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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eddie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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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微澜:难得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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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2-14 20:21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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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2-15 00:19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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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春藕堂 于 2010-2-14 20:22 发表
举贤不避亲哦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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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5855687926.jpg (16.23 KB) 2010-2-1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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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教了。
如今的PS技术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化腐朽为神奇。
难怪有越来越多的珍品与精品,通通都在网上动人心旌。
然后在实物在手的时候才意识到现实与幻想之间存在着不可弥补的距离。
幸好早早就挂了免战旗:对网上看图断木敬谢不敏。

断木尚且如此,何况是人物。
难得糊涂。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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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楼主| 发表于 2010-2-15 00:21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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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eddie2008 于 2009-7-19 00:13 发表
1楼 发表于 2009-7-19 00:13  只看该作者



林海微澜:难得糊涂发表于 2009-5-6 23:56 | 只看该作者
林海微澜:难得糊涂
难得糊涂。 据说是前清文人大家郑板桥的心声。
年少弱冠的时候不太理解这个说辞。也是,在从糊涂到清醒的成长岁月,所谓的“人生加法”中,糊涂是印象非常深刻的昨夜星辰,历历在目,栩栩如生,根本就是不难得的手到擒来,比比皆是。在“加法”的年代,难得的是清醒。
后来,日子见长了,渐渐地也进入了前人所说的“减法”的年代,这一段岁月,怕是真的要好好学一学难得的糊涂一说了。
前几日看电视播放著名的痞女洪晃访谈大画家陈丹青的片段。有如下对白:
洪:业余有什么爱好?
陈:发呆。
诚哉斯言。难得糊涂。

扯完了开场白,说正经。
有些事情,糊涂比明白要来得正经。 有些事情,明白比糊涂要煞风景。
难得糊涂。
国人的传统,是报喜不报忧与好大喜功。 这时节,最可人的就是难得糊涂。
比如:蝙蝠的“蝠”,通“福分”的“福”。按照五四带来的新文化后的说辞,叫做“幸福”。 佛手的“佛”,听说也通“福”,难怪前朝不少官窑瓷器,画满了石榴佛手,多子多福。 葫芦的“葫”,据说还是通“福”,虽然跑偏了好些个音拍,难得糊涂,都是福。 于是乎,茶壶的壶,虽然笃定地跑偏了不少,大概依然算得上是个“福”。
难得糊涂。
糊涂=糊+涂
糊=壶=葫芦=佛手=蝙蝠
涂=图
广东话的“葫芦”,偏重贬义的“糊里糊涂”,接近于跑偏式二人转的“忽悠”。 适逢古典网一众的葫芦风生水起,连文化底蕴深厚的“匏瓜”也给网罗其中。古典的文化气息,浓郁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难得糊涂。 就从葫芦的“壶”开始吧。
也以此帖向一众葫芦同好致敬。 特别是那些原本没有机会规范地接受地道的书院教育的八闽木作工匠艺人。

难得糊涂。
每一次潜心品鉴这些主要来自八闽制作的前无古人的“无中生有”,脑海中回味的是这样一首千古绝唱:
离离原上草
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附录“难得糊涂”之典故如下:
清代文化名人郑板桥的“难得糊涂”四字书写得妙趣横生,韵味无穷,这是他将真、草、隶、篆四式书法融为一体而独创的一种奇特书法体裁,有“乱石铺街、杂乱有章”之誉。据说,“难得糊涂”四字还有一段有趣的来历。  有一年,郑板桥来到山东莱洲云峰山观摩古代书法典范郑公碑,晚间借宿于山下一老者家中,老者自称是荒村野臾糊涂之人,谦让有加。但郑板桥观其言谈举止高雅不凡,与老者谈得十分投契。  老者家中有一块特大砚台,石质细腻、镂刻精美,郑板桥看了大为赞赏,老者请郑板桥留下墨宝,以便请人刻于砚台之上。郑板桥有感于老者的外表糊涂必有来历,便题写了“难得糊涂”四字,并盖上自己的名章“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砚台有方桌大小,还有很大一块空余,郑板桥请老者题写一段跋语,老者没有推辞,随手写道:“得美石难,得顽石尤难,由美石而转入顽石更难。美于中,顽于外,藏野人之庐,不入富贵之门也。”写罢也盖了一方印章“院试第一,乡试第二,殿试第三。”郑板桥这才知道老者原来是一位隐退官员。他见砚台还有空处,又提笔补写了一段文字:“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安心,非图后来福报也”。这段文字与郑板桥的“难得糊涂”被老人做成条幅流传开来,人们感慨其中蕴含的哲理,把它视为人生境界之追求,“难得糊涂”也就越传越广了。

公元2009年5月4日深夜 祭奠青春 不知所云



继续重温“难得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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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2-15 00:23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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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说诚实话——陈丹青先生访谈

他总能让人关注,他的话总有人要去争论不休,“辞职事件”后他的每一次言论几乎都要被媒体和公众进行一场解读。跟随《纽约琐记》、《退步集》、《退步集续编》、《荒废集》的出版,更多的公众开始认识这位油画家。

他便是陈丹青。
我们并不认识陈丹青,只记得他在我们期盼的过程中说过些什么,在听过之后似乎很快又被我们忘得一干二净。
为了给平静的生活添一番新的“娱乐”,我们想要从他口中套出更多的话题,用尽各种方式,怀揣不同的目的。
他仍在说,喋喋不休,
即使没有受众,或“招致暗暗的普遍的敌意”。
在这篇访谈中,我印象深刻的记得“诚实”——他对批评最起码的要求。


藏画导刊(以下简称“藏”)90年代末您开始用油画的手法临摹西方大师的画册和中国古代画册,最初为什么想到这样做?


陈:信不信由你:因为无聊,因为不知道画什么。


:临摹西方画册和临摹中国古代画册,您对它们两者有什么不同的体悟?

