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的：王世襄的领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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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

1998年春天，赵萝蕤去世后不久，她和陈梦家的信件和资料都流向了潘家园旧货市场。业余潜心于名人信札收藏的方继孝就在那时候收集了陈梦家夫妇与友人的上千封通信，其通信对象几乎涵盖了上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学者。“我研究陈梦家的信件有10年光景，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我行我素。虽然广泛交友，但是交得很深的朋友不多。他看得上的都是泰斗级的人物，往往有点孤立的意思。”方继孝说。

1947年9月，陈梦家带着成堆的文献资料回国时，“身上只剩10元，还要借垫付税”。这里的税款是指他要为超重的文献书籍补税。所幸之前他先取道香港，去找开药店的二哥陈梦士，二哥赠他港币40元（他用了买了一件羊毛衬衣，理发），国币100万。一到上海，他就去拜见时任中央航空公司副总经理的査阜西，请他为自己购置一张从上海回北京的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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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陈梦家（左）、赵萝蕤夫妇与赵景德在美国合影

査阜西是在陈梦家一生中最重要的三个好朋友之一，在陈梦家被划成右派后，仍然和他保持书信往来。陈梦家被发配到山海关和洛阳种树时，査阜西夫妇还多次去照顾犯癔症的赵萝蕤。另两位和陈梦家保持终身友谊的朋友是冯友兰和吴有训。

在西南联大时期，他们的友谊即为贫困和战争所奠定。位于昆明北郊的龙头镇龙头村，陈梦家和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两家就住在一栋两层小楼的楼上楼下，任理学院院长的吴有训也住在附近。他们的邻居里还有闻一多、朱自清、金岳霖、梁思成，梅贻琦、汤用彤、杨武之（杨振宁的父亲）。傅斯年和李济领导的“史语所”也在昆明停留了两年，后来才转去李庄。

战争中的患难和家国情怀使这些学者成了“心照不宣的朋友”：冯友兰的妻子任载坤当时还亲自为周培源的夫人接生；冯友兰和陈梦家更是经常偕行，步行20公里去昆明城里上课；而当时在昆明任滇缅铁路工程局材料副处长的査阜西和妻子徐问铮，会定期举办古琴和昆曲聚会。

西南联大的6年，亦见证了陈梦家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古文字学家的过程。1911年，陈梦家出生在浙江上虞的一个基督教家庭，他的父亲陈金镛是中国基督教最早的开拓者。1931年陈梦家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法律系，同年就出版了《梦家诗集》，一跃成为新月派的中坚力量。这一年12月，陈梦家奔赴第一次淞沪战争前线。1932年在青岛，他记录下了前线的情景——“在蕴藻滨的战场上/雪花一行行涧着新鬼的坟墓间，/开在雪泥/那儿歇着我们的英雄——静悄悄。”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作的几首新诗之一。

陈梦家发现闻一多不仅颇具诗才，更是精通金石学、书法、楚辞和考古。闻一多不仅教会了陈梦家新诗格律，更让陈梦家重新确立了新的学术志趣。1932年，闻一多北上清华，而陈梦家同年底也到了北京，在闻一多的建议和父亲旧友司徒雷登推荐下，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短期学习，也是这一时期，他遇到了未来的妻子、燕京大学校花赵萝蕤，而未来的岳父赵紫宸此时任燕京宗教学院的院长。

当时燕京国文系拥有无可匹敌的师资力量：容庚、陆侃如、陆志韦、梅贻宝……陈梦家的兴趣逐渐变得聚焦：他意识到自己不只是想成为一名牧师，因而由“研究古代的宗教、神话、礼俗而治古文字学，由于古文字学的研究而转入古史的研究”。陈梦家还旁听过钱穆主讲上古先秦史，在钱穆的记忆里，当时的陈梦家已是“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

西南联大时期的陈梦家维持了他广泛的交友网络，尽管战事胶着，他还是定期让在浙江德清避难的岳父赵紫宸给他们寄去上好的茶叶和龙井。这些物品在贫瘠年代成为共享的奢侈品。当时他和冯友兰住一起的时候，冯家来了客人他都会让赵萝蕤送去香烟茶叶……到后来闻一多、冯友兰、吴有训的朋友也都成了他的朋友。这些丰沛的友谊让陈梦家得以在不同领域之间穿梭自如。正是在费正清和金岳霖的举荐下，陈梦家和赵萝蕤才有机会获得燕京学社的资助去美国访学。

