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北地区黑土地上,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
尽管丰收在望,种粮大户陈卓已经开始为明年种什么犯愁了。
“国外玉米运到中国,还要比咱们玉米每吨低将近一千元,玉米降价是早晚的事。”陈卓说。
在中国产粮“状元市”吉林省榆树市,像陈卓这样担心玉米政策变化的农民并不在少数。
年初开始,中国相关政策研究和决策部门的官员,密集奔赴东北地区开展玉米收储政策调研,希望推出与市场接近的收储政策。
9月17日,中国临时存储玉米挂牌收购价调整为2元每公斤。这是自2008年以来临储价格的首度下调,相关专家及企业界人士认为,此举将有助于国内玉米市场从“政策市”向“市场市”过渡。
同时,中国农业部在东北四省区部署调减玉米种植面积。吉林省农委公布的今年粮食播种面积,相较2014年减少了91万亩。
中国东北部的黑土地是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之一,由于玉米作业简单,适应性强,加上政策推动,东北地区种植面积逐年扩大。
据统计,东北三省玉米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已由2003年的9417.3万亩增至2014年的16954.5万亩,11年间种植面积增长了7537.2万亩。
“东北地区玉米种植面积的增长,是由大豆、水稻以及杂粮杂豆的减少为代价的,‘五彩农田’变成了‘黄金玉米’。”吉林省农科院院长吴兴宏说。
玉米独大的生产种植结构,在东北地区形成了特有的玉米经济形态,让玉米不断在“资源”和“包袱”之间变换,东北地区曾出现多轮玉米滞销现象。目前,东北地区的玉米库存高达3208亿斤,占全国玉米库存的78%。
同时,从最低保护价设立到2008年临储政策出台,政策对粮食流通调控力度不断加强,“政策市”逐步成为中国玉米市场乃至粮食市场的主要特征。玉米价格在政策推动下,不断水涨船高,“政策市”在保护农民利益的情况下,干扰了玉米市场,出现了价格刚性上调的市场预期。
目前东北地区四省区库存4300亿斤,占全国的48%。“东北地区收储压力巨大,政策性粮食库存年年‘滚雪球’,中央财政负担也越来越重。”中储粮吉林分公司购销计划处处长宋海河说。
另外,由于农民对最低价收购政策的依赖,不断加大投入,农药、化肥施用量接近极限。农用化肥平均施用量达到434公斤/公顷,是安全上限的1.93倍。导致地力逐渐下降、土壤板结,黑土地流失,不仅粮食可持续生产能力降低,且粮食生产成本逐年增加。
“农产品和玉米深加工企业一定程度患上了‘补贴依赖症’,必须实施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破解玉米及部分农产品的两难局面。”中国粮食协会玉米分会副秘书长刘笑然说。
近年来,中国逐步推动农产品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改革,对实施近7年的农产品保护性托市收储政策进行调整,棉花、大豆、菜籽等品种相继由收储改为直补。国家采取的各种政策措施,应该是生产归生产,市场归市场,更注重发挥市场形成价格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价格信号引导生产、调节供求。
2014年,国务院取消了棉花和大豆临时收储政策,并对新疆(含兵团)棉花和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的大豆实行目标价格改革试点。2015年,油菜籽临储收购也实施新政策,收购定价权下放到各省,而补贴方式分为直接补贴给农民和补贴给油厂作为加工费用两种。一直靠国家财政补贴的临储政策变数增加,意味着国家层面开始对粮油收储进行改革。
“尽量要用经济杠杆和经济手段,发挥市场作用,少用行政命令和行政手段,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作用。”刘笑然说。
东北地区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粮食调运和商品粮储备基地。中国在东北实施的多项改革措施,有助于加快东北地区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推动东北地区成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基地。(采写记者:刘荒、齐海山、辛林霞、王炳坤)
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司司长盛松成25日在上海举行的“2015中国金融创新论坛”上表示,人民币贬值是短期现象,当下推动汇率改革正当其时。
盛松成称,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汇率波动和资本流出是外汇市场的短期临时性反应,不能因为人民币短暂贬值而否定中国的汇率改革,目前推进汇率改革正当其时。
盛松成说,从国外环境看,最近半年,由于预期美元加息,投机资金流向美国。从国内环境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企业利润率下降、债务率提升较快,股市波动,利率下降等因素引发恐慌避险情绪。从外汇市场看,人民币离岸市场、在岸市场互相影响,境内外人民币市场出现套利机会,加速了人民币汇率波动。但这些因素大多是暂时的,中国对国际资金长期吸引力仍然存在。
“最近十年来,多数时候人民币是被低估的,短期人民币即使有贬值压力,贬值幅度也不会太大”,盛松成说,“目前中国的利率远高于美国,未来中美利差仍将存在。中美都是大国,中美利率是互相影响的,中国的利率不会一直下降,美国的利率也不会一直上升。目前中国利率下降能抑制人民币升值,所以推动汇率改革正当其时。”
在谈到最近中国金融市场的波动时,盛松成表示,近几年中国债券、股票、汇率等金融价格大幅波动,是改革没有到位、改革不够协调的表现。首先,中国利率、汇率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并不完全协调,汇率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相对缓慢。其次实体经济改革滞后于金融改革,再者金融市场建设滞后,“只有继续协调推进各项改革,才能降低改革成本和风险,化解潜在危机”。
在论坛上,中国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指出,中国的存款市场只对银行开放,抑制了其他金融机构的发展,所以应该开放大额存款市场增加社会信贷供给,而现在已经具备了支持这种创新的条件。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则认为,中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非常高,导致融资的风险成本较高、较贵,改善企业资产负债表需要发展国内金融市场、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使得金融机构能竞争性地提供金融产品。