需要记者带领，最后是记者写稿，领导署名在前头。事实上，部分文字媒体的领导人大作，都是领导傍记者的结果，但记者却要装出受宠若惊的谦卑姿态，低声下气，小心伺候，感谢领导关怀和提携。当然回报是在新闻评奖中可以多得印象分。

　　在央视，记者升为主持人和评论员后，越来越靠耍嘴皮子生存，锐气越来越少，腔调越来越油滑。那种程式化的姿态和自恋、自傲的神情，越来越做作，越来越排斥观众。靠《东方时空》起家的央视主持人们，最初用铿锵的声音改变了央视平淡的播音腔，但现在他们沉醉于自己创立的主持腔，天天指点江山，教训观众，成为新的主持八股。

　　

charlie

优秀记者高升后，不但基本技能退化，接受能力和思维能力也会退化。他们身居官方媒体领导岗位，自然要服从更大的领导，所以天天眼睛向上，看领导眼色行事。他们埋首会议文件和领导指示，以揣摩、领会、贯彻领导意图为能事，但求无过，不思进取，以领导的思维为思维而逐渐丧失思维能力。他们只消耗自己做记者时积累的经验，不与时俱进补充新知识。他们远离新书报，远离新闻界最活跃的人群，对新思潮、新时尚、新人群由隔膜而反感，结果就是因循守旧，渐渐落伍而浑然不觉。

　　在这样的新闻官僚的主宰下，中国官方媒体中的党委机关报（各地日报）系列基本只能靠强行征订来维持最低发行量，行业报系列则靠摊派来敛财。许多基层单位和企业为了完成这类报纸的征订指标，一般是象征性地订１月这一个月，到２月就不订了。即使这一个月的报纸，他们还懒得看，有的竟交待报社：“我帮你完成订数，但报纸就不要送了。”

　　其他非强行征订和非垄断性官方纸媒体，就其影响力而言，一般只能维持１０－－１５年的高峰期，然后依赖惯性向下滑行，进入勉强生存甚至苟延残喘的境地。也就是说，此类官方媒体的活跃期大多是短命的。

　　新华社创办的《半月谈》、《了望》周刊、《经济参考报》在８０年代初创刊时，左右舆论风云，分别居期刊、周刊和经济类报纸发行量第一。进入９０年代中期后，３家媒体全面衰落，除了中学生和领导干部，已经没有多少人读了。

　　《中国青年报》、《中华工商时报》、《北京青年报》先后在８０年代初、９０年代初领骚中国报业。但到９０年代中后期相继在都市报浪潮和民间化媒体群的冲击下低落，前者还保持一点力度，中者基本被遗忘，后者则向广告报纸靠近。

　　９０年代中期崛起的《北京晨报》，创刊不到１０年就退出北京都市报三甲。
　　至今，官方纸媒体中能保持较高发行量和影响力的，主要是内容垄断性媒体，比如《参考消息》、《中国证券报》等。一旦其垄断特权被取消，这类媒体的衰落速度将快于前速所有媒体。

　　中央电视台的名牌栏目也像非强行征订的纸媒体一样，大多只能维持５──１０年高峰期，甚至比纸媒体还短命。《正大综艺》、《综艺大观》、《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实话实说》等不同时期的王牌节目，当年都在全国搅起收视波澜，至今一律水波不兴。各栏目竟相更替，而不能共同繁荣。估计目前正火的《开心辞典》、《幸运５２》和《艺术人生》也走不出上述宿命。事实上，火爆一时的《同一首歌》已经开始乏味了。
　　中国媒体没有西方媒体中的百年老号，直接原因就是名记者、名主持、名总编的自我淘汰和退化，导致名报刊和名电视栏目的退化。当然目前的新闻管理体制催生和加剧了这种退化进程。

　　（小标题）名记者、名主持的叛逃

　　在中国官方媒体就职的记者、编辑和主持人，如果既不想谋求一官半职，又不甘心慢慢退化，那一般只有叛逃一路，所谓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既然不甘心被同化和奴役，那就自己去寻找和创造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追求陈寅恪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央视是个摆个木偶都能名满天下、坐地生财的地方，是许多人梦寐以求、以身相许的地方。但就是这中国第一媒体品牌，居然也留不住杨澜、鲁豫、许戈辉、王刚、程前、曹颖、刘艺伟等主持人。除鲁豫、许戈辉外，其他几位都是在知名度如日中天的时候离开央视，而且还在继续从事电视事业。显然，央视对他们来说，是个可以放得下的地方。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们在离开央视后，大多发展得更好。至于第一国嘴崔永元能够闭上嘴巴，显然不光是他所说的身体过度疲劳的原因。能让一个一周说一次话的人感到过度疲劳，显然是说了许多不需要说的话，操了许多不该操的心。这些名主持的叛逃或隐退，直接导致央视相关栏目的提前报废。

