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清凉如水

译者的话

　　二百年前，大英帝国以给乾隆祝寿为名向中国派出了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庞大使团，分乘五艘船只，浩浩荡荡，经过10个月的航行，于1793年7月底到达天津大沽口外，并于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了乾隆皇帝。
　　英国在率先实现工业革命之后当时已是西方的第一强国。它在世界各地拥有许多殖民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而中国却一直是东方的第一大国，虽然鼎盛时期已过，但仍统治着疆域辽阔的领土，周围许多国家对这强大的邻邦还得俯首称臣。
　　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英国急于向外扩张，以寻求原料与市场，自然觊觎这块远东的沃土。正是在这种扩张主义的战略下英国派团访华，希望同清政府谈判以改善两国的贸易；并进而建立经常的外交关系。
　　中国方面由于文化背景与政治观念的不同，认为“中央帝国”同异邦的关系只能是宗主国与藩属的关系，异邦只有岁岁来朝、俯首称臣。长期的闭关锁国使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对外部世界的进步与西方的科学文明一概不知，而为自己处于“盛世”沾沾自喜。他们认为英国是仰慕中华文明才遣使远涉重洋为皇上祝寿的。
　　这场聋子的对话尚未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了。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马戛尔尼觐见时是否下跪的问题并不单纯是一场礼仪之争，而是两种文明的撞击，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
　　法国作家阿兰·佩雷菲特先生就这一主题在1989年5月出版了《停滞的帝国》一书。该书一出版就进入畅销书行列，半年内就售出了20万册。
　　佩雷菲特先生出生于1925年，先后在第五共和国的前三任总统戴高乐、蓬皮杜和德斯坦时代担任过七任部长。1977年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0年后又以全部赞成的票数被选入道德与政治科学院历史部。1981年任法国最大的报纸《费加罗报》的编辑委员会主席，同时还是国民议会议员与普罗范市的市长，在法国的政界与学术界都颇有影响。
　　佩雷菲特早在50年代就有写一本有关马戛尔尼的书的想法。他在波兰克拉科夫的一家旧书店里偶然购得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外交部长恰尔托雷斯基收藏的一套游记，其中就有随马戛尔尼访华的斯当东与巴罗写的有关中国之行的书。法国人对中国的看法长期受到18世纪启蒙时期的思想家如伏尔泰等人的影响，以为中国是一个由开明君主治理得井井有条的国家；而英国人写的中国游记使佩雷菲特先生看到了另一个中国，他就想把这个中国介绍给他的同胞。
　　1971年他率领法国议会代表团访华，回国后他出版了《当中国觉醒时……》一书（1973年），到1980年该书出新版本时，仅法文版就售出了150万册。此书被认为是法国非汉学家写的关于中国最有份量的著作，奠定了佩氏作为中国问题专家的地位。
　　为写《停滞的帝国》，作者从1980年至1988年六次访华，参观了马戛尔尼使团走过的主要地方，搜集了12万多页原始资料；他打开了故宫的大门，研究了清朝廷有关接待英使的所有文件。同时他还从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南非等地阅读了大量未发表的内部档案。
　　作为此书的附录，他准备出三本资料集：第一本为清室档案，1991年底已全部译成法文，并以《中国人的观点》的书名出版；另外两本分别为英国外交部与东印度公司和天主教会的有关档案，现正在编纂之中。
　　作为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佩氏对马戛尔尼访华一事作出了这样的评论：
　　“如果这两个世界能增加它们间的接触，能互相吸取对方最为成功的经验；如果那个早于别国几个世纪发明了印刷与造纸、指南针与舵、**与火器的国家，同那个驯服了蒸汽并即将驾驭电力的国家把它们的发现结合起来，那么中国人与欧洲人之间的文化交流必将使双方都取得飞速的进步，那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化革命呀！”
　　闭关锁国只能导致文明与国家的衰退，无力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记取这一历史教训也可使我们今天更坚定地走改革开放的道路。
　　此书翻译的分工如下：
　　前言、小引　　　　　　　　　　　　　毛凤支
　　第一章至第五章　　　　　　　　　　　谷折
　　第六章至第二十九章　　　　　　　　　薛建成
　　第三十章至第四十三章　　　　　　　　夏春丽
　　第四十四章至第六十二章　　　　　　　毛凤支
　　第六十三章至第八十章　　　　　　　　钮静籁
　　第八十一章至第八十八章、结论、附录　王国卿
　　王国卿统阅全文。
　　本书翻译时得到了法国友人汤明毅先生及阿妮·吕埃女士、法国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图书协会和设在阿尔城的国际文学翻译学院的帮助，特在此表示感谢。
　　本书的出版还得到了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外国问题研究会会长张芝联先生、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先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朱雍先生、北京社会科学院外国问题研究所曹增友先生的帮助与指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原著旁征博引，涉及的参考书籍极多，有些无法找到，只能根据佩氏所引的文字直译；书中所引的中文材料绝大部分都已找到原文，有个别因来源不明无法找到的只能从法文译回中文，几经周折当然就不会是原来的模样了，读者引用时务请注意。