一个人的朝圣芝加哥大学访学一年期限结束后，陈梦家给他留在西南联大的旧友冯友兰去信，试图向清华大学申请一年的休假：“……今年哈佛燕京社赞助梦编制《全美中国青铜器》之计划，原以印刷需费甚巨，而收集材料有美国学术机关合作较为方便，故除由该社担任印刷外，仅略补助旅费及购取书籍之费，并不计薪水在此……梦之请求休假，系欲学校发给生活费用，俾得留美一年。在此期间，除收集材料外并加整理研究，明秋即可返校。以上经过尚祈先生转商一多先生，再向学校申请。”陈梦家向冯友兰设想了自己的计划：除了继续学习考古学，还将寻访全美40多家藏有中国青铜器的博物馆（和私人藏家），系统性编一册青铜器图录。写这封信前不久，他向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申请续聘一年的提议未被批准，而哈佛燕京学社只能承担他编制《全美中国青铜器》一书的印刷、旅费和书籍费用。据收藏家方继孝先生考证，在给冯友兰的正式信件里，陈梦家将“以上经过尚祈先生转商一多先生，再向学校申请”这句删去，而冯友兰和梅贻琦商谈的结果也并不尽如人意：陈梦家才成为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时期）国文系正教授一年，无法享受清华大学“宽松休假制度”。这也意味着，1945年7月到1946年7月，甚至是再往后的日子，他将陷入困窘。但34岁的陈梦家矢志要完成这项计划，他在学术上已经展现了充分的韧性，每次选定一个课题都会心无旁骛沉潜研究几年。他继续频繁地给友人写信获取帮助。在求助的名单里，有他还是新月派诗人时就认识的胡适，胡适为他寄来傅斯年等人在李庄编著的《六同别录》和“甲骨四堂”之一董作宾新出的《殷历谱》；当时驻英国的使节陈源帮助陈梦家解决了去英国的障碍；汉学家高本汉热心帮他联络了欧洲各大博物馆；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决定支持陈梦家的计划，“照片费用参考用书等可由北平馆担任，不必列入预算”，这解决了昂贵的拍摄、翻印费用——因为陈梦家当时需要拍摄B5大小的照片，而且按计划他将会拍摄上千张。抗战甫一胜利，朱自清即去信陈梦家，“解释有关教师休假、在美津贴数额和清华何时返回北平的问题”。信里还提到他的老师“闻一多先生已将胡须剃去。闻一多先生抗战爆发即开始蓄须，发誓不到抗战胜利之日绝不剃须”。此时陈梦家的学术旨趣开始和热心学运的恩师闻一多渐行渐远，他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欧美的青铜器铭文和断代研究——在美国的第二年，他开始遍访美国藏有青铜器的人家、博物馆、古董商，然后回到芝加哥大学的办公室整理所收集到的资料，打出清样。多数私人收藏家都是富贵之家。“但他无所顾忌的，只要是有器家，他是必然要叩门的。他和所有藏家、古董商、博物馆几乎都有通信关系，并留有信件的存底。”赵萝蕤后来回忆说。陈梦家还用英文撰写了《中国铜器的艺术风格》等文章，并和芝加哥艺术馆的凯莱合编了《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韩巍说：“陈梦家去美国的前后，他的学术体系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他的特点之一就是系统化。比如研究甲骨文或者青铜器，有哪些重要的材料，以往的研究到了什么水平，有哪些问题现在要去推进。他的书等于是一个学术指南，比较符合西方考古学界的思维方式。”陈梦家研究计划得以顺利完成，还和文物商人卢芹斋（C.T.Loo）的鼎力帮助相关——此人生于浙江，曾跟随南浔张静江一家多年，后来去美国专门经营中国古物，他最为“恶名昭彰”的历史是将唐太宗陵寝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盗卖至美国。在卢芹斋位于纽约东五十七街的办公室里，陈梦家和他用浙江方言沟通甚欢。此后两年里，陈梦家从卢芹斋的通讯卡片中寻到所有私人收藏家的地址和所藏的铜器；由卢芹斋出售铜器的底本上寻到所有博物馆的收藏；卢的照相底片中也让他得到千数以上的铜器照片。在美国3年，陈梦家亲手测量、记录铭文的青铜器不下两千件。此前日本人梅原末治编写的《欧美蒐储支那古铜精华》全七册（1933～1935）也只辑录了250件青铜器。更重要的是，陈梦家显示出了自己在青铜器断代、分类、铭文研究上注重索引体系、同时与考古材料对照研究的特点，这和此前注重训诂考据题跋的金石学学问相比，具备了更宽阔的现代意识。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艺术史系教授、国际知名的东亚考古学家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对陈梦家在考古学界的地位很是推崇：“在哈佛的时候，我的老师张光直先生很欣赏陈先生的基本思路，他也一直引用《殷墟卜辞综述》，那是一本经典之作，我们大家都用的参考书……他作诗的经验影响了他对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具有相当宏观的视角。”1946年夏天，去美国访学的冯友兰为陈梦家带去了梅贻琦新签署的聘书。次年8月，陈梦家从纽约飞往欧洲，临行之际他向卢芹斋告别，希望后者对自己回清华筹备博物馆有所帮助，后者也同意捐献几件铜器。陈一眼就选中了卢的收藏里那件编号a714的“命瓜壶”（后改名为嗣子壶，现为一级文物存放于国家博物馆），至于他如何打动老谋深算的卢芹斋今人很难得知。方继孝说：“他后来在信件里对赵萝蕤提到一些当时的细节，卢说自己对祖国有愧，不愿意见国人。陈梦家说你要取得人民、国民政府谅解，不让别人觉得你是坏人，就捐献一样东西给国家。”胜因院12号在陈梦家回到清华大学时，清华中文系的氛围整体已经“左倾”。私底下，在陈梦家的眼里，除了朱自清还算是学问家外，李广田、吴晗等人的政治激情都盖过了他们的学术造诣。而冯友兰也要到1948年下半年才回国。这段时间，陈梦家的精神相对而言是比较寂寞的，他的性情依然对政治很冷淡，这在客观上迫使他将精力投向清华文物陈列室的筹备。在美国的时候，陈梦家就曾代替邓以蛰，和梁思成、冯友兰一道参加普林斯顿大学的“东方学术”会议，那次会议专门讨论了中国的铜器、绘画和建筑。陈梦家有感于“数年来古物流出甚巨，然国内的大学没有专业的美术系”，便向梅贻琦校长申请在清华成立一个文物陈列室，“要以中国美术作意历史的研究，偏重各种不同的美术品的时代上的发展以及地域上的特征”。1947年11月，清华大学决议“筹设文物陈列室以作大学文物馆的基础。第一步为利用校中购书特款，移作购买古物”。梅贻琦委任陈梦家为筹委会的主任。陈梦家带着这些专款，在北平物色各样古物。当时解放军已经从东北逼近北平，很多清朝和民国的遗老遗少都准备撤退，陈梦家趁机经常上袁世香（袁世凯妹妹）和其他大户人家的府上去购买私藏的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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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梦家，男，1911年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1966年文革开始，他遭到“批判”“斗争”，被罚跪，被打，被侮辱，被关押。他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陈梦家在1966年9月3日自杀。