　　纸媒体中，比较活跃的财经报刊主编，许多来自《中华工商时报》，代表人物是《财经》的胡舒立、《财经时报》的杨大明和《经济观察报》的总编。
　　新闻周刊三个代表之一的《三联生活周刊》的几任主编先后来自《中国青年报》和《人民文学》杂志（另两个代表性周刊是《南风窗》和《中国新闻周刊》）。
　　具有强烈民间色彩的《南方周末》和《２１世纪经济报道》、《２１世纪环球报道》等总编都来自南方报业集团。

　　目前几乎所有都市报的总编都来自原来的党委机关报既省市的日报。
　　优秀记者、编辑和主持人辞别官方媒体，在过去几乎不可能。只有改革开放后，打破了人员的单位所有制，才使人们有了选择工作的自由。这确实是中国社会一个本质性的进步。正是这部分勇于叛逃的人，成为中国市场化媒体和民间媒体的主力，改变了中国媒体的整体格局。自由的门，只要打开一个缝隙，就会透进比缝隙放大无数倍的阳光。
　　所谓市场化媒体，我的定义是以盈利为第一追求，以非强制征订手段争取最大发行量，带动广告，实现企业化滚动发展的媒体。此类媒体以都市报为代表，讲究高投入高产出，低投入没产出，为此普遍采取多种融资手段，包括上市等资本运作。它们靠经济自立换取生存空间，以上缴利税和赞助来购买有一定限度的新闻自由。它们的主战场是都市新闻和区域性即时广告，主要读者群是市民。

　　所谓民间媒体，或从属于党委机关报和行业报，或挂靠于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但大多有民间资本投资，以报道事实真相为第一追求，靠整体品牌来吸引高端形象广告。此类媒体以上面点到的《南方周末》、２１世纪报系、《财经》杂志和《三联生活周刊》等为代表。它们多遵循国际通行的客观性新闻报道规范，借鉴欧美名报刊的版式设计，其主战场是官方媒体回避的新闻，主要读者是知识界、企业界等社会精英阶层。　

　　目前，市场化媒体和民间媒体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媒体人才，两者的总体发行量和广告额已经超过党委机关报和行业报。（参见孙燕军《报业中国》）在舆论影响力上，市场化媒体和民间媒体更居于主导地位。在媒体的发展方向上，民间媒体更成为领导潮流者。

　　（小标题）官方媒体的小报化和非主流化

　　中国官方还用过去的标准来划分大报和小报、主流媒体和非主流媒体。即对开的党委机关报是大报，以正面宣传报道为主、直接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的是主流媒体；四开的各类都市报、晚报、娱乐和消费类报纸是小报，以都市新闻、娱乐新闻、体育新闻和实用信息为主、挖掘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的背景的是非主流媒体。这种区分标准还是官本位的，只考虑媒体的隶属关系和可控制度，没有考虑市场占有率和读者的选择。

　　报刊只有被读者阅读才算完成出版过程，否则只是半成品或废品。以读者的接受度来区分，读者最多的媒体就是大报和主流媒体，读者最少的媒体就是小报和非主流媒体。北京非典高峰期，《北京晚报》、《京华时报》、《信报》、《北京青年报》和《晨报》这５家都市报全部脱销，但报摊上一直见不到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的影子。这就是市场上大报与小报、主流与非主流的划分例证。

　　中国传统的新闻学几乎从来没有把读者放在首要的位置，反而长期贬低读者，认为读者最喜欢的内容必然是低级庸俗，最受欢迎的报刊必然是色情刊物，所以读者需要教育甚至教训。有些人固执地认为，任何争取和取悦读者的媒体，都有不良动机。至今，“读者是上帝”的口号还是个禁区。　　