　　1992年12月

清凉如水

　　以我们欧洲人的准则来判断中国，没有比这更能使人犯错误的了。
　　马夏尔尼勋爵（1794年）

　　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政治专制国家。家长制政体是其基础；为首的是父亲，他也控制着个人的思想。这个暴君通过许多等级领导着一个组织成系统的政府。（……）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黑格尔（1822年）

　　要批驳黑格尔关于中国处于停滞不变状态的观点很容易……然而，黑格尔是对的。

　　艾蒂安·巴拉兹（1968年）纪念费尔南·布鲁代尔，他为马夏尔尼勋爵出使中国所吸引，并认为那是文明与思想的比较史中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时刻；并此纪念罗伯尔·胡尔曼，他那渊博的关于中国的知识和对中国的热爱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清凉如水

一次探索的冒险

　　历史中既充满了国王的见证，也同样充满了他们的仆从的见证。——伏尔泰

　　先进社会和传统社会相遇，我还从未听说过有比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时第一个爆发工业革命的国家和最杰出的文明国家之间高傲的相遇更有说服力的例子。大多数的文化冲突是“文明人”和“善良的末开化人”之间的冲突。工业化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用今天委婉的说法就是“北南”双方——的争论，一开始就由于殖民征服而恶化了，殖民征服使殖民地人民的心灵遭受了无法忍受的创伤，那就是一种集体的自卑感；它使殖民者在一度陶醉于自己的统治后，由于掠夺行为而不断地产生着自罪感。但是在许多世纪内得到不同发展之后，自认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两个社会——它们有着充分的理由可以这样认为——的代表的这种相遇却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它更具有典型意义：它有着在实验室进行实验的纯正性。
　　在战后的波兰，人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买到被政权弄破产的大家族竭力要卖掉的古籍书刊。1954年，我从克拉科夫的一个旧书商那里购买了一套旅行丛书，这套书是由一个显赫门第的幸存者脱手的。这套探险记盖有亚当·耶日·恰尔托雷斯基亲王的
　　藏书印章，此人在1802年因波兰被瓜分而反常地当上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外交大臣。在一个半世纪内，俄国的入侵造成了先辈的荣升和后代的不幸。这些贵族遭遇到可怖的命运，从宫殿被投入卡廷的万人坑；一些历尽沧桑的书籍失而复得，真是不可思议……
　　这套藏书曾在两个意义上惹人注目。首先，在18世纪的后半叶，欧洲兴起长途旅行的狂热。这种狂热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也曾在欧洲出现过；接着他们用两个半世纪的时间来消化自己的发现。这一次他们又跨出了新的一步：一个“有限世界”的时代即将开始。
　　其次，这些著作大多译自英文。在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然后是荷兰人共同垄断远征的时代后，轮到英国人上场了——这是个人口不多，却如巨人般有力的民族。他们远远超过了布干维尔和拉佩鲁兹的法国。他们无所不在；他们将去撞击大部分的古老社会，并迫使它们——尽管它们并不愿意，就是英国人自己也并非真正愿意如此——进入现代世界。随着他们殖民地的相继解放，英语成了世界通用的语言，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世上最强大的国家”面对“天下唯一的文明国家”
　　在所有这些记叙中，最吸引我的是跟随马戛尔尼勋爵的使团在中国与鞑靼的旅行纪实。其中一篇为使团的第二号人物乔治·斯当东所著；另一篇的作者是使团的总管，曾叙述过“邦蒂号兵变”故事的那位约翰·巴罗。我承认，这12卷书对我来说完全是新发现。对于18世纪的中国，我几乎一无所知，除了耶稣会士、莱布尼兹和伏尔泰曾经说过的：这是一个神奇的帝国，由一个欧洲人应该羡慕的“开明君主”极好地统治着。
　　您是否知道，正值法国大革命之际，英国人却派遣了一个浩大的使团前往中国，以使它对英国开放？您是否知道，他们就像面对巨人哥利亚的又一个大卫，尽管只有800万人，却认为自己是“世上最强大的国家”，并打算同一个拥有3．3亿人口——人类的三分之一——的国家平起平坐？而中央帝国——“天下唯一的文明国家”——竟粗暴地拒绝了他们所有的要求？
　　您是否知道他们的使节发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在启蒙时期被理想化了的中国？您是否知道他们曾竭尽全力彻底摧毁这个神话，并指责天主教传教士的书信为欺骗？您是否知道这个“不可超越的榜样”开始在礼仪上显得僵化，并因虚荣而显得做作？
　　最为奇怪的是一件表面上微不足道的小事导致马戛尔尼最终的失败：他拒绝叩头——即根据宫廷礼仪，在皇帝面前下拜叩头九次。这一插曲会使孟德斯鸠欣喜若狂，他曾用一件小事来解释恺撒之死：暴君违背惯例，忘了在全体元老院议员面前起立。以前最专断的行为也没有引起共和主义者的反应，但是这种傲慢的态度却导致了谋杀：“没有比违反他人的习俗礼仪更得罪人的事了，因为这总是蔑视他人的一种标志。”
　　“天朝”被得罪了。皇帝缩短了使团逗留的时间。两国关系破裂引起了悲剧性的连锁反应：两个民族的对抗；中国的崩溃；19世纪英国在东南亚的统治；20世纪西方与第三世界间因仇恨引起的误解。