陈:没什么“体悟”。“两者”是一回事——看着你眼前的画页,不论是哈尔斯还是董其昌,一笔一笔照着画。其实就是临摹,区别只在你临摹的那幅画之外,还要画出书的页面,如此而已。

:您曾经说中国画作为一个画种还在,而作为一种精神已经死掉了,您临摹中国古代画册可以看成是对中国画精神的缅怀和探寻吗?

陈:不仅中国画,世界范围古典绘画的“精神”,都“死掉了”,不然哪来新的历史,新的绘画。有一天现代主义也会死掉的,让位给新的历史、新的艺术。
不过“精神”一词迹近空话:我不知道在一幅董其昌的画中,“精神”是指什么,那是便宜的形容词,来自革命年代的大字眼,什么都可以说,什么也没说。假如我用过这个词,说明我无能。
我曾试图说出对这些书籍静物画的误解。我不是在缅怀欧洲或中国哪位古典大师的“精神”,我喜欢中国的文人画,也喜欢巴罗克作品,但这些静物画不是为了“缅怀”——我喜欢画册,画册很好看。我只是在画印刷品。换句话说,我受了普普艺术描绘现成品的影响。印刷品正是现成品。
我不止一次如此招供,但没人理会。这是唯物论、反映论和长期的图解文化在中国美术教育中的顽症之一:只看画面的内容,像看图识字一样,你画什么,你就推崇什么。按照这逻辑,安迪·沃霍画毛泽东,他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画家。可是他还画梦露,画肯尼迪,怎么解释呢?
不过我画中国山水画册的那部分静物,确实以一种有点陌生的,但看起来还算文雅的方式,和属于我自己的传统连接。我不会铺开毡子真的用中国笔墨在中国宣纸上画所谓中国画,太多人在做这件事。一个画油画的人画水墨画,多少有点玩票性质。我对画种葆有敬意和忠诚,现在,在不背叛所谓油画的前提下,我居然真的在一笔笔模仿董其昌——我对经典同样满怀敬意和忠诚,一点不想改变它,更不想到自己要来创它一创,弄点新意。我一辈子喜欢模仿,一五一十的模仿。我听到别人说:我要创造!我就想:好啊,你去创造吧。
但我的模仿绝对来自油画工具和油画的种种戒律——在画布上临写魏晋书法时,我用的不是尖毫的毛笔,而是宽扁的油画笔——可是国内同行初见这些画,都问我,你怎么画起国画来了。

:自您归国以来,您的身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一个高校教师再次变成了更为瞩目的公众人物,从一个画家转向了公共知识分子,您更认同哪种身份?

陈:近年我总是被重复问道:你认同自己的哪种身份?画家还是作家?公众人物还是公共知识分子?我不明白为什么有此一问:我认同了怎样?不认同又怎样?以上称谓都是他人的形容或看法,我从来不会想,也不会说:我是知识分子。我不在乎自己的身份,也不在乎别人的身份。我对一个人的印象就是那张脸,或者,有趣还是无趣。我时常弄不清某人是作什么的,我收到的名片中全印着主人自以为要紧的身份、职位、头衔,譬如院长啊、博导啊、总经理啊、特级画师啊,等等等等,可我转眼就忘了名片的主人。

:公共知识分子参与更为广泛的公共领域的批评,但您好像在一次讲座上认为今天的批评深度远不如20世纪的批评,您对批评的要求是什么?

陈:诚实。同时,尽可能弄清楚什么是批评,尤其是,怎样批评。
当我写批评类稿件,我不清楚自己的意思对不对,但我避免说错。我常看见一本正经而胡言乱语的批评文章,作者显然不知道在说什么,我不愿自己的稿件也弄成这样。

近六十年来的种种批评,当然不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曾经有过的批评。远远不如,简直无法比。并非批评本身及其水准,而是批评的空间、批评者的诚意,还有,批评在文化及社会中的位置和影响力。今天我仍会读到几篇很好的批评,但不发生影响,不会被展开,不会获得批评的尊严。“批评”这个词在中国从未正名,反而经常被批评,被遏制,并招致暗暗的普遍的敌意。


:今天在艺术界,知识分子的概念在展览中或者艺术批评中不断的被使用,在您看来,艺术家是否有必要承担知识分子的角色?当然这里的问题更倾向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

陈:我不信任被“不断使用”的词,包括“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不断使用,即滥用,证明我们拿不出更准确,更有效的词语。具体说,传统艺术家不必是今天定义的所谓知识分子。古代许多伟大的画家根本不识字。十九世纪以来,尤其是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艺术家的知识状况越来越重要。许多当代艺术承担哲学或人类学的命题,波依于斯就说他的作品接近人类学。但像毕加索这样的巨人,你很难说他是知识分子。他为职业知识分子,为学者,提供无数话题,但他不是读书人。
中国的情况是另一路:目前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角色,很少有人真懂艺术。真懂艺术的批评家,寥若星辰。而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艺术家也很少。我不会主张艺术家必须是知识分子,眼下那么多艺术博士生研究生,并不意味着艺术家就更多。
但有时接触艺术家可怜的知识状况,也确实令人沮丧。可恶的所谓“两课考试”,却又假定艺术学生必须具备“知识”,好像艺术家必须是学者。这种愚蠢而刚愎的制度,说明高考制定者对艺术、对学术、对教育,不但没有起码的知识,还缺乏起码的常识。


:近年来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争论很多,有强调知识分子精神的也有鼓吹警惕知识分子思潮的,但是也有人说中国根本没有公共知识分子,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陈:我倾向认为中国没有严格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假如我们与先进国家同类角色比较,再和民国五四知识分子比较的话——今日中国,连像样的公共空间都没有,哪来公共知识分子?目前这么多媒体和出版物,还有网络,并不就是真正的公共空间。






(待续)
                                               时间:2009年11月

采访方式:电子邮件

采访人:徐家玲

见《藏画导刊》2010年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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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2-15 00:25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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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说诚实话——陈丹青先生访谈
(续上)
:近年来您接受过很多采访,也被邀请撰稿关于70年代、80年代的回忆文章,比如新近出版的《七十年代》您在其中所撰的文章是《幸亏年轻》,除了在出版商的策划下给这个社会制造新的谈资以外,您希望传达给观者什么?

