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呈中的异彩——文化视角中中国文学的独立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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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呈中的异彩
                ——文化视角中中国文学的独立初探
  
ZT 古典文化网.白衣殷原

文化，人类社会上层建筑中的精神成果，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沉淀，展示出中国文化的博大厚重，而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多种类型的融汇交错，又呈现出多种面貌、多种色彩来。而中国文学，更是中国厚重多姿的文化形态中最夺人眼目的异彩。本文试从文化的视角来初步探讨中国文学的独立进程。
文学的独立，应主要指文学从文艺形态中分离出来。中国文学的原始形态，不管在起源上是坚持什么“劳动说”还是“游戏说”，但从先秦等史料记载上可以明显地看出学界所公认的一个现实—— 诗乐舞合一、文史哲不分。
回顾先秦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我们会发现，从漫长的原始社会至夏商，占主流地位的应是鬼神至上，社会文化属于巫的文化，而殷商时期的巫文化，因为对军国大事和帝王形迹的参与与记录，同时又染上一层史官文化的色彩。西周时期，周公制礼作乐，“礼别异，乐和同”，带着浓厚等级意识的礼乐文化成为官方意识，占据了社会文化的主流，与此同时，巫的地位下降与退化导致史官文化的凸显。春秋战国时代，王室地位下降，斯文沦丧，王官失学失守，文化下移，并随着各诸侯国在现实的攻伐兼并中逐渐增加对掌握政治、军事才能的“士”的争夺与重视，“士”这一新的社会角色和力量兴起，士文化成为社会文化形态中的一支新军，并占据了相当份量的舞台。
在这种多种文化杂存的变动中，文学亦混沌于其中，早期的“百兽率舞”、中期与后期的“赋诗言志”、诸子的讲学著述、史官的记事记言，尽管后人分处《诗经》、诸子散文与历史散文来视之，但人们使用语言文字的主要目的，依附于宗教、政治、历史、哲学之上，呈现出诗乐舞一体、文史哲不分的状况，这也决定了文学难以分离、独立出来，更谈不上自觉。
上古时代的文艺实践的混沌，以先秦时期真正属于文学范畴的诗歌为例，诗歌和音乐、舞蹈紧密结合而不可分割。《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帝德，八曰总万物之极。”有歌有舞，体现了那个时代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原始形态。这种形态在文字已经成熟的春秋后期还有明显的表现，如《左传》记载的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中，提到的诗经诸篇，都是合乐的。而从社会理念来看，诗歌本身是作为文化现象来对待的，如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作为个人道德品质修养的必备方面；《左传》中有大量的“赋诗言志”，作为政治、军事、外交的手段。
  
而随着先秦由巫文化向史官文化、士文化的运动，社会思想由事鬼神向重集体规范再到突出“士”的个人色彩，出现了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中各部门独立性加强的趋势，这反映在战国后期集大成的学术大师荀子的著作中，他在《荀子·儒效》中，虽然还把“道”作为旨归，但已经在探讨“五经”的不同学科特征，说“《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春秋》言是其微也。”而在此之前，尚无人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区别。
在这种各学科独立性加强的趋势下，带有更多地个人思想情感成分与个人独特性质的文学，势必要摆脱附庸色彩。到了战国后期，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屈原的创作。屈子的诗歌，产生于南方巫文化的丰壤之中而受中原文化的熏染，就其个人来说，源于屈子本人对楚国政治现状的深深忧虑，产生于对政治理想不能实现的哀哀沉痛，虽然有政治的影子，但这些作品却不是出于政治目的，不是运用于政治了，而是屈子本人心灵煎熬中炽烈的表白与歌唱，使屈子作用文字饱蘸心血书写的乐章，带着浓厚的抒发情感的色彩，是“发愤以抒情”[1]可以说，屈原的楚辞作品，已经是真正作为“人学”面目出现的文学了，在先秦的文化与后人认同的文学作品中，独树一帜，光彩照人，带着强烈的精英文化与文人色彩，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独立之路上超越了几个时代的先行者。
  