　　
　　 1980年代以后，中国的相当一批年轻人重新发现和喜欢徐志摩的诗。在经历了文革的野蛮、粗暴和残酷之后，徐志摩那些表现轻盈精致的情感的诗歌分外吸引人。象徐志摩一样，陈梦家也同属“新月诗人”－－一个由他们的文学杂志《新月》而得名的二三十年代之际的诗人群落。1931年，陈梦家编辑了一本《新月诗集》，收入徐志摩等十多人的诗作。书中也收有他自己的诗，其中一首写道：
　　
　　 今夜风静不掀起微波，
　　 小星点亮我的桅杆，
　　 我要撑进银流的天河，
　　 新月张开一片风帆。
　　
　　 编《新月诗选》的时候陈梦家20岁。毕业后，他入研究院研究古文字，进而从事古史和考古研究。他是有成就的学者。他的学术著作有《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1936）、《西周年代考》（1940）、《西周铜器断代》（1955－1956）、《尚书通论》（1956）、《殷墟卜辞综述》（1956），等等。
　　
　　 1940年代，他和妻子赵萝蕤一起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三年。赵萝蕤1948年在芝加哥大学取得文学博士学位，研究专题是美国作家亨利詹姆士的小说。他们回到中国后，赵萝蕤在燕京大学英语系任教，陈梦家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
　　
　　 1951年，共产党开始了“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要求全国知识份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学校停课搞“运动”。教授们必须在群众大会上逐个进行“自我检讨”，有的人还得多次检讨，才能“过关”。除了检讨自己，还“揭发批判”别人。“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又开始了“忠诚老实运动”，每个人都必须详细“交代”自己历史上作过的事情。被认为“态度恶劣”的人，还被“隔离反省”。
　　
　　 “忠诚老实运动”之后，就开始了所谓“院系调整”。大学重组。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都停办。清华大学的文科系取消。陈梦家在清华大学受到猛烈“批判”后，离开学校，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
　　
　　 陈梦家夫妇的朋友巫宁坤教授，也曾经在芝加哥大学留学，1951年从美国回到北京时，曾住在他们家中。他在1990年代发表的一篇文章《燕园末日》中说，有一天燕京大学校园（即现在的北京大学校园－－笔者注）里的大喇叭广播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梦家听到，说：“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1984》是英国作家 George Orwell 写于1949年的小说，预言了未来的极权社会的情景。但是陈梦家并没有公开批评过共产党及其推行的制度。
　　
　　 1957年，在考古研究所，陈梦家被划成“右派份子”。他的罪名之一是“反对文字改革”。其实他只是说过“文字改革应该慎重”。虽然考古和政治斗争相距甚远，考古界也对他进行了大量“批判”。他的妻子赵萝蕤受到过度刺激，导致精神分裂。那一年有上百万知识份子被划成“右派份子”，其中有一大批曾经留学欧美的各种专家。上面写到的巫宁坤教授也被划成“右派份子”，并且被送到中国东北地区自然条件十分艰苦的“北大荒”“劳动改造”。
　　
　　 划成“右派份子”后，对陈梦家的惩罚是“降级使用”。比起那些被送到“北大荒”的人们来说，他受到的处罚不算最重。他仍然在考古研究所，曾经一度“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作踩水车等等。在那期间，发生了数千万人被饿死的大饥饿。
　　
　　 文革开始，1966年8月，陈梦家在考古所被“批判”“斗争”。他的家被抄。他们夫妇的住房被别人占用。他和妻子被赶到一间本来是汽车库的小破屋里住。他的妻子两次发病，但是送不进医院。
　　
　　 1966年8月24日傍晚，陈梦家在被“斗争”后，离开考古所，来到住在附近的一位朋友家中。他告诉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这时，考古所的一些人跟踪到来，在他的朋友家中，强按他跪在地上，大声叱骂他。然后，这些人把他从朋友家又押回考古研究所。当天晚上，不准陈梦家回家。
　　
　　 1966年8月24日，是北京红卫兵暴力行动进入了最严重的阶段的日子。红卫兵满城到处抄家打人烧毁文物没收财产。考古研究所位于北京市中心，离王府井大街很近，穿过马路就是中国美术馆。那一天，在考古研究所旁边的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除了用棍棒皮鞭打，还用沸水浇烫被绑在葡萄架子上挨打的两位老年妇女。“象杀猪一样。”邻居说。被折磨的人们的凄厉的惨叫在夜空中回旋。邻居们不忍聆听，只好用枕头捂上耳朵。天明时分，火葬场的大卡车开来，运走了尸体。
　　
　　 那天夜里，陈梦家被关在考古所里。他一定也听到了被打死的人死前的哀号。那时候，人被剥夺的已经远远不止是他所热爱的诗歌和学术，也远远不止是人的体面和尊严。那时的人被打被侮辱被剥夺生命，而且受到的对待其实比猪不如。在乡下，猪养大了，请会杀猪的人来，通常一刀就杀死了，猪死以后，才用沸水浇烫以利除毛。但是在1966年红卫兵的八月杀戮中被害的人，不是被子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的，是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和棍棒以及各种折磨虐杀的，杀害的过程长达数小时甚至数日，于是这种杀害也更为残酷更为痛苦。邻居们用“杀猪一样”来形容东厂胡同1966年8月24日晚上的杀害，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修辞方式来形容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残忍。
　　
　　 陈梦家在8月24日夜里写下遗书，服大量安眠药片自杀。由于安眠药量不足以致死，他没有死。1966年8月24日是阴历七月初九，是有“新月”的时候。不知道那一夜他是否看到了新月，也不知道他对月思考了什么。他20岁的时候作诗说“新月张开一片风帆”，这是一个美丽的隐喻：新月形如风帆，送他走向理想。但是那时新月伴他走向死亡。
　　
　　 十天以后，陈梦家又一次自杀。陈梦家自缢，死于1966年9月3日。
　　