陈:我写作时没想过“希望传达给观者什么”。我面前只是一具电脑,开亮着,一字一字,一段一段写,就像画画,你为每一笔斟酌,而且负责。然后文章发表了,你不可能知道谁在读,有没有人读,就算读了,同样一句话,各人的回馈很不一样。所以,事实是,当我写成什么,是为我自己传达了某些意思或效果,我成为自己的读者,发现原来我对某事是这样的看法。
我写七十年代回忆也是同样道理:每个人都有青春记忆,但未必每个人会写出来。我写《幸亏年轻》时,又回到三四十年前,我为自己重温了一些往事,如此而已。事后得到几位年轻朋友的回应,说是很感慨。但我也读到几篇有关《七十年代》的书评,大意是对我们这些人谈自己的年代,很厌烦,很反感。这在我预料中。我年轻时也讨厌上一代津津乐道炫耀他们的革命记忆。所以我在回顾七十年代时几乎没写自己,只是描述当时的衣食住行之类日常生活。即便这样,我的书写仍然可能有效引起部分读者的厌烦,就像有些前辈的文章惹我厌烦一样。
我的意思是说,一位作者最好不要存心试图向读者“传达”什么。文章不是快递,你送过去,人家就收下了。不是的,你得明白读者是聪明的,各种各样的,你不能假定别人对事物的感受会和你一样。你以为你在谈七十年代,但别人在其中读到你难以料想的效果,或者,晚辈对七十年代毫无兴趣,至少,对我们这类人谈七十年代,不以为然。这时,倘若你期望读者接受你的意思,你关心的不该是写什么,而是怎样写。你写的不准确,不诚实,你会将心里的意思写走样,写坏掉的。
很抱歉,说了半天,我还是没告诉你我想“传达什么”。我在写作中学习表达,并非传达。
: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对当代艺术市场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有人说这场危机标志着“以西方话语为主导的中国当代艺术的落幕”,这场经济危机对当代艺术造成的影响您是否有自己的看法?

陈:不单当代艺术,过去十多年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都显得很火暴,同时不真实,不可信。经济危机可能使这一切忽然比较真实了,至少,各种亢奋和妄想或许会因此休息休息。
不过很快,种种妄想和亢奋又会起来的。
我不很了解国内的当代艺术。它当然是以西方话语为主导。“当代艺术”原本就是西方词语、西方概念。就像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之类,全是西方词语。但我不会断定中国当代艺术会就此“落幕”。它将以另一种剧情继续上演。我同情并支持广义的当代艺术,它大幅度改变了此前的文艺体制格局,它证明我们的感受力、想象力具有无限的可能,其中有不少优秀的作品与作者。我不相信经济危机会中止当代艺术,但我也不敢奢望当代艺术因此成熟。市场或许受到若干影响,但中国当代艺术的特质不是艺术,而是莫名的活力。经济危机可能干扰或伤害这类活力,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或理由,刺激,并改变这活力的方向。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近年我乐意去七九八、宋庄、北皋、索家村、今日美术馆,但除非应酬,我很少去中国美术馆,那里可看的展览有限,它开始接纳部分当代艺术,但仍须长久的转型过程:从一座庞大的行政机构向一座当代意义上的美术馆,艰难转型。


藏:目前来看,中国的艺术形态其实有很多种,比如当代艺术中近年来影像、装置的兴起,但是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人在从事相对传统的文人式样的绘画创作,在这样一个同样的社会形态之下,艺术的形式却朝着不同方向的转变,在您看来这是一种混乱还是一种多元?其根本原因和中国目前的国情存在一种怎样的关系?



陈:我愿意称之为“良性的混乱”,它逐渐将文艺带离过去的单元格局,但还不是所谓“多元”。真的多元格局是清晰的,稳定的,不同领域做不同的事。目前的创作局面并不清晰,也不稳定,它的确是国情的折射:国情也不清晰,不稳定,譬如市场经济并不是真的市场主导,而是权力主导,是一系列外人难以把握的潜规则;因此,市场经济的波动不是市场规律,而是权力的变数,如此等等。

但我不指望别的方式,也不可能有别的方式,这一切都是国情。



藏:今年以来零星读到您的新文章,能感觉到您的文笔越来越好,不知您平时除了画画外是否也在大量的阅读?您现在对自己的文字是否满意?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写作会走到哪一步?



陈:我尽量试图把话说清楚,说得有意思,但我不奢望这就是好的“文笔”。我不会想“走到哪一步”,重要的是保持画,保持写,更重要的是,我喜欢绘画与写作。



藏:可以说,现在的您更多是以批评教育制度进入公众视野的,最近武大的受贿丑闻、浙大的博士跳楼自杀事件以及诺贝尔奖等等都围绕着高校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不知道您现在是否还关注中国的教育问题,还是在教育制度毫无改变的情况下已无心多问?



陈:近年很少谈教育问题了。不在其位,不该多说。教育的恶果不断会冒出来,目前已知的只是一小部分。我终于明白,前些年我所诅咒的问题其实不是教育问题,而是权力问题。权力问题是不可改变的,所以教育的恶果也不会改变。



藏:您好像说过中国的教育制度不变您就不再进入学校教书,但是在短时期内教育制度的改变是不可能的,那么您对于中国教育制度的期望是什么,您觉得怎样的教育制度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方向?除了您已有的言论外是否还会采取其他的一些方法去促使现在教育制度的转变?



