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说诚实话——陈丹青先生访谈
他总能让人关注,他的话总有人要去争论不休,“辞职事件”后他的每一次言论几乎都要被媒体和公众进行一场解读。跟随《纽约琐记》、《退步集》、《退步集续编》、《荒废集》的出版,更多的公众开始认识这位油画家。
我们并不认识陈丹青,只记得他在我们期盼的过程中说过些什么,在听过之后似乎很快又被我们忘得一干二净。
为了给平静的生活添一番新的“娱乐”,我们想要从他口中套出更多的话题,用尽各种方式,怀揣不同的目的。
在这篇访谈中,我印象深刻的记得“诚实”——他对批评最起码的要求。
藏画导刊(以下简称“藏”):90年代末您开始用油画的手法临摹西方大师的画册和中国古代画册,最初为什么想到这样做?
藏:临摹西方画册和临摹中国古代画册,您对它们两者有什么不同的体悟?
陈:没什么“体悟”。“两者”是一回事——看着你眼前的画页,不论是哈尔斯还是董其昌,一笔一笔照着画。其实就是临摹,区别只在你临摹的那幅画之外,还要画出书的页面,如此而已。
藏:您曾经说中国画作为一个画种还在,而作为一种精神已经死掉了,您临摹中国古代画册可以看成是对中国画精神的缅怀和探寻吗?
陈:不仅中国画,世界范围古典绘画的“精神”,都“死掉了”,不然哪来新的历史,新的绘画。有一天现代主义也会死掉的,让位给新的历史、新的艺术。
不过“精神”一词迹近空话:我不知道在一幅董其昌的画中,“精神”是指什么,那是便宜的形容词,来自革命年代的大字眼,什么都可以说,什么也没说。假如我用过这个词,说明我无能。
我曾试图说出对这些书籍静物画的误解。我不是在缅怀欧洲或中国哪位古典大师的“精神”,我喜欢中国的文人画,也喜欢巴罗克作品,但这些静物画不是为了“缅怀”——我喜欢画册,画册很好看。我只是在画印刷品。换句话说,我受了普普艺术描绘现成品的影响。印刷品正是现成品。
我不止一次如此招供,但没人理会。这是唯物论、反映论和长期的图解文化在中国美术教育中的顽症之一:只看画面的内容,像看图识字一样,你画什么,你就推崇什么。按照这逻辑,安迪·沃霍画毛泽东,他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画家。可是他还画梦露,画肯尼迪,怎么解释呢?
不过我画中国山水画册的那部分静物,确实以一种有点陌生的,但看起来还算文雅的方式,和属于我自己的传统连接。我不会铺开毡子真的用中国笔墨在中国宣纸上画所谓中国画,太多人在做这件事。一个画油画的人画水墨画,多少有点玩票性质。我对画种葆有敬意和忠诚,现在,在不背叛所谓油画的前提下,我居然真的在一笔笔模仿董其昌——我对经典同样满怀敬意和忠诚,一点不想改变它,更不想到自己要来创它一创,弄点新意。我一辈子喜欢模仿,一五一十的模仿。我听到别人说:我要创造!我就想:好啊,你去创造吧。
但我的模仿绝对来自油画工具和油画的种种戒律——在画布上临写魏晋书法时,我用的不是尖毫的毛笔,而是宽扁的油画笔——可是国内同行初见这些画,都问我,你怎么画起国画来了。
藏:自您归国以来,您的身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一个高校教师再次变成了更为瞩目的公众人物,从一个画家转向了公共知识分子,您更认同哪种身份?
陈:近年我总是被重复问道:你认同自己的哪种身份?画家还是作家?公众人物还是公共知识分子?我不明白为什么有此一问:我认同了怎样?不认同又怎样?以上称谓都是他人的形容或看法,我从来不会想,也不会说:我是知识分子。我不在乎自己的身份,也不在乎别人的身份。我对一个人的印象就是那张脸,或者,有趣还是无趣。我时常弄不清某人是作什么的,我收到的名片中全印着主人自以为要紧的身份、职位、头衔,譬如院长啊、博导啊、总经理啊、特级画师啊,等等等等,可我转眼就忘了名片的主人。
藏:公共知识分子参与更为广泛的公共领域的批评,但您好像在一次讲座上认为今天的批评深度远不如20世纪的批评,您对批评的要求是什么?
陈:诚实。同时,尽可能弄清楚什么是批评,尤其是,怎样批评。
当我写批评类稿件,我不清楚自己的意思对不对,但我避免说错。我常看见一本正经而胡言乱语的批评文章,作者显然不知道在说什么,我不愿自己的稿件也弄成这样。
近六十年来的种种批评,当然不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曾经有过的批评。远远不如,简直无法比。并非批评本身及其水准,而是批评的空间、批评者的诚意,还有,批评在文化及社会中的位置和影响力。今天我仍会读到几篇很好的批评,但不发生影响,不会被展开,不会获得批评的尊严。“批评”这个词在中国从未正名,反而经常被批评,被遏制,并招致暗暗的普遍的敌意。
藏:今天在艺术界,知识分子的概念在展览中或者艺术批评中不断的被使用,在您看来,艺术家是否有必要承担知识分子的角色?当然这里的问题更倾向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
陈:我不信任被“不断使用”的词,包括“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不断使用,即滥用,证明我们拿不出更准确,更有效的词语。具体说,传统艺术家不必是今天定义的所谓知识分子。古代许多伟大的画家根本不识字。十九世纪以来,尤其是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艺术家的知识状况越来越重要。许多当代艺术承担哲学或人类学的命题,波依于斯就说他的作品接近人类学。但像毕加索这样的巨人,你很难说他是知识分子。他为职业知识分子,为学者,提供无数话题,但他不是读书人。
中国的情况是另一路:目前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角色,很少有人真懂艺术。真懂艺术的批评家,寥若星辰。而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艺术家也很少。我不会主张艺术家必须是知识分子,眼下那么多艺术博士生研究生,并不意味着艺术家就更多。
但有时接触艺术家可怜的知识状况,也确实令人沮丧。可恶的所谓“两课考试”,却又假定艺术学生必须具备“知识”,好像艺术家必须是学者。这种愚蠢而刚愎的制度,说明高考制定者对艺术、对学术、对教育,不但没有起码的知识,还缺乏起码的常识。
藏:近年来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争论很多,有强调知识分子精神的也有鼓吹警惕知识分子思潮的,但是也有人说中国根本没有公共知识分子,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陈:我倾向认为中国没有严格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假如我们与先进国家同类角色比较,再和民国五四知识分子比较的话——今日中国,连像样的公共空间都没有,哪来公共知识分子?目前这么多媒体和出版物,还有网络,并不就是真正的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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