禁止革新

　　马戛尔尼及其伙伴是来提议进行交往和贸易的，但他们在中国社会里见到的却是一个封闭社会的典型。那里的制度犹如台球那样结实——它是那么完整、精确、苛求，以至想不服从就会冒很大的风险。要摆脱它要么靠贪污舞弊，或者靠惰性——即什么都不干，——而极少靠积极性来实现。禁止革新，只要参照惯例就够了。给予孔夫子启示的或孔夫子给以启示的“经文”包含对所有困难的解决办法。这本书里一切都说到了。要改变其中的任何内容都将是自负的表现。
　　为了不变，最好是避免交往。但是英国人已把买卖做到了从未有过的水平；他们还想更提高一层。他们明白通过贸易，卖方和买方双方都能获利；犹如两个情人，每人都不可能独自获得只有对方才能给予的满足。满清时的中国对商人十分蔑视，对经商极不信任，对外国的创造发明拒不接受，这些都无一不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尽管国内的市场经济相当发达，对外贸易却被官僚政权的控制和垄断所扼杀。马戛尔尼使华是自由贸易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和对此最无动于衷的国家之间的相会。
　　这次远征使人深入了解到传统社会之所以“不发达”和先进国家“发达”的奥秘，它们之间的相会很可能将支配未来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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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凉如水

中国的不变性

　　1960年8、9月间，我从香港出发，对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探索。我马上就吃惊地看到这个社会同马戛尔尼的伙伴们描写的社会十分相似。简直可以说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都带有乾隆帝国时的全部遗传信息。中国以十足的中国方式在造自己的反。要同过去决裂，它却从中寻找可以依靠的因素来证明自己的不变性。
　　它的人口一直过剩，并长期受到贫穷、混乱和分裂的威胁。在医学方面，它始终局限于针灸、草药及十二经络。尤其是因为生计无定，中国人仍然像过去那样依赖自己的集体：每个人应该或不应该想什么或做什么，这些都要由集体来确定。
　　1960年的中国人仍赞同乾隆对马戛尔尼使华团的看法，这突出地表现了这种连续性。历史教科书，大学课本，以及我与之交谈的知识分子都用马克思的语言支持传统的观点。马戛尔尼的态度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殖民主义的”。所有的人都赞同乾隆的严厉的回答：“联无求于任何人。尔等速速收起礼品，启程回国。”毛不久前遣返苏联技术人员和“顾问”时也是这样做的，他当时宣布说：“我们要自力更生”。
　　尽管大跃进导致了灾难，许多中国领导人仍认为中国比所有其他国家都优越；西方最多只能为它提供一些方法。120年来它遭受的那么多不幸是因为它遭到贪婪的民族掠夺的结果。错误不可能是由它自己造成的。它落后了，但它将在几年内赶上去，它将恢复已有数千年的优势。