陈:我对教育没有期望。维持权力是教育领域和所有领域的内在律令,我和其他人士的言论只是灰尘。唯一能改变教育的是权力结构,你想想看,权力结构会改变吗,或者,它会按照公众希望的方式改变吗?



藏:您已多次表示想安静的画画,但是似乎是这样,很多人愿意听到您发表看法,而对于您的文字和言论在现实的社会中很多时候只是为了制造话题,是冲着“陈丹青”的名气为采访而做的采访,而不是为了探讨问题,我们的社会现在仍然处于“娱乐至死”的环境之中,可能公众、媒体对于您言论的兴趣也不例外,您怎样来看待这些?



陈:中国式的“娱乐至死”和西方的“娱乐至死”,性质不同。中国式的“娱乐”文化——虽然谈不上什么真正的娱乐——是为了掩饰、掩盖的社会问题,转移并消解大众的注意力。我发现我可能变成这样的傻逼之一:媒体希望勾引我说一两句可怜的真话,解解闷,同时用娱乐的名义使这种真话的散播——最关键的几句话一定是被删除的——显得比较滑稽,可乐,因此比较安全。当然,个别走得稍远的媒体为此付出小代价,譬如湖南卫视刻意安排我和韩寒——一个老傻逼,一个小傻逼——对话,但在播出后立即被命令写检查。

对此我没什么看法。大家都得混饭吃。我也一样,我和大家一样虚伪,一样苟且



藏:能否说说您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和困惑的问题是什么?



陈:没有特别关心特别困扰的问题。丧失希望是一种安静的,甚至优美的状态。我回来九年了,已经主动接受伟大的国情教育,学会不生气,不烦躁,装孙子,然后自得其乐,就像权力希望并迫使所有人那样,安于现状。



藏:每个时代的变革都需要年轻的力量来推动,在“意料之外又情有可原”的社会您对年轻人有什么寄望?



陈:控制我们这代人的教育,今天,往后,仍然一成不变地教育下一代。真是“意料之外,情有可原”啊。今天绝大部分的“年轻的力量”,以我所见,在生活层面是谋生第一,自己第一,在精神层面,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

我没什么寄望,也没资格寄望。我只是同情今天的穷小伙子,他们要花多少钱才能巴结女朋友:送条丝巾,请顿饭,几百几千,买个公寓,每月按揭至少上万。我也同情今天的花姑娘,她们的同学、邻居或发小被官员富商包养了,你不能要求青春女孩对物质,对安全感毫不动心。我们那代傻逼的纯情是因为没有物质,没有诱惑,我很高兴看见年轻人终于进入中国式消费时代,有权追求物质与虚荣。可是他们并没有进入真的资本主义,而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啊。
时间:2009年11月


采访方式:电子邮件

采访人:徐家玲

见《藏画导刊》2010年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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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楼主| 发表于 2010-2-15 00:30 | 只看该作者
陈丹青的十年:和一切保持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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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的十年


撰文:钟刚
10年过去了,我看见了我所看见的。”陈丹青用一句有些虚无却也不无深意的话,总结了他回国的十年。对他而言,这似乎也是一个梦想破灭的十年。

2000年后,从纽约回到北京的陈丹青,先是进入清华大学的体制,后因不满招生制度而离开;曾以《西藏组画》一举成名,后来却连谈论绘画的兴趣都没有了,他的新作《外国音乐在外国》就在这个月出版,这本书和他的“本业”一点关系都没有。

“谈论艺术的氛围,早就丧失了”,陈丹青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没有鲁迅时期的语境”。


1
为什么你在伦勃朗的画面前哭?


十年前,20001月《艺术世界》“与陈丹青交谈”专栏上,一位读者问陈丹青,“为什么你在伦勃朗的画面前哭?”

在同一篇专栏文章的问题部分,还有诸如“为什么剃光头?为什么穿中式服装?是否信服?”“你认为你是一个平凡人么?”“艺术家需要教父吗”等怪异而有趣的问题。陈丹青均耐心地一一作答,以致他的朋友生气地质问他:“这样浅薄无知的问题,你也居然有耐心回答吗!”

这是陈丹青回国后在刊物上第一次亮相。在开场白中,陈丹青这样写道:“今岁归国,各地刊物不免时来邀稿。几番应酬过,还不放我清闲。”读者的疑问,以文艺话题、问题居多。

专栏开始没多久,陈丹青就接受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邀请,作为“百名人才引进计划”中的一员,成为了该校特聘教授。研究方向是“当代架上绘画与图像文化比较研究”,并兼任本科生教学以及每年春秋两季给各系学生的公共选修课。

接受这一教职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在公众视野中的画家形象。

次年的11月11日,陈丹青在专栏文章中,不无激烈地对人文艺术学科的英语招生制度进行了批评:“中国自‘五四’前后创办艺术学院迄今,八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艺术学院从未像今天这样臃肿庞大,像今天这样充斥办学的教条”,“艺术学院外语考试的苛政实施有年,贻害众生,实已积重难返”。

陈丹青说,“忽然对准外语考试破口大骂,实在是从气闷的学院伸出脑袋,做做深呼吸。”这篇文章后来被四川美院的学生复印了贴墙上,上书“请看猛文”。

在政治与外语分数绝对优先专业成绩制度下,长达4年,陈丹青都无法招到一名硕士生。此后的清华大学辞职事件,酿成了一起风波。2004年10月15日,陈丹青提出辞职报告。在辞职报道中,他写道:“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我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当我对体制背后的国情渐有更深的认知,最妥善的办法,乃以主动退出为宜。”

“中国人重世故。我的世故仅限于礼貌的层面,但我至今没有学会在表格上,或按照教条指定的方式,陈述‘成绩’:那是对体制的确认,而不是对学术道德及其规律的确认。我今服务于这所学院的价值,以及我微乎其微的服务本身,远不如这所学院选择我的价值:这选择证实了国家的良性变化,在这变化的戏剧性环节中,我愿意充任一件可被暂时利用的小小的标本。”

