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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清剑

青年与中年

谢泳

人到中年以后，看世界的眼光总是要发生一些变化，也许是因为见的事情多了，看事也就比年轻人要平静一些。
青年的激进，其实和中年的保守是一回事，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来自于思想和道德，而是来自于阅历，来自于年龄。这道理，就和人在年轻的时候谈恋爱一样。长辈总是告诉我们，不要找漂亮的，要找人好的，但这个道理，年轻人是听不进去的，只有到了中年以后，他们才能体会出长辈的苦心，但那有什么用呢？
人在许多事情上是不长进的，那些成年人的经验，并不能靠思想和知识使年轻人相信，只有岁月和阅历会改变他们。有时候我们会想不通，为什么我们总要重复前辈的失误，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和他们当年一样。所以青年和中年不是一回事，中年的经验不会对青年人起什么作用，在这一点上，大体可以说，我们是不进步的。社会的活力，有时还就来自于不进步，如果所有的年轻人都能记住中年人的经验，那这个世界也就没有什么活力了，因为这个世界还是需要冲动的，也需要激烈。在很大程度上，中年和青年是不可沟通的，因为他们看世界的眼光完全不同。
我们看中国近现代史，那些年轻时候很激烈的人，到了中年以后，不但变得保守，而且还保皇了，这个思想的转变可以说是随年龄而来的自然变化，有时和他们的思想倒不见得有什么关系。吴宓在三十年代末期，曾对他的学生何柄棣说，中国晚近的历史，总是激进的革命的胜，而保守的渐进的败，但事后看，总是保守的渐进的更有价值。当时正是抗战时期，吴宓已是中年以后，他的这个认识更多是经验之谈。年轻人是急，中年人是缓，老年人就是看了，都有它的道理，就看这三个层面的互动关系，历史是很难把握好这种关系的，该急的时候，常常缓，该缓的时候又急了。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后来有许多人都做了大学校长，他们当年都是闹事的好手，但到了做校长的时候，就是又一回事了。傅斯年当年是五四运动的游行总指挥，到了西南联大的时候，他又成了当时的校务委员，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没有校长，他那个职务就相当于校长。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时，他去处理。冯友兰当时是西南联大的文学院院长，他就对傅斯年说：孟真，你当年也是带头闹事的，这就叫请看剃头者，人也剃其头。罗家伦也是五四健将，但到他做中央大学校长的时候，也遇到了和傅斯年一样的情况。因为他们那时已是人到中年，看问题的眼光已和年轻时代不同了，他们的理想并没有变，变了的是他们的年龄和处境。
一般来说，激进的年轻人到了中年以后，多数反而保守，那些年轻时较为保守而到了中年以后变得激进的人，多数都是年龄到了中年而现实处境还在青年的，所以中年的激进多数不是与身俱来的性格，而是窘迫生活的投射。

老树昏鸦

姜文写了《狗日的中年》，很有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