　　不以读者为第一服务对象的官方媒体，必然以上级领导为第一服务对象。所以，同行们都明白，官方媒体尤其是党委机关报和各级电视台，编辑和总编们最殚精竭虑、最胆战心惊的就是如何编排各级领导的新闻次序和篇幅长短。至于日常报道，在他们看来反而简单得多，简直不需动脑子。我把这种程式化报道思路和内容总结为：过年过节，开会开业。春种秋收，风霜雨雪。学习贯彻，表扬总结。批评建议，批示解决。这样的内容只有两类读者看，写的人和被写的人。

　　这类媒体也存在着竞争，但完全不同于市场化媒体和民间媒体的竞争。在内部管理上，记者编辑的晋升不单纯看采写和策划了多少独家新闻，更取决于如何协调和利用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一般说来，女人靠色相，男人靠利益同盟。所以，女记者、女编辑、女主持常常成为领导的感情和性欲消费品，男记者、男编辑、男主持常常成为领导的名利赞助商。这也是官方媒体从业人员常常感叹比其他媒体人员更累的原因。

　　在外部竞争上，党委机关报、官方通讯社和电视台已经成为最难以避免有偿新闻的媒体。中央级新闻机构驻地方记者站常常得到地方党委和政府的赞助，为的是少发或不发负面报道。许多党委机关报因为吸引不来广告，所以在经营上普遍采取用新闻交换广告和赞助的办法，其交换的对象又多是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回报以高额回扣。这实际上已经在协助部分官员和企业老总腐败。

　　我所工作过的一家权威媒体所办的报纸，招了一群特不赁的美女，每天仔细阅读记者所发稿件，一旦发现是具体表扬一地一企业的，就把电话打过去，连哄带骗地索要宣传费。等到把钱要到手，记者本人还蒙在鼓里。

　　上述三种媒体垄断了中国官方新闻资源，所以常常被求着发稿，结果就是它们养育了中国最大的红包记者群。其实，除了每年的总理记者招待会和外交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多数采访场合看不到这三种媒体记者提问和抢新闻的身影。他们多半在所谓的小报记者你抢我夺的时候，远远地站在一边，宽厚或不屑地看着。等人群消散，他们会悄悄走到采访对象身边嘀咕几句，然后拿着红包和对方提供的新闻稿走人。多数时候，电视台记者的红包还比别人厚。至于央视名导赵安，不过是一不小心，红包太大没包住而已。

　　官方媒体之所以越来越背离主流，越来越像小报，就是因为它们作为整体是为上级服务，它们的记者、编辑个人是为采访对象和广告客户服务。反而是民间媒体和都市报中采集突发新闻的记者，因为不需要参加那些无新闻的新闻发布会，所以杜绝了红包新闻。这就是市场对新闻界的净化作用，它比中国记协出台多少禁止有偿新闻的规定都管用。

　　（小标题）民间媒体要监督官方媒体

　　我之所以选择央视和其他官方媒体作为批评的对象，不是求全责备，而是它们也是国有资产，且垄断了官方新闻资源。如果它们不能履行媒体的职责，不单是失职，也是国有资产的空耗和流失。从这一意义上说，官方媒体也要成为民间媒体的重要监督对象，而不能因为是同行就有所忌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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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的财力、人力和技术远远优于凤凰卫视，观众有理由要求它比凤凰卫视干得更好，有理由要求它至少也培养一个闾丘露薇。两者处于类似的新闻环境，凤凰卫视能做到的事情，央视为何迟迟做不到？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所有的党委机关报、地方电视台垄断了官方新闻资源，掌握更多的内幕和线索，读者和观众有理由要求它们比《南方周末》起到更好的新闻监督作用，至少也要像《南方周末》一样敢于为小民请命。两者处于完全相同的新闻环境，《南方周末》能做到的事情，官方媒体为何难于上青天？

　　除了新闻管理体制所导致的外部约束差异外，官方媒体还有内部释放和约束两个制度。
　　内部释放制度就是内参制度。中国官方媒体都有严格的内参制度，敏感新闻、负面新闻、争议话题、突发事件等一切不适合公开报道的内容，多数在内参上都有反映。老实说，其解决的实际问题远远多于《南方周末》。这也是官方媒体最自豪的地方。因为有了这种内参报道的自豪，所以也就不太在意公开报道的平庸了。

　　内参属于机密，分不同的级别，起作用的关键是有领导批示。从内参上送到问题的最后解决，都是秘密操作的。如果最后的结果公开，则会形成同类问题的解决，甚至推动一项政策出台。如果最后的结果不公开，则解决的只是单个问题，不会在社会上形成舆论压力。结果不公开的另一种情况是领导批示也没解决问题，或根本就没有批示。事实上，后两种情况更多。所以，内参可以解决实际问题，但无助于推动舆论监督。