随后,陈丹青接受大量媒体采访,在后来出版的《退步集》一书中,他将辞职信“高调”收进该书中。陈丹青日后在上海的某个讲坛上也坦陈:“其实在批评教育的时候,我也有虚伪的一面,我只对政治英语开炮,如果在其他方面再作批评的话,就要得罪我得很多朋友和老师”。

尽管陈丹青的批评和出走,赢得了不少的喝彩,但他所批评的制度,并没有发生任何实质地变化,英语和政治成绩依然是入学的重要考核标准。“这个问题之所以是问题,主要在于领导水平,很多大学的领导不懂美术教学的规律”,日后谈及陈丹青的出走,曾任职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的杨之光说。



要艺术家拯救社会,是大不幸



招生制度的问题,依然是大学教育的病症,不过,对于在陈丹青递交辞职信的四年后进入中央美术学院的徐冰而言,“商业体制比学院体制更残酷和更窄小,艺术的空间更小”,进入学院反而成为了“权益之计”。

离开学院后的陈丹青,在上海艺博画廊举办了他近年来的最后一个个展:“感觉记忆”艺术展,自此,陈丹青的展览记录到此嘎然而止。画家陈丹青成为谈论鲁迅的“专家”和畅销书作家,继《退步集》出版后,《退步集续编》、《荒废集》等书也相继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写作使我从只顾画画的痴态中睡醒来,醒在自己不同的书中,暗暗惊讶域外和家国怎样深刻地改变并重塑一个人。”在2007年《纽约琐记》的修订序言中,陈丹青解释自己由“画”到“写”的转变时说,“二十多年前,我蓬头垢面去纽约,自信为了艺术,是《纽约琐记》通知我,假如内心的经验欲以言说,可以试着写写”。

“在绘画里,我只做到了结束‘文革’,但用写实的笔触去描述当下,我做不到,因为我意识到自我的断层”,在一次对谈中,陈丹青坦承。

其时,艺术创作的环境其实也已经发生变化,“F4”等艺术家成为市场明星,刚回国时,当代艺术的流寇状态也发生了改变。“我为什么要办个展?画画是为了办展览吗?我确实无意谈论艺术。我在这里看见的艺术,背后都是别的事情,出于别的原因。诚实的,有兴味地谈论艺术的氛围,早就丧失了。”陈丹青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

2009年年底的参加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挂牌仪式时,陈丹青对于当代艺术的“招安”问题,以直言伤害了不少前卫好汉,陈丹青说,“不管怎么样,都不要把自已的锐气灭掉,不要让自己慢慢变蔫了,我希望大家能一直玩下去”。

“平心而论,过去二十年,中国式的当代艺术有效拓展了表达的方式与空间”,在陈丹青看来,“中国当代艺术与体制的关系,只能是目前我们看见的那样,混在一起玩玩,彼此利用,彼此涂抹,分享一些好处。我们需要时间,别指望它会像欧美国家那般自由而独立。”

“丹青是一个敢作敢当的人,不仅说到,而且也是那样做的,他对自己的言论、行为负责人,诚实而有才华,他的文字如同他的绘画一样充满了魅力”,艺术家刘小东是陈丹青多年的朋友,刘小东认为,“复杂的社会给丹青的冲击大于艺术,他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是一种不同于绘画的表达方式”。在招安一说出来后,陈丹青也遭遇到中国美术学院教师邱志杰的批驳,他以质问的语气问陈丹青:你这几年为艺术做什么了吗?

“我现在不愿仅只谈艺术,因这话题似乎愈形狭窄贫薄——在所谓风格、手法、主义、观念的背后,我认为还有别的话题在:我们为什么要来画画?所谓‘艺术家’是怎样的‘人’?这种‘人’在今天的文化环境中究竟是哪种角色……”在《纽约琐记》中将其作为自己的文章很少瞄准艺术的一个原因。

不过,陈丹青并不认为自己就从此成为了“公共知识分子”,可以拥有拯救社会的能力。“如果公众居然期待艺术家来改变现状,那是社会的大不幸”,陈丹青说。






(待续)


删节版本发表在南方都市报:http://gcontent.nddaily.com/4/e8/4e8412ad48562e3c/Blog/448/b28e45.html?t=126434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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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2-15 00:32 | 只看该作者
陈丹青的十年:和一切保持距离
撰文:钟刚
(续上)

访谈部分

1

南方都市报:我注意到你出版的书籍中,谈艺术的文章越来越少,并且,你的个展记录到2004就断了,为什么会这样?
陈丹青:我刚回国的2000年,清华美院为我办了个展,此后迄今,九年内我没再办过一次个展,零星展览是陪朋友玩玩。为什么要办个展?画画是为了办展览吗?我确实无意谈论艺术。我在这里看见的艺术,背后都是别的事情,出于别的原因。诚实的,有兴味地谈论艺术的氛围,早就丧失了。

南方都市报:在这十年,你相继出版了《退步集》、《退步集续编》、《荒废集》等多本书,写作对画家陈丹青而言意味着什么?

陈丹青:
不意味着什么。我既不想到我是作家,也不想到我是画家。


南方都市报:我感觉你和这个国家总是保持着适度的距离,比如你没有像梁文道、韩寒等人那样,对谈论公共事务保有浓厚的热情,而是以自己的节奏写作、出书。你能容忍一个再也不画画的“时评家”陈丹青吗?