在文化革命中

　　1971年7、8月，我率领文化革命5年来获准前往的第一个西方官方代表团前去人民共和国，当时的国家政权与马戛尔尼打交道的政权离奇地相似，这使我惊讶不已。
　　对皇帝同样的崇拜：只是毛代替了乾隆。一切都取决于他的意愿。同样将日常的管理工作委托给一位总理，他领会这位活神仙的思想，井周旋于阴谋诡计和派系斗争之间，除了来自上面的赞同之外，他得不到任何支持。对恪守传统和等级制度的礼仪表现出同样的关注。同样接受一个共同的、可以解释一切的衡量是非的标准：只是“毛的思想”代替了“孔子思想”，康熙诏书之后是小红书而已。
　　土地占有同样的优势：乾隆蔑视英国工业革命的产品和各国商人，毛主要依靠农民而不是工人，这都是因为几乎全体人民都住在农村并以农业为生的缘故……
　　同样是私下的争斗，爆发于突然之间，而事前表现出来的某些迹象只有在事后才能理解。
　　1971年9月，我们回到欧洲后，同大家一起获悉毛的亲密的信徒、小红书的狂热鼓吹者林彪元帅可能想逃往莫斯科，并在空中被击毙。我们回想起中国的礼宾司司长在7月中建议我们为毛和周恩来，而不为林彪——尽管他是被指定的接班人——干杯。马戛尔尼及其伙伴回国几年后，他们得知宠臣和珅成了一出类似的悲剧的亡故者。在中国，今天同往昔一样，塔耳珀伊亚岩石在卡庇托山的里面，而不是在周围。
　　对外国人同样的不信任。他们只能扰乱中国的秩序；他们的好奇心十分危险；应当对他们严密监视……同样的集体反应：在闷热的夏夜，中国人继续夜宿在大街上……同样的俭朴；同样一碗米饭和烧白菜；同样的筷子……穿着同样的蓝灰色棉布衣服……同样好抽烟。
　　革命的暴力本身证明这些遗产具有多么强的生命力。消灭的是每个中国人身上的“反动的”东西。如果说“解放’是用流血止住了动荡，那是因为传统的包袱过于沉重：解放了的农民仍然在其被剥夺了财产的主人面前发颤。仅仅取消旧官僚体制的科举、等级和特权是不够的，党的官僚体系自然而然就取而代之了。还应当粉碎敌对阶级，羞辱知识分子，摧毁等级制度。中国就这样翻来覆去地从过去的杀戮又恢复到过去的状态。一些金色和红色的标语牌重复着这个口号：“古为今用！”毛的壮举就是赋予中国人这样的感受：他们在废除其遗产的同时仍然忠于它。

清凉如水

英国人的看法

　　1973年发表了我对动荡中的中国的想法，其中多处提到马戛尔尼使团。许多读者询问我如何能得到那本书。我曾有过再版该书的想法，因为那次出使在法国罕有人知。诚然，斯当东和巴罗的两部纪行当时很快被翻译，一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拿破仑读过这两本书。它们启发他说出了这句名言：“当中国醒来时，世界将为之震撼。”但是，过后这段插曲就被我们忘却了。甚至连学术著作都对此只字不提；汉学家们限于人手，又都要专攻一个课题，所以对此尚未作出任何研究。于是便开始了一段搜集资料的漫长时期。
　　在英国，因为出使之事曾轰动一时，所以幻想也就烟消云散了。如果中国依然闭关锁国，就应当砸开它的大门！当时除了斯当东和巴罗的两份官方报告外，还发表过四份汇报。卫兵霍姆斯的日记十分天真。大使跟班安德逊的日记则被有倾向性的记者孔博“整理”过。亚历山大是两位随团画家——如同当今的摄影师——之一，他的日记同他的水彩画一样富有色彩。最后是赫脱南的日记，他是德国人，大使的见习侍童的家庭教师，遣使会在北京的传教士拉弥额特神父在谈到他时写道：“不全是他发明的**。”
　　后来又出版了两本纪行。一本为“天文学家”丁维提所著，他被“中国人的幼稚轻信”惊呆了。第二本是马戛尔尼勋爵亲自写的，很晚才出版了一部分：1908年海伦·罗宾斯意外地发现了手稿后出版的；1962年由克莱默－平教授出版了经过精心校勘的另一个版本。
　　偷懒重印这些著作中的某一部是否就够了呢？这些著作互相补充，互相修正。我继续寻觅，发现了从未出版过，甚至也从未被引用过的文章。如见习侍童的日记：小托马斯·斯当东出发时年仅十一岁，他天真地记载了父亲和大使由于外交上的原因而掩饰的事情；他的学生作业当场揭露了成人叙述中的不准确之处。还有1817年他作为副手的第二个使团——即阿美士德勋爵率领的使团——的纪行。最后是他的回忆录，在1856年出版。又如指挥舰队的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的手记。“印度斯坦”号船长马金托什写的航行日记，那是一位厉害的生意人，在远东的商业航行中久经考验。还有使团秘书，马戛尔尼的表兄弟温德的日记。随团医师吉兰博士的科学笔记。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代理人与伦敦的“先生们”之间的书信。马戛尔尼与内政大臣、波特政府的实力派人物敦达斯之间的书信。这样，我们就有差不多15位经历过英国使团访华的种种曲折的见证人。
　　难道不能将英国人的看法与其他西方人的看法加以比较吗？有一个瑞士人：夏尔·德·贡斯当，以及4个法国人，他们是：安特卡斯托骑士，他在1787年被路易十六派往广州；夏庞蒂埃·德·科西尼，此人在广州居住了相当长时间，1799年对斯当东的纪行作出了反应；1784年至1799年在广州负有使命的吉涅骑士；法国印度公司的代理人皮隆，他目睹了马戛尔尼途经澳门的情况。5个见证人中的后两位就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别扭关系撰写了带有实质内容的报告，这些报告保存在法国外交部。