　　 在陈梦家的两次自杀之间，北京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打死；有数万人被没收财产并被驱逐出北京；大批人在各个工作单位建立的“劳改队”中受侮辱折磨；大批人在受到残酷“斗争”和侮辱后自杀。火葬场的焚尸炉日夜不熄，尸体依然堆积。所有被打死和自杀的人，当局一律不准留下骨灰。
　　
　　 在陈梦家死后两天，1966年9月5日，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据说这份“简报”写道，到8月底止，北京全市共打死上千人。这份“简报”的正文至今仍然被作为“国家机密”保存，普通人和学者都无法知道其中还有什么内容。但是仅仅这个标题和死亡数字，就告诉我们，文革的所谓“累累”“战果”，是无数和平居民的生命。文革的残忍和恐怖，超过了《1984年》作者的预见。
　　
　　 陈梦家，是一个敏感的诗人，一个温和的学者。在1950年代初，他遭到思想方面的攻击并失去选择工作的自由。1957年，他被划成了“右派份子”，一个属于“敌人”范畴的人。到了文革，他遭到的不但有尖利的精神折磨，还有残酷的身体摧残。他已经遭受了两次劫难，这第三次，也是最凶恶的一次，彻底毁灭了他。这是一个人的毁灭，也是一批象他一样的人的群体－－文明中一个虽然很小却很重要的群体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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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心还一直牵系着那件嗣子壶，因为卢芹斋迟迟未将嗣子壶递出关，陈梦家几次催赵萝蕤到卢吴公司当面去催卢芹斋。“嗣子壶的事情他曾在第一时间通报过梅贻琦，陈梦家此时应该感觉到压力，想将这件事情办成。”方继孝说。
陈梦家对嗣子壶回归的执著，根植于他对古物应为国家持有保存的信仰。在考古学家看来，民间对古物的盗卖、流通和收藏，极大损害了文物的出土信息，这是科学考古所依赖的关键材料。50年代之后他一度在报刊上呼吁私人文物的捐赠，“以古物为货币之弊，尚不止于流散。作为与不当的修补皆因此而起，使古物本身价值大受损害”。他还天真地建议京城的古董商改行，从事“装饰品与手工艺品的出口以争取外汇，而保存没落中的手工艺”。
陈梦家独自搬到清华大学分配给他的胜因院12号，那是一处屋内空空的两室一厅。邻居有金岳霖、陈寅恪、浦江清等人。这一时期，他得以一边为清华购置文物，一边为他和萝蕤的家逐步添置家具。据方继孝统计，在和赵萝蕤近20年的通信中，陈梦家有不下数百次提到购置古代家具的细节：
“与吴（晗）、朱（自清）、潘（光旦）入城，先至西湖营买宫衣十余件。次至尊古斋同吃饭，买古物四千万。我自己买紫檀笔筒一个、小瓷碗四个。”（1948年2月3日）
“今日一早入城，刘仁政在青年会门口等我，一同逛私宅、隆福寺、东四、天桥北大街等小市访硬木家具，奔走到晚，中间到振德兴看绣衣，甚可观。今日买到大明紫檀大琴桌（如画桌，而无屉，伍佰三十万），两半月形红木小圆矮桌（作咖啡桌用，伍拾伍万），长方小茶几（花梨木，二十伍万），长条琴桌板（需配两茶几作腿，板六十伍万）……琴桌、琴桌板均在小器作修理，两星期后一切由振德兴雇车运来。此外又订好紫檀的八仙桌和小琴桌各一，约需三百万，托一人去办，我星期四（后天）再入城与刘跑一跑，非常费劲，然亦有趣。各物若合美金非常便宜。”（1948年11月8日）
方继孝回忆道，2005年左右，他拜访王世襄老人时，提起陈梦家的早逝，王世襄连声说了好几句“可惜”，一直说陈梦家是自己明清家具收藏的启蒙者。王世襄说自己买的家具和陈梦家的没法比，自己买的是边边角角，不成系列，陈梦家买家具是一堂一堂地凑，大到八仙桌画案，小到首饰盒笔筒一应俱全。
王世襄和陈梦家早在30年代即相识，当时新婚的陈梦家夫妇住在王世襄家的园子里，王世襄彼时仍公子气盛，夜半会和友人牵几条狗去玉泉山捉獾，拂晓归来。
在王世襄眼里，陈梦家无论是行事坐卧，还是抽烟喝茶，都非常气派——他一直抽锡纸包的大前门，永远喝龙井。每次走进古玩店，商人对他永远毕恭毕敬，当时还没有建立自身收藏体系的王世襄则往往备受冷落。陈梦家也能对每样古物的来龙去脉进行品评，也会将自己的好烟分给古董商。某些拼接的伪造家具，陈梦家也能一眼辨别出。此外，陈梦家也善绘画，三下两下就能描摹出一件器物应该的样子，告诉古董商某样东西为何属于清朝而非明朝。
陈梦家所选择的家具字画往往都为清华同事所赞赏。故邓以蛰、梅贻琦等经常拜托陈梦家进城代购家具，据他的日记和信件显示，他为梅贻琦家里购置了一只吃饭用的红木方桌，梅贻琦很是满意。邓以蛰虽是美学大家，也羡慕陈梦家收藏的字画，曾将陈梦家的一幅字画借回家去挂，并将自己的一幅送到胜因院12号作为置换。在给赵萝蕤的信中，性情真挚率直的陈梦家还如是抱怨：“邓某所借字画，旁挂陈介祺字十分不称。邓的画太差，叫人挂也不是，不挂也不是。”
陈梦家逐渐在北京的古董商那里建立了别人难以企及的声誉，但古董文物商不断地向他兜售，他逐渐为之所苦，这些烦恼也会在信里如实转达给妻子：“连日为书商、古董儿子们包围，古董客常有欺骗不实之处，尤令人可恨，我已渐渐灰心……常念你快快回来。”“琉璃厂的古董鬼天天骑着自行车找我，我又买了小铜铃、商石盘残片一……舞俑5个、小盘和一组镜头，宋彩瓷等等，共费三四百万（合现在三四百块），未付清。”
另一个烦恼是他在经济上的拮据，因为在收藏上往往一掷千金，他不时会向岳母、四妹夫刘仁政（著名商人，拥有振德兴商行）借款，后来很多时候都是发了薪水，第一时间要还清欠款。
尽管如此，他从未停止照顾师友的困窘，虽然在信件里只是寥寥几笔：当时陈寅恪带着三个女儿住在胜因院，冬天也买不起棉鞋，陈梦家将陈寅恪喊到家里，说有一双棉鞋自己穿略小，让陈公试穿。那双鞋陈寅恪也偏大，但是穿着在屋子里走了几圈，连声说了几句舒服，“虽然鞋子偏大但也没说不要”。某日在路上遇到闻一多的遗孀诉说艰辛，他当即将刚领的一笔俸禄赠予她。
他对家具的热爱伴随他直到生命终结。1956年，陈梦家用自己撰写《殷墟卜辞综述》的稿费购置了钱粮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那原先是王世襄舅父的房产。陈梦家经常委托勤快敏捷的王世襄将自己购买的家具送去小器作抛光修理，再加上那几年的耳濡目染，王世襄也逐渐窥得古典家具的堂奥。在《明式家具珍赏》一书的序言里，他回顾自己和陈梦家的趣事：
梦家此时已有鸿篇巨著问世，稿酬收入比我多，可以买我买不起的家具。例如那对明紫檀直棂架格，在鲁班馆南口路东的家具店里摆了一两年，我去看过多次，力不能致，终为梦家所得。但我不像他那样把大量精力倾注到学术研究中，经常骑辆破车，叩故家门，逛鬼市摊，不惜费工夫，所以能买到梦家未能见到的东西。
方继孝还记得自己和王世襄讨论起有人断言陈梦家“小气”的评语，王先生正声说：“你也是搞收藏的，你吝啬吗？你买东西时不吝啬，真让你请人吃饭你吝啬吗？”意思是做收藏的人将大部分资财都放在收藏上了，自然在人情支出上有所迟疑。
陈梦家给赵萝蕤的信件也佐证了当时的生活状态：有一天他的学生陈公柔登门拜访，过午还没有走，陈梦家身上并没有余钱，两人只好将前日冯友兰来吃饭时留下的剩饭热了热。
考古所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王府井大街的北端，毗邻中国美术馆和隆福寺。这是陈梦家生前最后工作的地方。1952到1966年，他于此确立了作为考古学大家的身份——在甲骨学方面，他写了《甲骨断代学》四编，以后又编著了《殷墟卜辞综述》；铜器研究方面，有《殷代铜器》、《西周铜器断代》6篇、《寿县蔡侯墓铜器》、《宜侯矢簋和它的意义》；关于年代学的著作则有《商殷与夏周的年代问题》、《六国纪年》。
