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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期以后，上层社会使用硬木家具已成时尚。明代文人崇尚自然，贵黄不贵黑，黄花梨木自然受到明代文人雅士的大力推崇。他们依托木材的自然特征，设计制作家具多以实用为主，线条简洁流畅，从而给明式家具融入了浓浓的文化气息。黄花梨家具多见于明晚期至清早期。 依据现今保存完好的明清家具实物，我们发现，明式家具基本以黄花梨、紫檀、鸡翅木、铁力木这四大著名硬木为主要用材。这些高级硬木，材质坚硬，色泽与纹理自然华美。尤其是黄花梨木，纹理细密，橙黄色如琥珀，玉质感极强，其纹如行云流水，飘逸动人，为硬木家具首选用材。而清人喜豪华富丽，贵黑不贵黄。紫檀木色沉静，极为清皇室宠爱，因此成为清式家具的用材首选。可见，区分明清家具的主要用材是有规律可循的。 按照时下较为一致的观点，黄花梨、鸡翅木、铁力木等在明末清初已被大量用于硬木家具制作。由于它们的存世量有限，加之生长周期长，故到了清中期几乎用罄。因而，清中期以后，尤其是自乾隆时期开始，除紫檀木外，红木及花梨木被大量进口，担当起了清式硬木家具主要用材的重任。由此可见，“明贵黄、清贵黑”，不仅仅取决于统治者的主观意愿，也取决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以紫檀为首的清式硬木家具的形成过程。1644年，清帝国定都北京。在清初战乱不止、百废待兴的社会环境中，根本不可能存在艺术发展的环境和条件。直至康熙皇帝继位后，国力日趋强盛，家具制造和其他艺术品生产一样，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面对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和艺术渊源的汉民族，清朝统治者一方面为几千年辉煌的汉文化所倾倒，另一方面，对其自身的民族文化和审美情趣又难以割舍。在这种心态下，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将两者最大限度地调和起来。清代工艺品风格，包括清式家具特有风格的形成，不能不说与此有关。例如，故宫博物院现存的一些鹿角椅、弓箭箱等，虽是按明式家具的结构和造型制作的，但它们却无不体现着满族的游牧民族生活习性。 清代家具在康熙时期，基本保留着明代风格特点。随着社会的进步，清代家具至乾隆时期，才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形成了造型庄重、雕饰繁复、体量宽大、气度宏伟的清式风格。清代家具作坊以扬州、冀州、惠州为主，形成全国三大制作中心，出现了“苏作”、“京作”、“广作”等不同的艺术风格。从家具的工艺技术和造型艺术上来讲，至少在乾隆中期，清式家具便达到了顶峰。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片面追求华丽的装饰和精细的雕琢，以雕饰的繁多求胜。 雍正一朝虽然只有短短十三年，却如同它在历史上对清王朝的发展起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一样，在清式家具，至少是以紫檀为首的清式宫廷家具的形成与发展上，也是一个承上启下、新品迭出的重要历史时期。目前，一些传世的清式家具，虽无年款，但从结构考究、用料精选、属清式风格且无繁琐之蔽上可断定，当属雍正时期的作品。这些家具，当属清式家具中的佼佼者。 经过康熙、雍正两代的休养生息，到了乾隆年间，清帝国已臻于极盛。版图辽阔，四海臣服，经济繁荣，国库充实，国力达到“康乾盛世”的顶峰。这一时期的清式家具，也几乎走向了极致。 乾隆时期的家具，尤其是宫廷家具，具有以下两个显著特征：其一、用料贵重，且制作不惜成本，工艺精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一时期家具品种之多，式样变化之广，工艺水平之高，均超出清朝其他历史时期，是清式家具的鼎盛年代，也是清式家具制作数量最多、工艺最精湛、品种最丰富的一个时期。因此，有理由认为，和其他工艺美术品一样，乾隆时期的家具，最富有“清式”风格，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清式家具的代表。其二、装饰力求华丽，注重与其它工艺相结合。这一时期的家具大量使用了金、银、玉石、宝石、珊瑚、象牙、珐琅器、百宝嵌等不同质地的装饰材料，追求富丽堂皇的视觉效果。物极必反。就某些乾隆年间的家具而言，过多的非功能性装饰使其显得繁复累赘，过犹不及，破坏了家具的整体艺术效果。而就品种式样的变化而言，为了追求奇巧，一些器物做得越来越不实用。以丧失使用功能为代价，去追求所谓的标新立异，从而使这些家具成为一种摆设，乃至纯粹用于炫耀的奢侈品。 这一时期家具制作中出现的不良倾向，固然有其社会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与乾隆皇帝本人的好恶密不可分。通查乾隆年间《造办处活计档》不难发现，乾隆皇帝像对其他工艺品一样，对家具制作极有兴趣，不仅直接参与造办处的家具设计、制作和修复，而且往往具体到式样如何、尺寸大小、怎样更改。