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古音乐(约前8000-约前2070)
音乐最初是同祖先们的劳动、娱乐、巫术、语言活动……同人们的生活融为一体的。
我国《吕氏春秋·仲夏记.古乐篇>记载:"黄帝令伶伦作音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昆仑之阴,取竹之懈谷……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夔是传说中尧舜时的乐官。
《尚书·尧典》中记载:"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上古文献中我们还可以列出更多有关音乐的史料,但是毕竟只限于文字的描述,而真正使人们感到兴奋和自豪的是丰富多采的音乐文物。这些音乐文物构成了中国音乐历史的最基本事实。也是后人研究音乐发展过程的最有力的证据。鼍,甲骨文中为爬行动物,实为鳄鱼。山西襄汾县陶寺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晚期遗址中出土的一具鼍鼓中,鼓腔里就有散落的鳄鱼甲皮。这算是我国打击乐的肇始了。1986—1987年先后在河南舞阳县贾湖发现了18只7音孔、8音孔的骨笛,其中保存完整的可吹出各种曲凋。根据碳同位素炭14测定和树轮矫正,测定骨笛距今约7920年。这是目前我国音乐文化可追溯的最早年代。
1973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160件骨哨距今约7000年,是用鸟禽类中段肢古骨制作的。多开有2—3孔,能吹出各种较简单的音调。此外,陶土烧制的埙,是我国民族特有古老的闭口吹奏的旋律性乐器,其发音原理与普通管乐器有所不同,在世界艺术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距今约6700年的半坡陶坝对于考证我国音阶发展历史有重要价值。加之各地出土的陶钟、陶铃、石留、陶鼓等也大大丰富了我国可考音乐历史的内容。因此,我们可以有根据地说,我国音乐文化约有8000年的可考历史。 二.先秦音乐(前2070—前221)
博大精深、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化,溯流探源,多能从先秦的历史中寻得它的发端。
《大夏》乐舞。在我国历史上统治者都有用大型乐舞颂扬自己的功德的做法,这种形式肇始于夏代,《大夏》因为主要吹奏乐器为龠,所以也称《夏龠》。甲骨文中的字形是若干吹管编排在一起,战国时期曾侯乙墓出土的排箫,古称龠或苇龠,被认为是古排箫的一种,《大夏》是歌颂禹治水功绩的乐舞。《吕氏春秋·仲夏记·古乐篇》记载了禹如何"勤劳天下,疏三江五湖,注制之东海"的治水过程,"于是命皋陶作《夏龠》九成,以昭其功。"
商族尚鬼神,重享乐,"巫乐""淫乐"是商代音乐的两大部分。巫乐的首要特征是酣歌狂舞,漫无节制。狂热的宗教意识体现着巫乐的本质。"淫乐"是商统治者制作纵情声色,为欢作乐的产物。《史记·殷本纪》载商纣王:"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茧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为长夜之饮。"
周代在礼乐制度上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宫廷雅乐体系。所谓雅乐,是指我国古代社会祭祀天地、神灵、祖先等典礼中所演奏的音乐,在周代广泛用于郊社、宗庙、宫廷仪礼、乡射和军事大典等各个方面的仪式。雅乐是春秋战国才开始称为雅乐或雅颂之声的。雅乐的风格,如《乐记》中说"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参照大成庙祭孔音乐,其特点可谓:典雅庄严,篇幅长而规整,节拍缓慢、齐奏为主。多呈现肃穆、安静、和谐、平正的气氛。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的衰落,导致其礼乐制度"礼崩乐坏"。