　　内参形式上是特权的象征，本质上还是愚民的需要。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内参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多数被掩盖了起来，在保密法律的保护上，不到解秘那天就不能见天日。把公开的新闻上升为机密，进入权力的暗箱操作程序，其实是对舆论监督的控制和封杀。在政治形势复杂时期，内参往往成为权利斗争工具。在１９７６年的天安门事件中，内参就扮演了四人帮的帮凶角色。（参见中央编译出版社《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目前，内参又成为赚钱的工具。部分职业道德堕落的记者和媒体大搞内参和金钱交易，替老板和地方政府打官司、要项目，老板和地方政府则回报以金钱、广告和赞助。有特权，就有权力寻租和腐败，内参所承担的党和政府的耳目作用正在打折甚至扭曲。要推动舆论监督，首先需要取消内参制度，让一切都暴露在阳光下，让公开的争鸣和法律去解决一切棘手的问题，而不是依赖领导人的智慧和清官意识去断案。这其实也是解放领导人的好办法。

　　官方媒体的内部约束制度就是自我审查机制。官方媒体的编辑往往没有发稿权，遇有敏感稿件只能逐级请示。自我审查的机制妙就妙在，越是高级别的人越不敢做主，越请示，稿件越容易被枪毙。因为请示的层次越多，意味着稿件包含的敏感内容越多，犯禁的几率越高，挨批的可能性越大，承担发稿的风险越大。为安全计，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枪毙而不是挽救。所以，在许多媒体都时常出现这种滑稽场面，就是一条小稿子会弄得整个编辑部鸡飞狗跳。这种对风险的放大效应，常常使官方媒体的老总们杯弓蛇影，自己把自己吓出心脏病。

　　此外，这种自我审查机制还有对政策的放大效应。汉代有民谣：“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意思就是“上之所好，下必甚焉”。许多官方媒体老总们的策略是，对自己有利的，就把上级的政策加倍放大；对自己不利的，就把上级的政策加倍缩小，甚至全部隐瞒。有些问题，上级有关部门不过打个招呼而已，下级媒体就连想都不敢想了。其实，基层的问题、潜在的问题、被腐败官员隐瞒的问题，在报与不报之间，往往取决于总编的保官和为民的一念之差。在这种情况下，将自己媒体的谨小慎微和半死不活归罪于上级的严格监管，不过是等因奉此、胆小怕事、明哲保身的借口。有许多媒体更是以保证生存为名而行苟且之事，与腐败分子和犯罪分子狼狈为奸，助纣为虐，突破了新闻人的底线。从当年的沈太福集资案到近年的慕隋新、马向东受贿案，都有媒体和记者的帮忙，实在是媒体的耻辱。

　　王蒙曾认为，让人去做英雄和完人，简直就是不让人活（大意）。但做不了英雄和完人，也不能突破做人的底线和从事某种职业的底线。比如士兵以保家卫国为天职，就不能临阵脱逃。新闻人以报道事实真相为天职，就不能虚构事实。既然不允许说出真相，那至少不说谎言。这应该是新闻人的底线，否则就不是新闻人，或不做新闻人。

　　其实，尽管一直被严格控制，中国还是不断有媒体和新闻人突破自我审查，突破禁区，推动中国社会逐步走向开放和民主。从天安门事件平反、真理标准讨论、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讨论、８０年代中后期新启蒙运动的开展，到９０年代初姓社姓资的争论，每一个禁区的突破和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有媒体独特的贡献，决策者当年都冒着犯政治错误的风险，都承受着丢官挨整的压力。（参见《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马立诚和凌志军的《交锋》）把媒体的作用和勇气完全归于当时领导人的背后支持，其实是树立明君的心理使然。

　　揭示真相，突破禁区，是媒体的天性。如今，中国社会还有许多封闭的角落和禁区。我们不能强求所有的媒体人都不怕风险，但总要有人做殉道者第一个闯进禁区。否则禁区永远是禁区。对于新闻改革和舆论监督来说，我们需要一些天真的新闻人，需要一些理想化的新闻人，需要一些过激和片面，以求得到折中或微小的改进。

　　鲁迅在《无声的中国》讲演中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见《三闲集》）我对鲁迅先生的话深信不疑。（２００３年６月９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