我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六楼的办公室拜访了陈梦家的学生张长寿，近50年后，他还清晰记得陈梦家朝北办公室的布置，以及正月初一去钱粮胡同拜年，陈梦家还在伏案工作的情景。快离开时，他递给我用文件夹细心整理好的一摞书稿，那是《纽约客》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的著作《甲骨文》里所有涉及陈梦家的章节。85岁的张长寿指了指书稿对我缓慢地说：“这里面的故事基本属实。”
他所指的故事，是陈梦家被压缩的最后15年——1952年院校合并，陈梦家被调到考古所。1956年他被定义成右派，陆续被发配到洛阳、兰州等地，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发表文章的权利。1966年9月2日，他趁红卫兵不注意第二次自杀成功，日记里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是我最后的一天。”他的骨灰和这本日记后来都下落不明。
陈梦家去世后，赵萝蕤带着他们收藏的家具字画回到了美术馆后街赵紫宸购置的一套四合院内，和弟弟赵景心住在一起，多年为精神疾病困扰，但还是在寂寞光阴里翻译出惠特曼的《草叶集》。尽管陈梦家生前曾要求将自身收藏捐给上海博物馆，赵景心夫妇后来将其中的26件家具以10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了上博，这些家具得以和王世襄捐赠的明清家具成为上博的重要藏品。
已故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最后一次见到陈梦家是在1963年，那时陈梦家刚刚摘掉“右派”的帽子，“变得话不太多”。马承源在陈家看到一把刻着“寿”字的黄色檀木椅，便知道那些家具的分量。“他（陈梦家）第一次跟我说，要把家具捐给上海博物馆，他很担心它们的安危。他没有特别说，他怕的是政治上的麻烦。但是我知道，任何收藏家都会想拥有那些东西的。”
在钱粮胡同的家里，一大一小两书桌成了他的书桌，上面摆满了各种书籍稿本资料。完成一个课题完成，即撤去所有资料，换上新一轮资料。关于陈梦家这一时期的研究方法，韩巍总结：“他的研究是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材料为中心。他研究一个领域，总能将其中涉及的重大历史问题点出来，有一个整体的角度。比如他去研究汉简，此前汉简学都是一根一根简考证，但是他尽可能去恢复竹简簿册的原貌，进而去推测烽燧的位置，都尉的治所，还有边防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
考古学家王世民先生回忆起自己1956年师从陈梦家求学的情景：“他总是购买两套工具书，一套放家里一套放办公室。他和我们说，做研究不是8小时工作，除了吃饭睡觉之外的时间都应当用来做学术。晚上去看戏，10点钟散场回家，至少还可以工作两个小时。”
在张长寿的记忆里，即使被打成右派后，陈梦家还是没有放弃戏剧的爱好，已故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公子马彦祥经常给他送来戏票。除了京戏，陈梦家还酷爱昆剧评剧，甚至在报纸上为他喜欢的魏喜奎、新凤霞等演员撰写戏评。
陈梦家的学生周永珍也记得他曾说到希望“老年时再进行中国版画的研究，年岁大了，做些有兴趣的工作”。他的勤奋和高产也给了他相应的回馈：1956年，陈梦家是社科院考古所第一届学术委员会成员，和徐鸿宝（徐森玉）、曾昭熠、郑宝钧、黄文弼、徐炳昶、裴文中、苏秉齐、尹达、夏鼐和郑振铎齐名。这时的他年轻，精力充沛，对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浑然不觉。
1957年陈梦家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慎重一点<改革>汉字》，随后他和向达很快成为考古所首批重点批斗对象，王世明还记得第一次参加对陈梦家的批判会，主持会议的郑振铎忘记改口，脱口而出“批判陈梦家先生的言论”，王世明作为考古所学员被安排在第一个发言，也忘记改口，说道“揭发陈梦家先生……”
突如其来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要求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妻子赵萝蕤、包括岳父赵紫宸都在积极寻求政治上进，曾经文雅的萝蕤也开始对丈夫进行思想改造：“早醒，又和梦家作思想斗争。我告以应不吃屎，不骑马，以此两句作座右铭，不承担未有之罪，但亦不自高自大，骑高头大马。”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1951年陈梦家在国文系的小组会议上一遍遍地检讨自己。
此后反右运动逐渐升级，对他的攻击也转向人身层面：说“他是‘冒牌学者’，是一个十分热衷、不择手段地拼命向上爬的野心家，是一个善于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市侩，是一个不懂装懂、假充内行、欺世盗名的骗子”。陈梦家之前的一个学生1957年在《考古学报》上发表的《评〈殷墟卜辞综述〉》，让对陈梦家的批判具备了更复杂的政治意味，至今仍是考古学界一段未解的复杂公案。
“有人站出来说话吗？”我问张长寿。
“那是搞运动啊。”张先生平静地说，“这么说吧，《殷墟卜辞综述》，没有比它更好的综述。后来小屯和其他地方出的甲骨，对《殷墟卜辞综述》建立起来的价值增加多少减少多少，或者说动摇多少，几乎可以说没有。”
过一会儿他补充说：“一个人要经历两次那样的运动，怎么吃得消啊。”
可以确定的是，在摘掉“右派”帽子后到他自杀前，陈梦家努力尝试接续自己的学术生命。1963年，他准备撰写《东周铜器断代》，材料也已收集好。王世民还记得，1966年初，“文革”开始前，陈梦家还坦承自己为了研究侯马盟书，将《左传》认认真真读了一遍。“一般人不会对后学这么诚实。”王世民说。
“一个学者要同时具备天赋、眼光、学养、精力、恒心、勤奋这些条件是多么不容易，而自身条件之外，还要有外界机遇、环境的帮助，陈梦家在这些方面可谓得天独厚，这就是他能够成其独一无二之学问，直到今日仍然让许多后辈自愧不如的原因。”韩巍这般总结。
（感谢北大李零教授、陈轩为本文采访提供的帮助。文中图片均由方继孝先生授权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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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和陈梦家早在上世纪30年代即相识，当时新婚的陈梦家夫妇住在王世襄家的园子里。王世襄一直说陈梦家是自己明清家具收藏的启蒙者，王世襄说自己买的家具和陈梦家没法比，自己买的是边边角角，不成系列，陈梦家买家具是一堂一堂地凑，大到八仙桌画案，小到首饰盒笔筒一应俱全。