西周礼乐一统的宫学体制也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私门之学的多元文化。"士"阶层的形成,源于王室文化人员下移列国民间,即"文化下移"现象。《"郑卫之音"流行,也是当时"礼崩乐坏"的表现之一,实际上"郑卫之音"是郑、卫两国的民歌。郑国老百姓每年阳春三月有祭祀、聚会的习俗,还有男女互赠香草表达爱情的活动,同时总伴有音乐和舞蹈。因此民歌中有不少男女逗趣的内容,流露出出大胆炽热、奔放浪漫的感情。郑卫之音较多保留了商代民间音乐的某些特点,它在长达四百多年的时间里流传于各个诸侯国的宫廷之中,对雅乐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是先秦音乐繁荣的重要表现内容。
民间音乐家与宫廷音乐家。先秦时期的特有的政治文化结构和社会发展状况,产生了大量的宫廷和民间音乐家,有些比较突出或者说因史书有所载录,被今人知晓,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一时期的音乐历史情况。《列子·汤问》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秦青的学生薛谭未完全学会老师的技能,便要辞行回家,于是,秦青在郊外设宴为他饯行,并"抚节悲歌",那歌声"声振林木",令树叶娑娑,"响遏行云",连飘动的云彩似乎也静止下来,感此,学生动情地向老师道歉悔意,再也不提回家的事了。《列子·汤问》中另一个著名的故事,讲述的是韩国一名卖唱的女子名叫韩娥,以善于唱情著称于世。韩娥到齐国都城临淄时,卖唱求食,其歌声之美妙,虽人已离去,而"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路过一家旅店,韩娥受人欺侮,遂曼声哀唱起来,当地"老幼悲啼涕泣",有人居然"三日不食",韩娥为了报答乡亲,随即唱起了悠扬欢快的歌,欢乐的气氛立刻弥漫了街巷。据说临淄雍门一带的人至今还善于唱哭腔,是受韩娥的影响。《乐府题解》记载:春秋时楚人"成连善鼓琴,伯牙从之学,三年而成,然尤未能精妙也。成连曰:'吾师方子春在海中,能移人情。,乃偕之蓬莱山,曰:'吾将迎吾师',乘船而去,旬日不返。伯牙但闻海水汩没崩澌之声,山林窈冥,群鸟悲号,怆然叹曰:'先生将移我情',乃援琴而歌之。曲终,成连乘船还,伯牙遂成天下妙手。"据说,伯牙当时所奏之曲为《水仙操》。《战国策》中记载,音乐家高渐离(前475—221年)战国末年燕人,善击筑,早年于荆轲唱和于燕市。公元前227年,燕太子丹命荆轲赴秦谋刺秦王政,高渐离送其至易水时,用筑奏了一首《易水歌》:"风萧萧今易水寒,壮土一去兮不复还……,""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荆轲借献图为名,到秦宫行刺秦王未果,反被秦王杀害。秦王朝建立后,高渐离变名改姓曰燕大,躲藏在宋子(今赵县北)一酒馆做酒保,后为其主击筑,闻名末于宋子一带。不久被秦王的暗探发现,将其捉拿进宫,秦王喜听击筑,见其乐艺不凡未杀,命人熏瞎了他的双眼,为秦王演奏。高渐离伺机接近方士弄得炼丹所用碎铅置于筑中,终日练习打击,一次,高渐离趁秦王近前听筑之际,举筑击向秦王,末中,遂被秦王绞死。
乐器。到了周代,见于记载的乐器已有近70种了,并且按乐器制造的材料进行了分类。这就是所谓的"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1978年和1981年先后两次在湖北省随县城郊擂鼓墩出土的2400年前的"曾侯乙墓"中的124件古代乐器最为精美,保存之完好,实属罕见。而其中的一套大型编钟乐器,颇令世人感到震掠。全套编钟65件(甫钟45件,钮钟19件,博钟1件),分3层9组悬挂在造型精美的繁复花纹钟架上,其气势精微与广大并绝。另有神奇之处,每个甫钟都能敲出两个乐音。总音域跨度5个八度,在3个八度的音程的中部音区内12个半音俱全。可以旋宫转调,演奏五、六、七声音阶的乐曲。钟体镌刻有错金铭文2828字,主要用于表明各钟发音属于何律(调)的阶名,以及这些阶名与楚、晋、周、齐、申等国(地)的各律(调)的对应关系。出土时钟架旁有演奏工具:6个"丁"字形彩绘木槌和两根彩绘长木棒。同墓出土的彩绘鸳鸯形木盒上有撞钟的图像。由于此墓发掘前末遭破坏,殉葬器物较好地保存在原来的位置上,真实地表现了当时的乐队演奏场面。
