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文学研究初探

玉麒麟

王国维文学研究初探(ZT)

王国维是我国近现代相交时期的一位著名学者，十分重要的美学思想家、文艺批评家。是近现代东西文化碰撞中所孕育出来的学术大师，对现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其人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自小接受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有极好的国学根底，青年时代又对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著作发生过浓厚的兴趣，对他们的哲学和美学思想多有吸收与借鉴。而文学研究方面自1904年起，王国维写了一系列的文学研究著作，其中《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成为其文学研究的三大标志性成果。同时这也是中国文论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里程碑。分析王国维的学术研究，这两点尤其醒目：

一、借助西方文艺和美学观点，回归文学本身，发掘文学作为艺术的审美价值
受康德、叔本华思想的影响，王国维认为文学是纯艺术的、超功利的，他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中说：“唯美之为物，不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而吾人观美时，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中又说：“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至为此学者自忘其神圣之位置，而求以合当世之用，于是二者之价值失。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物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发明此真理（哲学家），或以记号表之（美术）者，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唯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这里可以看出他极力推崇“美术（文学艺术）”所表之的“不与吾人利害相关系”的“美”的价值，认为它同哲学所“发明”的内容一样，讲的是“天下万物之真理”，超越一时一国的“利益”，即文学的价值是在它的审美功能上。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他在《红楼梦评论》中说：“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 解读红楼一梦为主人公对生活之欲由沉溺到放弃的过程，书写了其由苦痛到解脱的生命历程。《红楼梦》一书成为超越利害关系的杰作，通过生命体验的真诚抒写，实现了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审美活动的本质。并在阐述了自己对于人生和美术的基本看法后，于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中，第一次从美学角度肯定了《红楼梦》为“彻头彻尾之悲剧”，为“悲剧中之悲剧”，从哲学与美学层次上去认识小说这一传统的通俗艺术形式，揭示出这部血泪凝成的杰作中曹雪芹所寄予的对人类命运的思考。而王国维这种分析尽管有自身理论上的偏颇，但却是对传统教化劝惩和消闲把玩的小说观的根本突破，甚至是中国文学理念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根本突破，“这是自汉代以来，中国文论第一次彻底抛开了儒家意识形态，彻底抛弃了经学知识体系而建立的批评话语；……这是中国文学观念第一次彻底抛开了对政治、伦理价值的依赖而对文学的定位；……这是中国知识界第一次把文论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领域、一种独立的精神活动而不仅仅是“经史”之附庸；……它在中国传统的‘言志’、‘缘情’、‘载道’、‘正心诚意’之外提供了另一套批评话语——审美。”[i]
同时，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可以更好的认识到《人间词话》把“境界”作为核心理论，以“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优美”、“壮美”，“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等一系列两辆相对的概念引入西方无利害关系的主客体审美关系，抛弃了清词盛行的“比兴寄托”之论，批评张惠言词论“深文罗织”；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可以更好的认识到即时在学术兴趣转向对客观知识性追求的《宋元戏曲史》中把“悲剧”美学概念引入元杂剧的研究中，以“自然”、“品格”、和“意境”美学概念评价了一元杂剧的审美价值，摆脱了传统的对 “劝善惩恶” 戏曲功能论，发掘了其本身的独立价值，真正的提高了戏曲的文学地位。

二、引入西方文艺研究方法，中西结合，改革和创新中国文论

可贵的是，王在引入西方美学理念过程中并不一味照搬和简单的形而上的思辩，而是同时引入具体的研究方法，道器并重。从他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正是在多年学习和研究西方的哲学和美学之后，紧接着进行有关古典诗词和戏曲的研究，在利用西方的文艺和美学观点进行阐释评价中国文学的同时，把西方学术研究方法，引入到中国古代文艺和美学的研究中来，开拓出文学研究的新天地。他不是简单地搬用一些新名词、新概念，而是善于运用西方对一些比较科学的新思维、新方法，来革新和改造中国传统的文艺研究。而他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中，除《红楼梦评论》受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思想影响较深外，以《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为代表的其他文学理论批评著作中，主要是运用西方的一些科学文学观念和新的思维方法，对中国古代诗词和戏曲所作的理论研究，特别是运用了西方擅长的“总括”和“分类”的方法，加强了抽象的、思辨的分析，但又能结合中国具体的文学创作实际，发扬了传统研究方法中的优点，因而取得了具有突破性的重大成就。例如在国学与美学完美结合的《宋元戏曲史》中，综合排比史料、分析归纳法进行戏曲历史论研究，用美学分析法进行元剧价值论研究。

更为可贵的是，他清醒地看到了西方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中也有它的缺点和片面性，而中国传统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虽然有明显的缺点和不科学之处，但也有它的科学的、有价值的方面。在《论新学语的输入》中他明确地对中西研究思维与方法各具短长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

“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及分析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殆不欲穷究之也。……故我国有辩论而无名学，又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之地位也。况于我国夙无之学，言语不足用岂待论哉。夫抽象之过，往往泥于名而远于实，此欧洲中世学术之一大弊，而今世之学者犹或不免焉。乏抽象之力者，则用其实而不知其名，其实亦遂漠然无所依，而不能为吾人研究之对象。何则？在自然之世界中，名生于实，而在吾人概念之世界中，实反依名而存故也。事物之无名者，实不便于吾人之思索，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乎，则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骎骎而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

这是一段非常深刻而精要的概括和分析，在提倡输入“新学语”的论述中，他指出了西方的思维和研究方法，重在科学的抽象的思辨的方面，善于用概括和分类的方法，“综括”“分析”出事物的理性本质，但它的缺点是常常“泥于名”，过于抽象而“远于实”，脱离具体的实际；中国传统的思维和方法，“满足”于具体的实际，不穷究于“分类”，缺乏抽象的思辨的能力，因此难于对事物的本质做理性概括，造成“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之地位”。可以清楚地看到，王国维中西双方各自在研究思维与方法上的短长，而这短长正好互补，所以，欲求中国学术的“进步”，在认识到国人学术劣势的基础上，必须吸收西方新思维、新方法，中西结合，扬己长、避其短；学其长、补己短。王国维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和认识的指导下，用新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文艺和美学的，其著作，特别是《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有原理，有例证，有分析，有推演，之所以能突破传统的印象评点和考证索引等诸派诸流，具有为学术界折服的深刻的理论价值，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其原因就在这里。

小结：王国维在近现代之交的中西结合潮流中，其引进全新的西方文艺理论、价值体系和异而有补于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大师虽已远去，但探寻、继承与传扬大师的学术研究实践与方法，对我们如何继承传统精华，借鉴他山之石，对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仍然具有莫大的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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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元代戏剧学研究》陆林著，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中国小说理论史》王汝梅、张羽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张少康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