清凉如水

传教士的观点

　　当时生活在北京和澳门的传教士——法国的、西班牙的、意大利的、葡萄牙的——对使团的活动十分关注。著名的耶稣会神父钱德明生前写的最后一批信件涉及英国使华的事。耶稣会的档案中有数十封信，如果耶稣会没有在1773年被取缔的话，本来也会在《耶稣会士书简集》里发表的。天主教遣使会的档案同外国传教团的档案里也保存着这类信件。
　　在澳门，我有幸同葡萄牙最博学的历史学家戴西拉主教过往甚密。他年幼时便去中国，在有关葡萄牙历任总督与天主教传教会的资料堆里度过了漫长的一生。1966年时，他在葡萄牙老城领导的圣·约瑟神学院里有一百多位欧洲教士和中国学生。……文化革命动乱一开始，所有人都逃往香港。他忧愁地对我说：“如同一群麻雀。唉！寻求殉道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又只剩下了戴西拉神父和年纪最老的几个教士。他剩下要做的事就是致力发表《澳门史》。
　　按照他的说法，马戛尔尼的使命既是为了让中国开放通商，也是为了侦察一下澳门的情况。“英国人本性妒忌。小小的葡萄牙在澳门扎根已有250年了：英国人必须得到另一个澳门，否则就要夺走我们的澳门。马戛尔尼详细地记录了葡萄牙的防卫情况。传教士们没有为这种伎俩所欺骗！同中国一起总是可以融洽相处。而同英国人则毫无办法！”
　　多么荒谬啊！在革命战争与帝国的历次战争中，葡萄牙是英国的盟友。然而，它在中国的传教士却强烈地反对英国人——这些“傲慢的异教徒”。戴西拉主教只是把试图阻挡马戛尔尼出使的葡萄牙神父的争吵老调重弹而已。相反，当时法国和联合王国处于战争状态，北京的法国神父却在竭力帮助英国人……
　　戴西拉神父一面让我看他的研究成果，一面模仿马戛尔尼见乾隆时的情况：“他倨傲地屈起一条腿，就这样。这对皇帝是种侮辱！葡萄牙教士整天叩头，即便人家不要求他们也叩！处于马戛尔尼的地位，我会不止叩一个头，而是十个，一百个头！这样才能有所进展！要是两个自大的家伙——马戛尔尼和80年前的铎罗红衣主教——没有把一切都弄砸了的话，西方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本来是可以日趋密切的。铎罗红衣主教不但不去平息中国礼仪之争——他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反而由于他愚蠢地毫不让步，使传教士在两个世纪内所作的努力毁于一旦。”戴西拉主教还夸张地模仿了教皇特使自命不凡的态度。他长长的胡须同他的袖子一样白，并同样被汗水所浸透，因为愤怒而微微颤动着。
　　我已能收集的出版的或未出版的著作共有1．2万页：全部出版是不可能的；如限于只出一本则令人十分遗憾。于是，我便着手以叙事作品的形式将这些见证归纳综合。《英国人的看法》与《传教士的观点》至少将摘录发表在两本附带的集子中。