《乐记》。《乐记》是我国最早一部具有较完整体系的音乐理论著作,现存11篇,7000多字,保存在《礼记·卷十一》和《史记·乐书第二》中。他总结了先秦时期多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奠定了我国音乐美学原理和音乐创作方法的基本理论,对我国古代的音乐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关于音乐的社会性特征,他强调与政治、社会的密切关系:"审乐以知政",考察音乐可以知道政治。"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三.秦汉音乐(前221-220)<br>
皇家音乐机构的成立为音乐家创造了较为优越的生存和演奏环境,也为培养较多的音乐人才提供了条件,社会变乱更促进了杰出人物和优秀作品的产生。<br>
1、乐府。秦始皇为了巩固统一政权,创立了一系列国家制度。其中包括参照周朝采风制度首次设立的国家音乐机构"乐府",这被1976年2月在秦始皇陵区建筑遗址中出土的错金银钮钟上的铭文"乐府"二字所证明。乐府作为音乐机构,其宗旨是以收集、整理、加工民间音乐及管理宫廷音乐,组织祭祀、宴享等场合的乐舞表演,此外,也创编新的音乐为新政服务。汉袭秦制,乐府真正的发展是在汉代之后。汉武帝时逐将"乐府"的规模改组扩展。设在西安上林苑里的西汉乐府其规模达到过800多人,包括乐器制造工匠在内,乐人分工精细。如:"郊祭乐员"、"骑吹鼓员"'邯郸鼓员"、"巴渝鼓员"、"竽员"、 "琴员"等。《汉书·艺文志》记载"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为《十九章之歌》"。
2、鼓吹。自汉代始,受北狄乐—古代北方民族的马上之乐的影响,在汉代形成了以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为主的演奏形式和乐种。鼓吹是我国民族音乐的重要形式,自汉代产生以来,广泛存在于宫廷、军队、民间、寺庙的各种仪式之中,是最具民族特色和生命力的民族音乐遗产。
3、相和歌和相和大曲。相和歌是两汉(及魏晋)间对民间"街陌讴谣"歌曲作艺术加工或另填新词形成的歌、舞、大曲等音乐的总称。相和歌的最高发展形式为多段体的大型歌舞,叫相和大曲。也称燕乐大曲,这是一种歌、舞、乐并用,有特定大套结构的作品形式,包括"艳"、"趋"、"乱"三个部分。"艳"是华丽婉转的抒情段落,一般用于曲开始或中间。"趋"是节奏紧张、急促部分,犹"尾声";"乱"是结束性段落。此外,在每段歌唱之后的乐伴舞的部分称"解"。有关相和大曲的各部分,因具体作品的风格和内容不同可能具体变化使用。
4、古琴音乐。琴亦称七弦琴、瑶琴、玉琴,现代称古琴,是我国古老的拨弦乐器。它在中国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蕴涵了深刻的传统文化精神和丰富、高妙的人文情调。许多知名人士参与琴曲的整理、研究、创作和演奏,如汉代司马相如、师中、赵定、龙德、扬雄、刘向、桓谭、蔡邕、蔡琰等人,他们大多不是职业的音乐家,而是爱好音乐的文人。他们中多有从倾向人文的角度写出关于琴文化的专著,如刘向的《琴说》、杨雄的《琴英清》、桓谭的《琴道》蔡邕的《琴操》等。该时期比较重要的琴曲有蔡邕的"蔡氏五弄";蔡琰的《胡笳十八拍》;《碣石调·幽兰》、《楚曲明光》、《饮马长城》、《东武泰山》、《广陵散》等。
5、汉代音乐文献。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两篇是专门论述音乐的,它们分别是《乐书》和《律书》。《汉书·艺文志》载有"乐六家,百六十五篇"、"歌诗二十八家,三百—十四篇"。内容涉及理论、古琴流派、古代歌曲、当时民歌等。西汉淮南王刘安(前179——122年)及其门客所编撰的《淮南子》中有许多论述音乐的文字散见于各篇。内容包括音乐美学、乐律理论、对音乐风格和音乐技法的论述。刘安不仅是一位思想家还是音乐理论家和著名的琴家。上述文献对于后世研究古代音乐有重要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