陈丹青:
我一直在画画,只是不那么多。我可不是时评家,太可怕了!那是一项专业,不能乱说的。梁文道是职业媒体人,他很尽职。韩寒是赛车手,在他的领域是第一名,他玩博客是因为真的好玩,我猜他挂上一篇新博文时,绝不会想:“啊,我又一次介入公共事物!”他得意的一定是写出哪句妙语,就像我得意自己的哪根线条一样。

要和一切保持距离。为了描绘我正在描绘的,我必须保持距离。我想提醒诸位:目前被大家称为“介入社会”的人群——据我所知,国内有几十位葆有良知令人尊敬的学者和文人——从来就和社会保持距离,安静地活在自己的电脑前。真正介入社会,无孔不入的人,是商家与政客,数钱,弄权,社会的所有缝隙早被他们占有了。


南方都市报:在一次演讲中,你认为“从1937年以来,我们从来没有达到过鲁迅时期的批评水准,而且今后很长很长时间也不可能达到。”我们的批评丧失了什么才至于让你悲观至此?

陈丹青
如今不是“丧失批评”的问题,而是让不让说话。“鲁迅时期”的说法其实不恰当:鲁迅在世的年代,绝不只他一人在说话,各种人,各种问题,到处公开说。后来鲁迅被钦定为当年唯一的批评者,被弄成过去式符号——因为据说他批评的罪恶早已终结了——现在我以鲁迅符号指称那个时代,已是扭曲。我不能说“胡适时期”、“陈独秀时期”、“邵飘苹时期”……太多名字被屏蔽太久了,我只能提鲁迅。这就是言论窘境。今天许多优秀耿直的学者仍在批评,民众私下的批评更是没有停止,但是既不能公开,也很难发生影响。
南方都市报:无论是你笑谈中的“大先生”鲁迅,还是你在2009年曾经与之对谈的梁文道、韩寒,他们的一致性似乎都在于直接、迅即地介入社会,担当道义,直言著文。你认为知识分子与社会、与国家之间理想的关系结构是怎样的?

陈丹青:
在鲁迅时代,许许多多媒体人、作家、大学生,就是梁文道、韩寒的角色。拿梁韩二位和鲁迅比较,符号不对称:不是指才华与名气,而是他们没有鲁迅的语境。鲁迅与他同道、论敌群相构成的言论生态,今天梁韩二位有吗?他俩得不到起码的公开应和与持续论辩,除了网络留言,但留言是批评吗?他们的“迅即”,只因网络,他们的言论,其实并不“直接”,相反,他们必须拟定曲折的语体才能表达,但仍会受阻——去年一年,梁被退稿近二十次,南方周末将韩寒选为“中国梦”受奖人,最后一分钟被合作方的上海文广集团否决,而他只接受极有限的采访,从不为纸媒供稿——是的,他们声誉卓著,但这是一种不可能“介入”,更不可能生效的声誉,是暂时被放一码的杂音,就像媒体的批评,难见实效。

总之,梁、韩,还有未未,又孤立,又孤单,媒体不过是在被允许的限度内放大他们几位,这种放大只告诉我一件事:安静极了。绝大多数人选择沉默。


2

南方都市报:最近,韩寒被称之为“当代鲁迅”,也有杂志将其定义为“公民韩寒”,韩寒在媒体上掀起一阵热潮,你认为这样的评价公允、准确吗?你认为一个知识分子成为“当代鲁迅”,应该具备怎样的基本素养?

陈丹青:
前面说了,鲁迅之为鲁迅,除了个人价值,还在他周围的价值。没有那些价值,哪来“当代鲁迅”。当年鲁迅的敌友都是五四前后顶顶优异的一群人,各自有真实的深刻的影响面。今天谁与韩寒为敌为友?就算有,是什么份量?什么影响?此也所以韩寒之于今日,或比鲁迅之于当年,更稀缺。他有三亿多博客点击量,可他身边是空的,他要是遭遇麻烦,会有三亿人声援么?就算有,会发生作用吗?

“公民”的意思,是指千千万万具有宪政意识,实实在在拥有宪法权力的人。十三亿老百姓,由韩寒扮演一介“公民”,岂非怪事。如今媒体称他为“公民”,只是一形容词,一份假托和愿望,借此一例,说说罢了。鲁迅死后七十多年,中国有一位年轻人被举为“公民”,真是其情可感,其状可怜。


南方都市报:有人提议选韩寒当市长,你会投出怎样的一票?

陈丹青:
这种“提议”辱没了韩寒,也辱没了“公民”一说。这是世世代代盼“清官”的集体基因、集体思路,凡被有所寄托的人物,除了盼他当官,没有别的想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公民。而且这种期盼太离奇了,简直说梦话:我们哪位可爱的市长是老百姓投票选出的?哪位“公民”手里捏着一张选票?



南方都市报:其实,你们身上似乎有某些共同性,比如韩寒的退学和你的辞职,你们都从体制从挣脱了出来,这样的勇气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你希望看到更多的韩寒、更多的陈丹青去做这样的冲破体制的事情吗?

陈丹青:
我绝对不希望“更多的”高中生或教师“冲破体制”,不要夸张退学、辞职这类个例。重要的不是走开,而是你怎样存活。我本来是个体画家,独自谋饭。今天的生存空间不容许使性子,除非你果然有能力自谋生路。改革开放的良性后果之一是部分人群可以自谋生路,但绝大多数人,包括先进国家,都是上学上班过一辈子。

“冲破体制”不是目的,不是价值观。何况休想“冲破”。目前的体制不仅在政治层面,更在饭碗层面。体制并非只是管人,而在养人。三两个不识抬举的家伙破了一破,千万人补进来。能做的事,是自尊,自强,自我完善。我不认为退学辞职是勇气,而是性格与命运,倘若像韩寒那样,加上智慧、韧劲,就能自食其力,葆蓄自己的成长。



南方都市报:韩寒应该是80年代生人中的异类,也是最幸运的一位。你看过电视剧《蜗居》,你怎样看待这个在高压中生活的年轻一代?