清凉如水

中国人的见解

　　我还缺少中国人的见解。在1928至1929年间，中国档案馆编了一份印数有限的简报。《掌故丛编》里面确实发表了若干有关这个使团的诏书，以前只是从英国的资料中才能读到这些文件。但是，我认为天朝的官僚政权不可能不就这个史无前例的使团频繁通信。
　　1980年，我要求北京大学一位历史学教授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帮助。他曾经校对过《法国病》的中译本，他答应指导他的一名学生在内廷档案中去寻找有关英国使团的朝廷书信和官员的回忆录。
　　在此期间，即1981、1984、1986、1987和1988年，我对使团途经之处作了分段旅行：澳门，舟山群岛和宁波港，北直隶湾，天津，北京，在鞑靼地区直到热河（承德），从北京到广州的内陆旅行，途经苏州和杭州，再回到澳门。我有幸由侯仁之教授伴同作了热河之行，他是北京大学发掘清朝文物的专家。他熟知马戛尔尼及其伙伴曾经居住过的，或者是他们在北京、京郊或去鞑靼的路上可能见到的幸存的或已不复存在的建筑。在热河，我们用了两天时间来确定“避暑山庄”中使团下榻处周围的形形**的建筑物。
　　1987年，在我的第七次旅行中，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在等着我——一件对研究人员来说再高兴不过的事。一位年轻的大学生朱雍花了一年多时间在挑选堆积在紫禁城地下室里的文件。他收集的数量有420页之多，均用天朝官员的简洁语言工整地抄成。我就一头扎进这批珍贵的材料中去了。用墨写在许多卷宣纸上的一部分是朝廷文书——皇帝的亲笔诏书，或是以他的名义由总理大臣或五位大学士之一签署的谕旨；还有职位最高的官员直接写给皇帝的奏折。所有这些规格统一的文件都像手风琴似的折着。批注均为朱红色：这是皇帝亲笔写的批示，他每天用好几个小时批阅这些文书。纸张看来完好如新。简直可以说这些原件是在头天写的——并用熨斗熨去了皱痕。
　　他们将文书原件的缩微胶卷复制版交给我时就像一位教士给我圣体一样小心翼翼，并向我指出从未有人收集到如此数量的宫内文书。“您优先得到这些文书的复制本表明，1978年12月召开的三中全会通过的开放政策已扩展到档案领域。”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部门：它们是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这批没有先例的天朝文书即将公诸于世。人们在本书中会见到若干有意义的片断。例如读者将会惊奇地发现“彩虹勇士”号事件在两个世纪前已经预先发生；您将了解到英国人曾向中国建议军事结盟反对法国。这些书信敲响了危险来临的警钟。我们看到庞大的组织开始制造抗体以便驱除敢于进入它内部的外来物体。
　　我在1988年进行了第八次旅行，这次又是双喜临门：收到了有关阿美士德使团的全部宫内文书；尤其是发现朱雍根据1979年历史性的抉择重新看待历史，他的论文对乾隆的政策作了非常严厉的评价——闭关自守及拒绝现代化。沿途有30架摄影机
　　斯汤达把小说看成是“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读者下面读到的这个故事则是由一套30多面镜子，或确切地说是由30多架摄影机制作成的，它们被安放在书中某些人物的肩上，或被藏在使团路经的途中。我仅限于整理和核实这些见证。通常我只是让他们自己说。这些观点各式各样，以至两个世纪以后，我们能够首先勾勒出当时在场的人尚不清楚——当不是他们蓄意把事情真相弄得模糊不清时——的事情真相；我们还要把历史上这次不成功的约会所提出的重大问题揭露于世。
　　为什么中国直到16和17世纪仍能以大量的发明和讲究文明领先于西欧而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为什么随后它却让别国赶上，然后被人超过，而到19世纪它的部分领土竟像由停留在石器时代的部落居住的地方一样沦为殖民地呢？以至到了20世纪，它竟成了世界上最落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某些国家又是如何“觉醒”的，而其他国家——或者就是那些醒了又睡了回去的国家——为什么，又是如何“沉睡不醒”的？中国昔日的命运会不会有一天成为我们的命运呢？
　　在乾隆皇帝接见马戛尔尼的四分之三个世纪以前，彼得大帝想让俄国不惜代价去仿效西方。乾隆的祖父康熙——彼得大帝和路易十四的同代人——也隐约感到过这种需要。而在马戛尔尼使命失败后的四分之三个世纪，明治天皇更是强烈地感到日本也有这种需要。长期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起飞了，而他们文化的故乡的文明之火却被自己的灰烬压着正在熄灭。不论从地理角度还是从历史角度来看都处于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中间的乾隆皇帝为什么轻蔑地拒绝外国人向他提供的帮助呢？
　　交流是否会消除我们自身的特性呢？是否会导致种族和文化上的混杂，从而在可口可乐和胶姆糖的文明世界中产生眼睛稍带蒙古褶的、淡咖啡色皮肤的混血儿呢？这种单一化难道是面对必然导致闭关自守、社会动荡与完整主义的民族主义再次盛行能作的唯一选择吗？我们的儿孙们能否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忠于自我和对人开放之间作出一种和谐的综合呢？
　　所有的人都在猜想这些问题将对各国人民的命运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为了感受一下马戛尔尼使团事件如何会同全球的命运攸关，只须跟随见证人之———托马斯·斯当东出游即可。他那分作三个阶段的故事将会对以上问题给予初步的回答；它向无人知晓的领域打开了一扇天窗。