鹿儿

好贴。拜读

冀北居士

高山仰止。

gjhmj

好贴。学习了.

细老梨

好长啊~~~~~~~~~

guohanzhuo

翻开《珍赏》，王老所藏的家具与陈梦家所藏家具相比，无论材质还是审美，都略逊。不过王老不如孟家家底殷实，也是个客观的因素。

缘木888

好贴。学习{:soso_e163:}

JIMZ

“我贪图的是永静的国度，/在那里人再也没有嫉妒；/我坦然将末一口气倾吐，静悄悄睡进荒野的泥土”缅怀陈梦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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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梦家和王世襄，一个是学者气息浓厚，孤僻高傲，最终却抗不过世事磨难，一个苦中作乐，能曲能伸，最终修成正果！陈梦家值得尊敬，王世襄值得学习！

一笑缘

也听听一些不同的声音好吗？      唐兰：剥去右派分子陈梦家所谓“学者”的画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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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笑缘

陈梦家自己带过一顶帽子，是所谓“流氓诗人、市侩学者”，这顶帽子他自己觉得戴的还很合适，因为“市侩不妨市侩，学者我自为之”。他自己认为还有一批资本，“有旧学问”，有所谓“在学术上的成就”；他吹嘘写了七十万字一本大书，“并不违反马列主义的精神”，所以他觉得他可以不学习马列主义，不改造自己，共产党总有一天还要重视他，他还有东山再起之望。他就是这样想和共产党分庭抗礼，平分秋色，你有你的马列主义，我有我的“旧学问”，好进一步来反对马列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做到取而代之。

他有什么“学术上的成就”呢？他有什么“旧学问”呢？据他说是“文字学、金石学、古器物学、历史事实考证、地理考证等等”，真不少。所以他说：“不但以一种专家自居，而以种种专家自居”，“装出样样都懂”，“装成万能的样子”，在西安时，他吹嘘他有两家，一是“梦家”，一是“杂家”。他用几个钟头向西北大学的同学们介绍了他是如何成名的，说明他“艰苦奋斗”的过程。我们且看这个所谓“万能学者”到底有些什么？

我认识他二十多年，据我所知，他处处都是不懂装懂，谈不到有什么成就。1934年前后闻一多先生把他介绍给我时，他有一大堆著作，说：“夏朝就是商朝，夏禹就是商汤”，在我看完全是想入非非，没有根据。不久他就入了燕京大学研究所跟容庚先生学金文。就是这样，这个有过种种经历（伪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燕京大学宗教研究部学习过，准备做牧师，新月派反动诗人，写过极其丑恶的黄色小说，在中学里教过书被学生轰走）的陈梦家就找到了一条争名争利的终南捷径，自称为“金石学家”。

那时赵孟疥壶刚发现，这是春秋末年吴晋黄池之会时，晋国赵孟和吴王夫差见面，吴王赏给赵孟的偿介一些铜，这个人用以做了铜器。古代北方缺铜，而吴国是产铜的地区，这本是合乎当时情况的。我曾根据马衡先生的意见把“禺邗王于黄池”的“禺”字解释为遇写了一篇跋。陈梦家想在这上面露一手，但可惜得很，他连赵孟是赵鞅都不知道，认为还是赵盾，只是我把“左传”翻给他看，才承认是弄错了。但是他还想尽一切办法来攻击我，说我不懂文法。他所谓文法是什么呢？他把“邗王”叫做“禺邗王”，把“于”字当“在”字用，把“偿介”当做“赏赐”，把“惕”当做“冰敬、炭敬”的敬，结果跟我的解释适得其反，把吴王赏给赵孟的偿介一些铜的事情变成了赵孟把铜送给那时不可一世的吴王夫差。后来在昆明，我读到战国策上说“吴王有黄池之遇”，把这次的“会”称为“遇”，愈加证明马衡先生把“禺”读做“遇”是完全正确的，曾经写了一篇文章驳斥他，还念给他听，他只好瞠目结舌，不作一声。他就是靠着钻营巴结，得到某些人的支持，发表了这一类毫无学术价值的文章来沽名钓誉而起家的。

七七事变后，他正在南方，伪教育部在长沙设立临时大学，后来在昆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他趁这机会到那里教文字学，开始挂上文字学家的招牌。他常摊出“说文”就讲，可是自己并不懂得，常常弄错，还是大言不惭。他从美国回来，告诉我跟一个欧洲汉学家谈到于省吾，他把“省”读成了省市的“省”，那位汉学家讥讽他说“恐怕是‘吾日三省吾身’的省吧！”他因此大大恭维这位汉学家的高明，其实是我们的所谓文字学家陈梦家太不高明了，把丑出到国外去了。

1956年他在考古学报第一期的西周铜器断代里和第二期的寿县蔡侯墓铜器两篇文章里再三提出他的新发现说‘奠器和最常见的奠彝不是尊彝而是奠祭所用之器”。可惜得很，在“说文”上明明是“尊”字。从宋朝以来成千上百的学者都读过“说文”，都认得是“尊”字，只有自称为文字学家的陈梦家既没有好好读过，也懒得翻一下，所以连这一点最普通的常识也没有，竟敢写出这样的新发现来贻害读者。在故宫博物院召开的铜器专家会议上我曾批评过他，当时他面红耳赤，承认错了，但考古研究所1957年才出版的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还是原封不动。请问他，这样明知自己错了，不肯改，还有一丝丝学者的味儿吗？

他竭力吹嘘的七十万字大书里用一万字来讲“甲骨文字和汉字的构造”，他基本上利用我的中国文字学的论点，但别出心裁地列入一种文字，称为假借字。其实假借只是一种方法，不是文字，所以许慎就说“本无其字，依声托事”，既然本无其字，怎么又是一种文字呢？连这样常识也没有，还能自称为文字学者吗？