陈丹青:
韩寒对得起他的幸运,现在都说他成功,有谁留心过他付了什么代价吗?至于《蝸居》,那是全世界白领的总命运——受薪、贷款、分期付清之类——区别是:我们固若金汤的体制成功引进竞争机制,以双重陷阱牢牢套住千千万万蝸居族:此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曰“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当然,“主义”之类早已不能指称中国现实了,统治从来没有这么奏效过。我同情年轻人,但很抱歉,我只能说:蜗着吧,巴望蜗进来的人密密麻麻,千万别辞职。


(待续)
删节版本发表在南方都市报:http://gcontent.nddaily.com/4/e8/4e8412ad48562e3c/Blog/448/b28e45.html?t=126434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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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2-15 00:34 | 只看该作者
陈丹青的十年:和一切保持距离
撰文:钟刚
(续上)
3

南方都市报:前段时间,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艺术院的成立,被外界称之为是一次对艺术家群体的“招安”,这让人感觉当代艺术是一个纸老虎,极其容易地就和体制言和了。你认为的当代艺术和体制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当代艺术对社会的贡献应该在什么地方?

陈丹青:那天的成立大会,领导们都拿份稿子照着念,一点不“当代”,我出于开开玩笑的意思,说了“招安”二字,不料当场伤害不少前卫好汉,真是抱歉。我知道,“招安”一词其实即不准确,也早过时了,“朝廷”与“江湖”是宋代的故事,距今一千多年。六十年来我们这里没有真的江湖。八五运动是在体制内发起的,日后在体制外不断繁衍的空间也全赖体制默认,甚至纵容,不然要收拾干净非常容易。

认真说,这不是坏事,也不是好事,而是肯定会发生的事。我不关心“当代艺术”这类字眼,它会使我们误会中国真的有了当代艺术,就像误会中国出现了“公民”。平心而论,过去二十年,中国式的当代艺术有效拓展了表达的方式与空间,它和时尚业、流行文化、超女超男之类一样,使社会相对多样、宽容、有趣,缓缓进入和平演变,它甚至有限触动了体制内的权力意识,带动部分年轻官员相对开明、开放。它或许是纸老虎,但毕竟长一副老虎的凶相,并不是绵羊。它与体制的关系只能是目前我们看见的那样,混在一起玩玩,彼此利用,彼此涂抹,分享一些好处。我们需要时间,别指望它会像欧美国家那般自由而独立。

再说,全世界的艺术家都渴望得到承认,在中国,目前被承认的方式只能来自所谓“体制”,此外哪有任何足够权威的机构承认艺术家?除了你们媒体,弄些奖项,闹点气氛,但别忘了,媒体绝对属于体制。总之,主要的变化来自体制,当代英雄的分庭抗礼原是部分假象,现在他们进入体制,回到本来的出处,不必诧怪。

反正“招安”一词不适用,我真的是在开玩笑。要知道,欧美国家的当代艺术,本身就是一整套体制。毕加索说:一旦艺术被承认,就不值一钱。在他们那里,是政府与国家巴结毕加索,希望得到他的承认——在目前的中国,我想,只有艾未未与韩寒绝对不会与体制玩耍,此所以他们是孤例,此也所以他们是未未,是韩寒。


南方都市报:艺术家似乎只有介入公共事务,他才有可能成为社会舆论领袖,比如你、艾未未、吴冠中,无不是如此。公众对艺术家的期待似乎艺术家不应该只待在画室,你认为这是“公众的期待”和“艺术家的理想”之间的差异吗?

陈丹青:我从未、也不可能“介入公共事物”,只是为招生的苦恼骂几句,被媒体渲染,社会听到了,如此而已。艺术家为什么要成为“社会的舆论领袖”?何况哪有真正的“舆论”或“民意”?哪份报纸、哪家电视台给过我们清晰的“舆论”?多少年来,我们早就“被舆论”了。我相信未未、韩寒都不是为了成为舆论领袖而说话,只是性格倔,不识时务,准确地说,他们是反舆论的人。

我看不出“社会”对这些家伙感兴趣:社会是指最大多数人。大多数人很清楚,除了无所不在的权势者,没有人可能真正介入并改变中国的所谓公共生活:这既是潜规则,也是尽人皆知的潜舆论。迄今发生的公共事件不过是这一主宰过程中的大麻烦和小波澜,并不是真的公共行为和民意结果。我不知道“公众”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居然期待“艺术家不应该只待在画室里”。我不相信有这回事,大街上哪个“公众”真有兴趣知道艺术家吗?

就算公众居然期待艺术家来改变现状,那是大不幸。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文学家曾被赋予太多社会期待,作家们会收到无数冤假错案的申诉信,现在情况应该变了吧:从好的一面说,各行各业基本落实了职业归属,民间种种问题开始进入职业律师和相应社会角色(包括部分官员)的职权范围(虽然维权律师的介入挫折重重);从坏的一面说,今天一个文艺人远不如三十年前的社会影响,那时,一个作家真的能够起到今天的文艺家休想起到的道德作用,甚至直接影响现实。未未、韩寒的出现是今日社会的畸形,畸形到居然想要推举韩寒当市长,这不是好消息,而是社会有病,病得很重。

但艺术家的可能性,在这当口,被豁然打开:并非他要“介入社会”,而是,社会问题成为紧迫而生动的题材,而社会,在艺术家那里忽然听见意外的回声。我们总会提起当年的左拉,他就是一个意外,当市长、法官、军人难以被信任时,左拉展示了他的能量。他决不是要成为“舆论领袖”,相反,他和舆论斗争:当时所有舆论都对他不利,但他遭遇了一个被迫害的人,也就是说,一个难以拒绝的题材,作为作家,他要进入并解决这题材。

艾未未前年为杨佳叫喊的动机和左拉近似。当然,案情与结局完全不同,因为社会完全不同。未未的困境比左拉绝望得多,但他竭尽全力攻击舆论:在我们这里,谁真正占有舆论,大家都知道。


南方都市报:艾未未近年来不断介入社会事件,尽管获得了声援与支持,但是他的艺术家的身份越来越模糊,艾未未做了什么作品,也不大为人所知了,这对一个艺术家而言会不会是一种自我牺牲?