作为帝王，他的审美观对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制成的家具上面，自然而然地也会留下他的思想和情趣的“烙印”。可以不夸张地说，乾隆时期随着过度求奢之风的日益滋长，终开清式家具衰败之先河。乾隆一代六十年，从某种意义上讲，既是清帝国极盛的一代，又是由盛而衰的转折期。清式家具亦不例外。 清末由于国力衰败，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战争频繁，各种民族手工业均遭到严重的破坏，家具艺术每况愈下，从而进入衰退期。比如说在嘉庆道光时期，家具生产就出现了长时间的停滞。造办处活计日渐减少，主要工作便是修修补补、拆拆改改，几近停工。从当时皇家造办处的文件档案中可以看出，随着工作量的减少，家具生产规模日益缩小。民间家具多以仿宫廷风格为主，只是愈加简陋和粗糙，毫无艺术性可言。现在文物界把凡是制作近似乾隆、工料却又不够精良的清式家具，定为嘉道时期的制品，不无道理。这一时期宫中制作的家具很少，大量流行的家具多是民间制作的仿宫廷家具。其特点是偷工减料，装饰艺术变繁琐为拼凑。盛时清式家具的躯壳虽在，内在的精华已丧失殆尽。 鸦片战争以后，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中国已处在被外国列强任意宰割的阶段。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家具业随之结束了它曾经的辉煌。从全国范围看，清式家具不仅用料做工日益粗陋，形式也更为拙劣。其中，尤以光绪皇帝大婚、亲政时置办的一批硬木家具最为典型。这批家具有的出自北京几家木器场，有的是从香港和东南亚采办来的。总体而言，造型粗俗，雕饰繁滥，与鼎盛时期的清式宫廷家具判若云泥。至此，不论以苏作家具为代表的“明式”家具，还是以广作、京作、苏作为代表的“清式”家具，已如明日黄花，完全走向了没落。 古典家具界存在许多有争议的问题，而晚清黄花梨家具是否被历史淘汰这一话题就是其中之一。业界的专家们各有各的说法和解释，但从晚清那段历史来看，至少在皇宫里，这种家具已经几乎完全被紫檀家具所替代。 那么有些人就会问，为什么明代皇室更喜欢黄花梨家具，而清代皇室却钟爱紫檀家具呢?其实，这种偏好与各朝代皇帝喜爱的颜色有关，明代皇帝把黄土和黄色视为神明的颜色，因此同样有着黄色的黄花梨材质备受推崇。相反地，身为少数民族的清代皇帝，来自有黑色土地的地区，也自然就对黑色和有着深静黑紫色的紫檀情有独钟。当然，清代皇家完成紫檀家具替代黄花梨家具这一过程，也用了非常漫长的一段时间。一方面，皇宫庞大、家具的数量也比较多;另一方面，紫檀也是珍贵材质，无论是搜集还是制成器也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和过程。 但在清代皇宫里，真的没有残留一件黄花梨家具吗?当然也不是，由于皇家当时急于想让紫檀家具替代黄花梨家具，在有些黄花梨家具表面染上紫檀色的漆。当然，也有个别黄花梨家具备保留了下来，现在故宫和颐和园，也都少量的黄花梨家具，例如画案，南官帽椅等等。 黄花黎家具造型十分简洁、大方，很好地处理了“空”与“实”的关系。很多中国传统的水墨画，坚持道家知白守黑的境界。比例尺寸也处理得十分合理。如黄花黎靠背椅一对，整个靠背“空”也即“白”的处理十分合理。靠背板上两种不同图案的开光穿透力很强，灵气外透。黄花黎圆角柜一对，整体造型稳重大方，特别是柜垫的设计更为独辟蹊径，中间以两个抽屉承上启下，上下留出“空”，给人的想象力是无限的。每一件黄花梨家具的棱角没有锋利或扁平的，给人以浑圆、柔美的视角，也与儒家内方外圆的处世哲学相吻合的。黄花黎家具的每一个构件，每一个榫卯的设计与家具的整体构想是浑然天成的，精致而厚重。 以上是辨识黄花梨木的初级阶段，更重要的是从造型上判断，黄花梨家具盛行的十七、十八世纪，已将黄花梨家具定了位，造型虽千变万化,文人化的本质却非常统一。从本质上理解黄金时代的中国明式家具，再加上对黄花梨木物理性的了解，辨识黄花梨就会变得十分简单。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对黄花梨家具的认识进入误区，以为明式黄花梨家具大都是明朝生产的。而事实上恰恰相反，黄花梨家具生产的黄金时代是清前期至乾隆这一百多年，嘉庆以后就几乎不再生产。原因是明晚期嘉靖万历两朝，宫廷家具均以漆器为主。华丽的漆制家具占领市场，黄花梨家具显然不是主流。而清式家具由宫廷形成后才进入民间，这需要一定的时间，与人们的想象会有不小差距。因此，不能仅以“明代”、“清代”来断定年代。其实，绝大部分古家具的断代都是由制做手法提炼成“符号”以后综合决定的，了解细微变化，对判定明式家具孰明孰清才颇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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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2-28 09: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