在昆明时，伪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手里有一百多张我国铜器照片，这些铜器是被帝国主义者勾结奸商盗卖出去流散在欧美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一小部分，有的甚至是在古董铺里的。不知道实物的情况，不知道真假，有些更不知道有什么铭文，因之，没有什么科学价值。但在陈梦家就象发现了宝贝，利用这些照片，编了一本海外中国铜器图录，一开始就说：秦以前是铜器时代，“秦以后已有详备可据的纪年史，是为史书时代”。他自封为历史学家，可是连秦以前的两部纪年史，“春秋”和“竹书纪年”都不知道。他又说“最早的刊本为宋，最早的手写本为唐，最早的竹简为汉”，我想只要略为懂一些中国文化史的人，对于他的这样浅薄无知，是会把嘴笑歪的①。

事隔十六七年，但他现在还是那样浅薄无知。七十万字的大书里有饮食器具一节，说“鬲，蒸谷类的煮水部分”，我们不知道他想把口径不过五市寸，容水不过一公升的铜鬲来蒸多少谷类。他说“甗下部是鬲，上部是甑”，又在“殷代社会的历史文化”一节里说“由于甗之有甑，可见饭是蒸而食之的，由于铜器中甗少而甑更少，可见当时实用的甑多是竹木制的”，自称为铜器专家的陈梦家竟不知道春秋以前的甗是一个整体，用了甗就根本不需要甑，况且甑字从瓦旁，原来是瓦器，郑州的商代遗比里就发见过，如何能证明为竹木制。这些，难道不是白日说梦话吗？

在昆明时，陈梦家还不知道怎样辨别铜器的真假，一到美国，便以铜器鉴定专家自居，接着又以各种古物专家自居。其实他只是在国外收藏家和古董店里，一面摆架子吓唬人，一面用冷眼看门道，自己并不真懂。所以在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著名重器亚酗方尊和方罍引起争论时便以真作假，一直要到古董商人来作最后裁定，才没有话说。相反地，直到最近，古董商人一个宋仿牺尊，放在他书桌上几个月，却始终认为是真的。

他从美国回来后，买了很多黑陶俑，什袭而藏，曾经用很神秘的态度拿给我看，说“中国人不认识，这是我的宝贝，外国博物馆里都很重视”。其实这是琉璃厂祝某做的假，三反时，古董商曾自己坦白，说蒙骗过陈梦家。陈梦家还常常跑鲁班馆买明代木器，摆了一屋子，到处找人看，因为这也是外国人注意的文物，但是他所搜集的，大都经过改造，只有木料是真正明代的。

一笑缘

总之，陈梦家对于鉴定，实际上两眼漆黑。他的七十万字大书里，把五十多年前英国牧师库林买到的一块假刻卜辞作为大发现，把拓本放在图版里，还题上“考古研究所藏”。如其果然是真的，大英博物院倒要喜出望外了，因为原来的骨头还在那里。但是可惜得很，假卜辞刻得非凡坏，笔画粗细不匀，转弯生硬，一望而知是假的。尤其是那个“兒”字，上半的臼形里多了一划，无论甲骨、金文、小篆都没有这种写法，更可以看出是无知捏造。但是陈梦家却要根据它来说商朝人已经有家谱。这本七十万字大书所谓“实事求是”，就是这样。我们知道考古学家对于史料真假的鉴别是最基本的问题，陈梦家却拿这种久已论定的假东西来淆乱是非，这难道就是他所谓“不违反马列主义精神”吗？

陈梦家还说他懂得历史事实考证，地理考证等。在地理方面，除了他抄袭黄盛璋同志的材料写了有关王城问题外，似乎无所表现。在历史考证方面，他所大吹大擂的是“北京解放以后，曾不顾众议之所非，又在清华大学讲过一期”，“颇自珍爱”的尚书通论。这本十四年前的旧讲义，据他自己说“已经面目生疏，竟无从董理”，而由别人替他整理誊录，查对原书，改正错误。全书十三四万字，内容都是一些陈芝麻烂谷子，例如东晋伪古文问题也花了一两万字。极为得意的“王若曰考”连若字应该当“如此”讲，等于“王说如是”都不懂得，却硬说“王若曰”只有策命上才可用，硬说盘庚上有了“王若曰”就“不合式”，要放到春秋，又说要放到战国。这一篇费话又是两万字。他在西北大学时说，“解放后理论水平提高了，可是对古书的研究水平确实仍然停留在十年前的水平”就是要用古书研究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抬高他十几年前所写的这本讲义的身分。他自己把这种臭腐的尸体当做宝贝，可还要向别人夸耀，还要让别人也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向他学习。当然，如果学习了理论，对他所夸耀的研究水平，就会进行分析批判，看出他的丑恶面貌的。所以，他为了进行欺骗，迷惑一部分青年，就不得不贬低理论学习了。在年代学方面，他只见史记集解引的一条竹书纪年就敢一口咬定武王伐纣是在公元前1027年，也不想一想古书上的数目字是最容易错误的。在七十万字的大书里关于年代，就写了约一万字。最无耻的是在我把汉代所传殷历材料清理出来以后，他的结论本已不能成立，却偷偷地把材料补进去，故意歪曲一番，而不提到殷历本身揭露出来的年代，好象根本没有这一回事。

1956年10月写的“尚书研究序”，他的全副本领都搬弄出来了。说他在二十五年前因研究古代的宗教、神话、礼俗而治古文字学，由古文字学转入古史研究。“除了方法是最主要的以外，工具和资料是研究古史的首要条件”。工具据说是小学、版本学、古器物学、年代学、历法和古代地理，材料是考古发掘所得的物质资料，古器物铭文，先秦经书和其它典籍。好！这些都是陈梦家的本钱，可见只有他配研究古史。他说“经学和小学本身的研究是为古史研究奠基的础石，舍此而谈古史，那只是没有基础的架子而已。方法是钱串子，材料是钱，有了方法和材料，散钱才能连串起来。只有方法而无材料，那只是钱串子而已”。这是一个极端反动的史学研究提纲，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绝口不谈马列主义。他甚至于不愿意说有了方法，散钱才能连串起来，一定要说成有了方法和材料来现得方法无关重要。他自己说：“在百家争鸣以前绝口不谈历史分期问题，采取旁观与冷淡的态度，但在去年冬天，忽然一再提出，一再讲演，想抬出资料问题来对抗以马列主义来作古史研究”。他把历史界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是有“串串”的人；另一种是有“本钱”的人，不需要学习马列主义，因为他是把马列主义作为空洞的教条的，所以只是“串串”。只有搞资料才是有“本钱”的人，他自己是搞资料的，是有“本钱”的。他说“有人向我要本钱，我说你们为什么自己不去搞”。因此，他到处抢资料，把持资料，为的是积累“本钱”。他敢于说：他的七十万字大书“实事求是，不违反马列主义精神”就表明他是有“本钱”的。但正如所有的市侩奸商一样，为了很快的积累“本钱”，就不惜降低商品质量，陈梦家成天忙了搞资料，但从来没有考虑过资料的科学价值，只是粗制滥造。他的七十万字大书里所引的甲骨文资料，就因为怕麻烦，而没有核对过，以致错误百出，连作为参考资料用的价值都没有了。