清凉如水

　　三个时期的见证人
　　（1793年，1816年，1840年）

　　你们这些生活在，——尤其是刚开始生活在——18世纪的人应当为之庆幸。
　　夏特吕，《论公众幸福》

　　1793年9月14日，蒙古，清晨4时：天色依然漆黑。在朝廷避暑的热河行宫内，纸灯笼照耀着天子的帷幄。在庞大的英国使团中，被允许进入帷幄的唯有马戛尔尼勋爵，他的副手乔治·斯当东爵士，他的翻译李神父——那不勒斯一所神学院出来的一名鞑靼教士——和托马斯·斯当东，他的12岁的见习侍童，乔治爵士的儿子。男孩一年前离开英国就是为了眼下这一时刻：他负责给大使提他身着的巴茨骑士斗篷的下摆。在旅途中，700个英国人中无一肯劳神学习中文，而他却不费力地做到了这一点：儿童的天赋为他提供了方便。

　　7点，皇帝终于驾临。所有的人——朝臣、鞑靼亲王、附庸国的使臣——都在叩头：屈膝下跪三次，每次俯伏三次，前额触地九次。所有的人都这么做，除了英国人，他们只将一条腿屈膝跪地：勋爵回避这个礼节，认为这是使他的国家丢脸的事。他希望以他称之为“大海的统治者”和“世上最强大的君主”的那个人的名义，成为有史以来世界各国第一个向天朝委派常驻使团的大使，第一个以平等身份同中国商谈事务的大使。
　　一个内侍为他引路。马戛尔尼由见习侍童提着斗篷下摆登上了皇帝帐篷前的台阶。他用双手把一只装着乔治三世国书的精致的金匣高举额前。皇帝交给马戛尔尼一根由硬玉雕制成的白色权杖作为对乔治国王的馈赠；又给了大使本人另一根玉石节杖。马戛尔尼与见习侍童倒退着走下来。现在是乔治爵士由他的儿子陪同上去行屈膝礼。皇帝同样赐与他一块雕刻过的宝石。当他听说见习侍童会讲中文时，他解下挂在腰间的黄色丝织荷包，破例将它赐给孩子，他还表示希望听他说话。托马斯自如地向君主表示从他尊贵的手中接受馈赠时的感激之情。乾隆显得很高兴，似乎孩子得体的表现使皇帝忘却了他主人的失礼行为。

清凉如水

一个斯当东代替另一个斯当东


　　23年后，1816年8月28日，托马斯·斯当东既长了年龄，又升了职务，他正准备英国使团对天子的第二次觐见。皇帝已不再是乾隆，而是他的儿子嘉庆。托马斯也代替他父亲成了使团的第二号人物。新的大使名叫阿美士德勋爵。
　　英国人抵达北京时已疲惫不堪。因为有了1793年的先例，他们自进入中国领土起便不断表示其坚定不移的立场；他们不会叩头。
　　托马斯爵士已在澳门和广州居住了近12年，先是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专员，后来成为该公司的代理人。作为第一个会讲中国话的英国人，他是向西方揭示曾被传教士的乌托邦主义所掩饰的中国的另一面的首批英国汉学家之一。与为马戛尔尼充当顾问的父亲相比，他更是阿美士德可贵的副手，因为他熟识中文和中国人。
　　然而，阿美士德勋爵和托马斯爵士深夜刚到北京，便被推入圆明园的一个院子里。中国人要让他们当场就俯伏在嘉庆的脚下。有人抓住他们的双肩。他们抵挡着别人的推推搡搡。他们拒绝见皇帝吗？于是马上就把他们赶了出去。