两汉之朝，前期的休养生息国策下，文化精英们的思考与书写，有对秦王朝覆灭的总结和对新王朝命运的思索，如贾谊、陆贾的政论；有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煌煌巨著——司马迁的《太史公书》。这些著作，固然能令人感到文字的魅力和张力，有着不容忽视的文学色彩，被后人推为散文名篇，但这些著作的本身，却是以政治或历史为旨归，文学成份依附于其他。《史记》得到“无韵之离骚”的高度评价，但就其本人来说，是要继承父志作“史家之绝唱”的。这一时期，继承始于屈原的文学独立趋势的是零星的骚体赋创作。
自汉武帝起，儒家文化成为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就两汉来说，经学成了社会文化的主流，占据着思想界的统治地位。众多读书人，包括其中的文化精英，皓首穷经，述而不著，《诗经》被解读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经学著作。在这种政教至上的文化氛围里，文学独立的趋势被弱化了。被后人瞩目的汉大赋，“苞括宇宙，总览人物”，铺张扬厉，文字功夫强大，然而其本身却是“润色鸿业”的产物，是帝王的文化弄臣们“劝百讽一”的产物，后人从文本出发虽视之为文学，但作者本人却以之为功利工具，服务于政教目的。于文学作为情感的袒露、心灵的歌唱这一角度来讲，经学统治下的两汉是自楚辞起文学独立趋向的倒退时期。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随着东汉末年政治的黑暗，察举制度的异化，神学化经学的后遗症爆发、佛教的输入和道教的兴起，使得经学渐渐散失它的政治基础与绝对控制地位，思想的解放促进着人的解放，从文化精英到下层民众，都在进行着对人自身意义的认识与思索。反映在文学上，既有从稍早的张衡到这一时期的蔡邕等人的抒情小赋对个人情感的重视和抒发，又有下层文人在《古诗十九首》中对生命祸福的感慨叹伤。
这个时期值得注意的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民歌。虽然于两汉时期有相当大的一部份被采入乐府用于朝廷宴乐，但大众文化的性质使它本来就能稍稍逃脱经学的笼罩，到了东汉末年，民歌一方面对诗歌艺术形式变五言为主继续发挥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劳苦民众对现实苦乐与爱恨的愤怒与感叹，对促进文学的回归人学，加速独立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文学脱离政教走向独立，文学必然也要有意识的加强对自身特性与价值的探讨，即文学的自觉这一历史性任务必然的走上了中国文化的舞台，自觉的发掘文学本身的特性，抹去政治、哲学等其他学科的印痕，发掘文学自身的光彩。学界对文学的自觉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虽然目前还对其起始时期还存在着一些分歧，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文学自身不独立，文学还和政史混淆在一起，那么，其自觉的“自”也就失去了意义。这一点，从先秦到两汉的文学批评本身的存在形态中就可以看出，这些批评，实事求是的讲，触及到了文学理论的多个方面，然而，必须看到的是，这些批评，本身却不是把文学作为文学来进行批评的，如前文所提到的荀子从传道之器的角度、《乐论》从文艺的角度、两汉扬雄、王充、桓谭、王逸等人对汉赋、楚辞的批评，其话语氛围本身就是在政教的空间下展开，文学还不能摆脱政治，还不能从自身特点出发来认识自己。
可以说，文学的自觉——摆脱其他文化艺术形态的影响和官方政教思想的控制，摆脱政教功用，从而由自身出发，探讨、发现和肯定自身特制，与长期以来混行的文字写作的另一形式——文章（包括学术文章和政史文章）写作最终划清界限，则应该是随着文学的独立进程而进行的。文学在独立中走向自觉，在自觉中加速独立。而这个进程，不应该从政治意义上的分期来确定其时期，应该说是从汉末建安时代一直延续整个六朝。兴起于东汉中期的士族，在汉末的社会大动荡和“异端”思想兴起过程后，随着“政无准的”而“士无特操”，不依附于传统儒家的政教思想来谈文论艺，而经济地位上的独立，又使得有特权地位的士族文人们摆脱外部功利，在六朝重风神的思潮下，追求文学的审美特性。文体之辨、文笔之分、绮靡浏亮之论、四声对偶用典之说，都在从文学自身来探讨文学。可以说，文学的独立起于先秦的文化精英——屈原，而其独立的最终完成和文学的自觉任务的提出和实现则是六朝的文化精英们共同完成的。从文化视角上讲，也可以说精英文化是中国文学独立与自觉的催生婆与执行人。而后世各种文学样式（如词、曲、戏曲、白话小说）由民间艺人走入文人之手，其完善、独立与雅化，都可明显的看出精英文化的影响与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