于省吾先生曾和我说陈梦家写了七十万字的“殷虚卜辞综述”，没有讲到殷代的社会性质是主要缺点。其实于先生受了骗，这是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故意耍的花招。1953年秋在文物参考资料上我和他有过一次争论，为的是青铜工具问题。我认为金属工具促使生产力发展，也使农业手工业分工。有人提出了问题，陈梦家竟蛮横地代我回答说什么“青铜工艺只是在那个社会制度下特殊发展而成的王家工业。只是一种工艺，还不能称为存在于社会的专门化的工业部门。当时农具和一般的工具恐怕并不是铜的。”又说“那时候根本不用青铜农具”。他是在强调那些作为奢侈品铜器盛行的时代只有石头木头工具，他甚至于不愿说那时是什么社会。我当时曾狠狠地批评他，要他好好学习马列主义，他口头上承认了错误，但设法阻止我的批评的发表。

对右派分子来说，客观事实是最为无情的。当陈梦家跟我争论的时候，安阳大司空村殷代遗址偏偏打了他一个耳刮子，挖出了一个殷代的铜铲，事实证明是生产工具。石兴邦同志写了文章，他赶紧使用两面派手法，一面夸文章写得好，一面硬说铜铲同出的陶片比较晚，从而阻止文章的发表。一直搁了两年，才在1955年马得志同志等的发掘报告中有简单叙述。陈梦家在七十万字的大书里有意混淆事实，在“农具”一节里说“由发掘或由其它方式出土的殷代铜器中有大量的兵器、祭器，有不少也不太多的工具，而几乎没有农具。”他不敢明目张胆说“没有”，但死不承认“有”，因此说“殷代青铜农具的不见，是合乎历史条件的”。不知他所谓“历史条件”根据什么。又说：“金属的农具即使有，也不会是一般直接耕种者所用的。”可是大司空村铜铲又隐瞒不了，就只好“推想殷代的石工是受重视的，他们可以制造并使用金属的工具”说这铜铲“应属于这一类，它不是耕种者的农具。”那末，这把长22.45公厘的青铜铲究竟做什么用呢？他没有说。他居然用这种一手遮天的手段来掩盖历史事实为的是什么呢？

现在，事实很清楚，原来这个自称为金石学家的陈梦家是跟老牌买办阶级右派分子反马克思主义专家雷海宗一鼻孔出气的，是要用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我们过去仅仅以为他落后，没有学好马列主义，完全受他欺骗了。雷海宗说：“铜器时代，生产工具，尤其农具，仍以木石为主”，陈梦家的翻刻本，丝毫无二。在这问题上，陈梦家是雷派高足，一师一徒互相唱和。他们都借史料学为名坚持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有意抹杀客观事实，混淆是非，用以向马克思主义猖狂进攻。

同样，陈梦家从来没有关心过文字改革，在我和人争论时，他还说“这是政策，不要去争”。我说“文字学研究文字发展规律，要为改革文字而努力”，他说“他只注重认识古文宇”，我曾谈到过文字学会，文字研究所，他都不感兴趣。但从今年春天以后，他突然积极活动起来了，论文字学，反对文字改革，主张设立文字研究所，怂恿我组织文字学会，渲染我被“围攻”，可是要文改会组织人来批判梁东汉同志。在3月底他还不敢作公开讲演，怕别人喝倒采，下不来台，4月中他在西北大学讲文字学，跟学生说“我们要团结起来，反对文字改革”。又说“有人说秦始皇是暴君，我不同意，因为他没有搞过文字改革”，极尽煽动之能事，甚至于把领导文字改革的人民政府恶毒地诋毁为“暴君”。到5月中更认为情势大变，公然地拚命向党进攻，甚至于要政府用命令来收回简化字表。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他却转而耍无赖，说：他“是以文字学者的资格提出来的”，但是我们看一看他连汉字简化方案都没有读完过，在什么时候他又研究过文字改革问题呢？他提出过什么样的积极意见呢？他有什么理论呢？难道光叫喊“西洋人吃面包，我们吃大米，他们用刀叉，我们用筷子”，以及“中国人穿长袍未必不可”等，就可以作为反对文字改革的全部理由吗？他自己说“说话要看时机”，显然他认为这是千载一时，这个机可以大投而特投。所以敢于摇旗呐喊，兴风作浪，煽动大家的情绪。他对于章罗联盟想借文字改革为题向党进攻的阴谋，是里应外合的。他“十分赞成”地推荐了关锡的一封污蔑领袖的信，信里还谩骂赞成文字改革的人是“顺大坡”，是“市侩行为”。明明自己是市侩，却骂别人为市侩。这不正是右派分子“贼喊捉贼”的惯技吗？

陈梦家有一套本领，他自己空无所有，处处闹笑话，但永远恬不知耻地假充内行。只要别人研究什么，他也立刻研究什么，别人有了著作，他就拿别人的著作改头换面，或者再加上一些灵机一动的胡说八道，便变成了动辄万言的他的著作。我早就深深知道他这套本领，所以1946年他在美国写信问我金村是不是韩墓的问题，我便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洛阳金村古墓为东周墓，非韩墓考”，给了他一个公开答复。他号称为古文字学家，可没有认出过一个甲骨文字。他总有一二十次向我借看未整理发表过的稿子，要我开一个所认识的字的单子给他，或者把我用过的有眉批的甲骨文编和金文编借给他，我都没有答应。他骂我懒，说我吝惜，还要挟我说我吹牛，我也没有理。我总不愿意把没有亲自整理好的东西供他这样的人来利用，坐享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