清凉如水

托马斯爵士，鸦片的代言人

　　又过了24年。1840年4月7日，下议院正在进行激烈的辩论。在广州的英国商人受到处死的威胁；正在准备对中国派遣远征军。一位受人尊敬的议员，托马斯·斯当东爵士起身发言。48年前，他随前往中央帝国的第一个英国使团在朴次茅斯登船。他正是由朴次茅斯选出的议员。他说：
　　“我们进行鸦片贸易，是否违反了国际法呢？没有：当两广总督用他自己的船运送毒品时，没有人会对外国人也做同样的事感到惊讶。”
　　“北京朝廷有权强化司法措施以制止鸦片贸易。但迄今为止对外国人最重的处罚是禁止经商或驱逐出境，现在它能粗暴地判处他们死刑吗？这种追溯既往的做法是对人权的不可容忍的侵犯。中国人要像对待他们的叛乱分子一样用剑刃来对待英国人，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那么在印度我们也会很快不受人尊敬，并且渐渐地在全世界都会如此！正在准备中的战争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它的结局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根据胜负，这些影响又将是截然相反的。如果我们要输掉这场战争，我们就无权进行；但如果我们必须打赢它，我们就无权加以放弃。”
　　全场肃静，倾听他的这番讲话：所有人都知道，不仅没有一位议员，而且没有一个英国人比他更了解中国。几分钟后，大厅里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以表示欢迎他的结论：“尽管令人遗憾，但我还是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1793年，两个第一年11岁时作为英国派往北京的第一位特使的见习侍童；35岁时成了新特使的副手；59岁时当上了议员并极力主张进行鸦片战争：这便是那位有运气亲自参加了发生在半个世纪内的世界重大事件的见证人。
　　远东和中国的关系并非始于1793年，而要早得多。但是1793年是长期对抗的意想不到的起点，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还没有停止对此承担后果。
　　1793年：对法国人来说是个多么具有法兰西意义的年份！简直可以说历史在其他地方都停止了它的所有的能量，包括毁灭性的能量与创造性的能量都凝聚在巴黎发生的事件上。法国开始向欧洲开战，并非为了扩大一个省份，而是为了“打倒暴君”。
　　这同世界上另外两个更为强大的国家里的平静气氛相比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呀！——在同一年，这两个强国以无事的方式将造就后两个世纪的历史！从表面上看，联合王国和中国什么都没有发生。英国人眼见成千上万惊恐不安的流亡者源源而来，尽管对法国发生的事迷惑不解，但多少还是置身事外。在中国，乾隆皇帝完成了他第58年的统治。他对国民公会和法兰西共和国一无所知。当消息最终传至北京时，除了像一则在不熟悉的海洋上空出现了龙卷风这样的无用新闻外，还会给他带来什么呢？
　　当时，英国是这样一个西方国家：尽管国土有限，人口不多，却由于商品经济，机械化及工业革命而取得了飞速的发展，所有这些在大陆欧洲则还处于摸索阶段。中国也达到了鼎盛时期。在乾隆皇帝漫长而辉煌的统治时期，中国本土的人口翻了一番还多，它的领土面积也增加了一倍多，中国恩泽扩展到安南、交趾支那、暹罗、缅甸、**、西藏……朝鲜、满洲里、蒙古、突厥斯坦及中亚直至威海，甚至里海。从未有过如此多的人对同一个政权表示顺从。
　　在这两个人类取得丰硕成果的国家之间，直到那时仅有少量的贸易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如果这两个世界当时增加接触，相互吸取对方最成功的经验；如果那个比其他国家早几个世纪发明了印刷术和造纸，指南针和舵，**和火器的国家同那个刚刚驯服了蒸汽，并即将制服电力的国家把各自的发明融合起来，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信息和技术交流必将使双方的进步源源不断。这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化革命啊！……
　　这就是历史赋予远东和远西的机会。但是聋子——地球上最强大的聋子——之间的对话使这个机会付诸东流。两个傲慢者互相顶撞，双方都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把对方推到野蛮人的边缘。
　　中国拒绝对世界开放，而英国人则不管别人愿意与否想让世界对所有的交流开放。欧亚大陆的两极在50年里将从文化冲突变成兵戎相见。
　　托马斯·斯当东是一个错过了重要机会的“带有倾向性的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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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个别人不抢的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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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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