陈丹青:当你说“艺术家某某介入社会事件”,你已假定艺术家不该介入社会事件,但左拉,一个小说家,确实介入社会,并发生奇异的作用;当你说“艺术家的身份越来越模糊”,意思是艺术家应该只是艺术家,但我告诉你,未未一点不在乎,甚至厌恶身份;当你说未未的作品“不大为人所知”,可能是真的,艺术在中国的社会空间远远还没生根、展开;当你说这是一种“自我牺牲”,我告诉你:未未要的就是这种“牺牲”,他以这“牺牲”嘲笑并超越“艺术家”,同时证明,什么才是艺术家的能量:这种能量来自“人”,如果这个“人”正巧是艺术家,那么,这种表达方式会更有个性与人性的力量。他为汶川的死孩子建立姓名档案,与他的《童话》异曲同工,是更为广大而自然的拓展,是他的创作的一部分。去年十月,他以数千枚中国孩子的书包包裹展厅的外墙,十分壮观,这种渲染的方式只会来自艺术家,社会工作者、维权律师再善良,再正义,也想不出这样的方式。

当然,这一大规模的装置目前只能出现在欧洲人为未未提供的场所,不可能在这里被允许。但我们不是要走向世界吗?不是要在世界范围确立话语权,甚至软实力吗?政府应该感谢未未:目前我们拿得出什么像样的话语足以感动世界吗?人家除了看你GPT,还要看你怎样对待性命,看你以什么方式对待性命:未未拿出了他的生命观。这才是真的话语,这才是真的软实力。一个艾未未,一小群义工,居然让法庭和警察不安,这不是软实力是什么?


南方都市报:据我所知,有人批驳艾未未是打着艺术的幌子做非艺术的事情,他甚至还被某些批评家从艺术家行列里“开除”,对此你怎么看?

陈丹青:太荒谬了。什么叫做“非艺术的事情”?什么叫做“艺术家行列”?见鬼去吧!一群虫蛆。



南方都市报:在谈到安迪沃霍时,你认为他的书中无所不在的自由与诚实,是对于自以为进入现代生活的中国都市读者们,可能正当其时。依你看来,我们似乎处于“自由”与“诚实”的双重短缺的危机中。以当代艺术为例,你认为短缺危机下的致命伤在哪里?

陈丹青:不自由的人,一定不诚实;不诚实的人,一定不会自由。我不在乎“当代艺术”,我只是亲眼目击一个个不诚实的艺术家自以为很自由,一个个不自由的艺术家,根本不在乎诚实不诚实。


南方都市报:你给人的感觉是温文尔雅,你会因为什么事情而愤怒?

陈丹青:为太多无法表达的愤怒,为这些愤怒最后只能是愤怒,我感到愤怒。有时我为自己必须克制这廉价的情绪,也会愤怒……此所以我不能成为公民,合格的公民不该是愤怒的,他被赋予权力,摆脱愤怒。



南方都市报:你自2000年回国后,历经辞职风波和出书高潮,请谈谈你在新世纪的这个10年。

陈:正好是我回国的10——我辞职时很平静,风波起于媒体;我每出一本书,不过是当年书市的几万分之一。10年过去了,我看见了我所看见的,此外没什么。



南方都市报:最后一个问题。你有理想吗?

陈丹青:没有理想,但有梦——言论自由。
删节版本发表在南方都市报:http://gcontent.nddaily.com/4/e8/4e8412ad48562e3c/Blog/448/b28e45.html?t=126434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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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楼主| 发表于 2010-2-15 00:40 | 只看该作者
内容嫌长,有一个办法:发呆。
难得糊涂。
今年肖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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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发表于 2010-2-20 13:21 | 只看该作者
原帖由 eddie2008 于 2010-2-15 00:40 发表
内容嫌长,有一个办法:发呆。
难得糊涂。
今年肖虎。

给艾迪兄拜年啦!
俺这乡下的北方佬看这些木发呆。不懂。
............................看.......景.......。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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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发表于 2010-2-20 13:30 | 只看该作者
原帖由 eddie2008 于 2010-2-13 13:15 发表


呵呵,大过年的,蹦出来这么个东东。
早几日不经意见到这么个名字,第一个联想竟然是伟大领袖身边的张玉凤。惶恐中。
难得糊涂。
只不过,多少也算是读过书的,北大清华,在全球大学中的地位绝对是。。。。。 ...


西南联合大学。
刚看了这段历史。谢谢艾迪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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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发表于 2010-2-20 13:33 | 只看该作者
原帖由 漏捡依旧 于 2010-2-11 21:03 发表
兄说得好,学习。
那就喜剧,富贵花开。

跟个黄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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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楼主| 发表于 2010-2-21 20:51 | 只看该作者
原帖由 架几案 于 2010-2-20 13:30 发表


西南联合大学。
刚看了这段历史。

谢谢兄台的抬举。
有时候回过头看看兵荒马乱的年月,那个时候的读书人,似乎有一种别样的从容。
所以“多难兴邦”也有出处。
先秦诸子百家。
清末民初,现在回首,未尝不是另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万类霜天竞自由”。
于是一众北洋军阀纷纷大洒金钱操办新生事物,张作霖的东北大学,韩复渠的山东大学,曹锟的河北大学,那大概是20世纪百年当中在中国做教授最风光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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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发表于 2010-2-21 22:09 | 只看该作者
原帖由 eddie2008 于 2010-2-15 00:40 发表
内容嫌长,有一个办法:发呆。
难得糊涂。
今年肖虎。
一手宝剑,一手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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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发表于 2010-2-22 15:39 | 只看该作者
原帖由 漏捡依旧 于 2010-2-21 22:10 发表
一手宝剑,一手葫芦。

再加脚底碎玻璃,练硬气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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